《齐东野语》中的士风分析（二）

《野语》中记录了很多士人的逸闻轶事，在这些事件中士人的形象也被鲜明地刻画出来。就周密忠义为国、孝义侍亲、心存仁善、学识才干、恭谨有礼和精神境界六个方面来综合考量，可以对其中士人形象作如下划分。

士人的形象分类

对功名利禄的贪婪是腐蚀士人品格的一剂毒药，阿谀奉承之间足以腐蚀修身养德的士人操守。卷十一《王沈趋张说》中王质和沈瀛本以为人正派被人称道，相互约定不趋炎附势去拜访张说，却在张说的客堂上尴尬相遇。

卷十三《傅伯寿以启擢用》中的傅伯寿以“独仰韩公（韩侂胄）之斗”被擢用。卷十一《苏师旦麻》一条中易祓为苏师旦草麻，极尽阿谀奉承，虽被升官，但为人所不齿。对富贵荣华的过分追逐己经表现出士人道德自律能力的下降，而更有士人毫无君子气量，恶意打击报复。

卷九《陈周士》一条中记载，陈周士因赵德渊的小吏偶遇其聚会，一时趋避不及，就认为自己受到轻视而打击报复。卷十《黄子由夫人》一条中的赵从善被黄子由的夫人胡氏指出其碑文之误而怀恨在心，更在胡氏死后公报私仇坏其名声。卷十《脱靴返棹二图赞》中陈举和赵挺之闻风奏事，使黄庭坚遭祸被贬。

这两人被当时的宰相和内侍所厌恶，最终也不得好结局。周密不由“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报复”，士人多重利轻义，丧失品行。虽尽力呼号士之生世，不惮为君子，然终是应者寥寥。

《野语》中不仅记载了普通士人品行的堕落，甚至连道学家朱熹也被拉下神坛。这个本应洁身自好足为士人榜样的大学者，却陷入小人导演的闹剧中无法自拔。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中记录唐仲友自恃才华轻视朱熹，本也不伤大雅，但在陈同父挑唆下朱熹与唐结怨，之后朱唐两人互相搜集对方罪证上奏到皇帝案前，皇帝依据王淮“此秀才争闲气耳”的解释两平其事。

然而国事繁多、边境不安，他们不思为国效力，反而逞一时之气相互攻讦，最终还要劳烦皇帝出面亲自裁决。虽皇恩浩荡不予深究，但如此士人立身朝堂必无益于江山社稷。即使是朱熹这样享誉后世的学者尚且无法高标傲世，只能在小人的串掇下上演损人不利己的滑稽闹剧，更何况是一般士人。

这些士人也是读圣贤书进入仕途，却不思先忧天下后乐其身，反而考虑的是占据权势，努力钻营，即使阿谀奉承、献媚求上、为人不耻也在所不惜。卷十一《道学》条中记录了一些嗜利无耻的浅陋士人，为图进取攀附道学，在道学被逐之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这些士人全然失去了读书人知书识礼的操守。揭去儒雅君子的面具之后，如此德行败坏作为一种确实存在，足以陷大宋朝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野语》卷一《表答用先世语》中引用杰出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之说，并著录忠宣公遗表中“盖尝先天下之忧，期不负圣人之学”的话，士人寒窗苦读所积累的学识是要用于治国安天下的。

然而卷十一《黄德润先见》一条中记载的黄洽身为台谏，但多数时候沉默不发一言。在内禅一事上被皇帝亲自询问，虽意见中肯，可未被采纳。面对宋朝政治的各种弊端，身为台谏官，不能积极建言献策，本就有尸位素餐的嫌疑。

后被皇帝问及看法才直言己见，一旦意见被否决，不是担心国家因此陷入困境，“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资政知潭州”，立刻为自己铺就后路以顺利地远离是非，这样的士人缺少应有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同卷的《姚孝锡》一条中记载金人紧逼雁门之际，州将们忙着议论投降的时候，姚孝锡作为守官竟然卧床大睡。即使不赞成同僚们的做法，也不应如此玩忽职守地逃避问题，消极应对的最终结果是雁门失守。作为士人本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即使境况己经无力回天，却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普通官员的私心己经使宋朝政治危机四伏，而《野语》中还载有一些宰相也消极怠工。卷十八《赵信国辞相》中的赵葵虽以文学科起身，但具备武将才华，守边之时，威名远著，边境安然。然而却执意求退，不管边境问题多严峻，当朝统治者如何挽留，辞表坚持写了五次，终以疾病为借口卸下国事的重担。

