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名死刑犯被押往刑场，就在距离执行枪决还剩4分钟之际，一通电话暂缓了他的性命。
这通或将改变一个人命运的电话，究竟出自谁之手？他又为何要为一名死刑犯奔走？
事情还得从2001年说起。
1.
那年深夜，人们都沉浸在劳动节的假日欢愉中。
25岁的青年董伟，也想趁着假期陪伴热恋中的女友。
于是他跟女友和女友的同事一起，准备去一家舞厅跳舞。
谁也想不到，一次情侣间的约会，最终酿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就在董伟一行人即将踏入舞厅大门时，一名男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带了两个女孩，不如把那个个高的交给我。”
牛里牛气的挑衅轻蔑之举，激怒了董伟。
他愤愤回怼对方之后，继续朝前走，不料对方却抽出皮带朝他身上抽了过去。
本是高兴的事，董伟虽然气愤难当，却也只想息事宁人。
被舞厅工作人员拉开后，为了示好，他还主动递给对方一盒香烟，恳请他给自己“面子”。
待对方离去，以为闹剧结束的董伟，独自来到舞厅前的电话亭打电话。
这时，那名男子带着一波人径直冲了过来，二话不说就开打。
被打到双腿跪地难以招架的董伟，出于本能朝地上捡起一块砖头，砸向那名挑事儿的男子后，也顾不得许多，只想赶快爬起，逃离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那晚，在一个暗黑的小巷子里飞奔逃命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无意间的自卫行为，会将自己送上绝路。
7天后，劳动假期结束，人们的生活开始回归忙碌，而董伟这样一个老实的小镇青年，却顷刻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死囚。
原来，那晚寻衅挑事的男子，被董伟的砖头砸中头部送医后，没几日便不治身亡。
2.
男子重伤离世，便坐实了董伟的牢狱之灾。
可被判死刑，这样的罪名是董伟一家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2002年元旦前夕，距离董伟死刑执行期还有不到4个月。
焦急万分的董父，听闻有为死刑犯辩护成功的案例，便多方打探。
很快，当时在这方面已经小有名望的律师朱占平，成了董父救子的全部希望。
朱占平，陕西子洲人，原本毕业后从事的是记者和编剧工作。
但发生在家乡亲戚身上的一件事儿，让他做出了放弃这份稳定工作的决定。
事件起因，源自自家亲戚与当地权贵的房产纠纷，这场打了足足10年都没有结果的官司，使朱占平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性。
他想让贫民的冤屈有处可诉，让权贵的恶行无处遁形。
于是，他开始考取律师证。终于，在33岁那年，他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律师。
说来也巧，朱占平律师职业生涯中接到