卷三《绍熙内禅》中宰相留正劝皇帝早立太子，本也是巩固国本的重大举措，因担心皇帝猜忌自己，加上殿前伤足的不好征兆，而力请罢免。卷二《符离之师》中的丞相史浩反对督府乏用而取之于民，虽然建议正确而中肯，但是最后加上了“必欲取民，臣当丐退”。

不管是准丞相的赵葵，还是正居其位的留正和史浩，动辄即以辞官卸职为念，而不顾及国家的安危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这样的明哲保身之举，缺少了士人应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魄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家国意识。对于宰相这一职位的重要性来说，实在过于轻率和荒唐。

相对于沉默是金明哲保身的台谏黄洽，卷三《绍熙内禅》中有“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置己身生死于度外的陈傅良。卷七《洪君畴》一节中有一心为国仗义执言的洪公天赐。他们为国家的福祉忘我奔走，这样的士人正直而伟大，值得世人敬仰追念。

卷十一的《媵茂实》一条中还记载，媵茂实出使金国，被囚不得归宋，报着必死的信念，坚守对国家的忠诚。后忧愤成疾客死异乡，后人感其忠义，为之起墓雁门山。在他的绝笔诗中写道：“裹尸以黄旙，题作宋臣墓”。这样的士人做到了以天下为己任，坚守节操，没有辜负圣人之学。

又《吴倜》一节中吴公度以第一名的成绩补太学，艺压礼部七千士人，为当时名人。他有众人不可企及的才华，也坚守着士人不容侵犯的尊严。因直言自己不愿为蔡京的跑腿小厮，而被蔡诬蔑目无君上失去晋升之阶。

但士人铁骨铮铮之不容侵犯也由此而见。在内忧外困的宋王朝，这些坚守节操、心怀家国天下的士人才是扶危济世的中坚力量，然而就周密《野语》中的士人记载来看，高洁之士不仅数量少于随波逐流之辈，而且处在世俗的打压之中。

《野语》中记载的很多士人之间都存在争执和矛盾，即使朱熹这样的学者也身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使得宋代士人整体形象上大打折扣。如果《野语》中的士人关系还有一抹亮色的话，那就是卷八《赵德庄诲后进》和卷二十《刘长卿词》两个条目中所载的前后辈关系，温情脉脉令人向往。赵德庄作为前辈告诫刚登第的赵汝愚“请毋以一魁置胸中”，表现出久经世事的睿智谦逊和对后进的提携指引与殷切希望。

丞相吴潜闲居时，得到后辈刘长卿的尽心陪伴，在刘长卿被朝廷召还时，吴潜为表感谢不仅赠送贵重礼物，而且挥泪相送数十里。这两则记载中前辈对后辈爱护有加，后辈对前辈十分尊敬，表现出两辈士人之间和谐的士人关系。然而周密也冷静地指出：“前辈怜才赏音如此，近世所无。’如此和谐的士人关系，己经远去不存于当下，这深沉的感慨道出了现实中世风的凉薄和士人关系的恶化。

士人的精神风貌

杨渭生主编的《两宋文化史研究》中有《宋代的科举与教育》一章，其中总结宋代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注重道德修养的君子风度等一系列特质。然而作者在结束语中也提到“至于光明面背后的阴暗面，在宋代也是有的”。显然周密在《野语》中毫不留情地展示了光明背后的阴暗面，很多士人不再拥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志向，有的甚至丢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自律，精神田园里一片荒芜。

诸葛忆兵先生在《宋代士大夫的境遇和士大夫精神》一文中，指出宋代士大夫具有“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特点在《两宋文化史研究》中也明确提到过。宋朝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读书人的地位比任何时代都高，本应是其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宏愿的最佳时机，然而这个时代的士人却交出了一份失败的答卷。

盛杲在《齐东野语•后序》中谈到:“大抵宋季士大夫议论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轧如若聚颂然。是知国势之不竞，不当专责之秦、史、贾、韩辈也。”直接将国运不振的责任归罪于士大夫，这一点也是基于周密《野语》所录士人多品行不佳之辈，并缺乏实际的功绩，甚至很多士人虽身显要，但仍选择明哲保身，大隐于朝。

在卷十八《赵信国辞相》中周密感叹“公能知几勇退，不激不汙，可谓善保功名者矣。”即使是作者周密也仍旧认为赵葵的选择无可厚非，在这个时代的认知中个人功名富贵高于国家利益。沈松勤先生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中提到:“在酷烈的党锢中，身处庙堂者身履薄冰，深感朝不保夕，而黜废处野者则同样深怀恐惧，力图避祸全身。”

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一体的宋代士人，在道德修养、精神觉悟和学识才干上都明显优于其他阶层，辅助帝王治国本应成效卓著，但实际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从北宋开始党争之祸的绵延，不仅使士人多受其害，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豪情。

在国家危难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宣言，国泰民安之际才可用以换取功名。周密在《野语》中记录了众多这样的士人，而且可悲的是其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刚强正直的士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避祸尚恐不及，影响极其恶劣。第三、四章将对其出现原因作出具体分析，在此不复赘述。

《论语•泰伯》篇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儒家思想教导作为读书人的士须以施仁德于天下为己任，并以刚强弘毅之身践行终身。周密在《野语》中虽记载了一些品行杰出的士人，他们的精神境界亦足以垂范后世，然而遗憾的是就整本书笔记中

记录的士人总量来说，这一部分所占比例尚不及十分之一。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归纳南宋大病有三：“民穷”、“兵弱”、“财遗”，而归根为士大夫的无耻。宋朝的士阶层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对宋一朝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困境都负有一定的责任。王应麟将国家贫弱完全归咎于士大夫的无耻，亦可见士人品行堕落的程度之深、影响之恶劣。

卷八《一府三守》中讲述《放翁笔记》中所录的夏竦、陈执中、范雍三人同为知军，共居一职，没有明确隶属，职责也不明确。在实际的工作中，公吏在他们之间传递消息，非常不方便。甚至三守之间还时有矛盾，严重影响政事处理。但是“谏官御史不以为非，三公亦不辞”。一府三守，不仅使得政令不畅，官员冗滥，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也表现出士人的自私保守和消极怠工，失去士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操守。卷十五《曲壮闵本末》中王庶与曲端素来有积怨，吴玢也因失职被曲端贬谪而怀恨在心，张浚则嫉妒其治军的才能，三人共同将一代爱国将士送上了断头台。国家危难正当用人之时，曲端作为一个优秀将领，正需其统军练兵出战。

但王庶、吴玢、张浚三人，因个人恩怨将其置于无用之地，完全无视国家的利益。卷五《端平襄州本末》中赵范因其父亲的威名被派去镇守襄阳，但他却只顾私下里培养心腹，并与之酣玩畅饮，边事废弛。被培养的心腹不仅不团结，还互相猜忌，对边防事务更是漠不关心。这样的士人品格，直接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这样的士人，这样的官员，足以使一国倾覆。

读书人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一则作为入世时的行为准则，以助其治国安邦；一则作为出世时的精神田园，以助其修身养心。《孟子•尽心上》中写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光，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历代的优秀士人都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信仰，并在人生道路上积极践行。

《野语》中所录有宋一朝的士人来看，表现出的是精神信仰的虚无，这直接导致其品行上的堕落。宋代科举制己经非常成熟，取士人数也大大增加，士人阶层迅速壮大。在这种拔高式的增长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文化素质不高、道德品质较差的士人。另外，从社会风尚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的俗语。

社会上奉行的完全是读书实用论，书中有钱财、有权势、有美女，只要读书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就读书本身来说，并不能直接产生价值。士人们唯一的进身之阶就是学而优则仕，但在这种观念鼓励下入仕的读书人，只怕心中全装的是功名利禄，哪里还有什么位置留给精神追求。

周密《野语》中就记载了众多这样的士人，他们多数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完全成为俗世中为名利奔波的行尸走肉。卷十一《道学》一条中记载，伊洛之学发明先贤旨意，传承孔孟之道，张载、吕伯恭和朱熹的道学理论都自成一家。周密称赞朱熹探讨天地生命义理十分精妙，甚至将孔孟之道的内涵完全挖掘了出来。

在当时遵从道学的人也很多，但有一种浅陋之士，为图进取，依附道学，伪装成道学之士。但当道学受到党争波及，受到打击时，他们则避之唯恐不及。非常典型的士人就是伪道学邓友龙，周密还在后一条目《邓友龙开边》中，讲到外祖父文庄公好开玩笑，以道学之语相戏，邓友龙气得的面红耳赤而怀恨在心。

卷十一《王沈趋张说》身为太学生的王景文和沈子寿，表面是刚强正直的高洁之士，实际上是贪求功名富贵的势力之徒。道学本应是士人群体坚守的学术圣地，可以作为一方士人的精神净土，但最后也不过沦为一些人邀取名利的工具。有利可图的时候，巧言伪行地依附；无用之时，则弃之如同敝履。这些士人完全失去了高尚的精神信仰，成为同流合污中的一部分。

结语

《野语》中所记士人精神风貌的堕落，也是宋季士风的一个部分，不仅不应被掩饰和隐藏，而且应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深刻探讨，这对于宋季整个士人群体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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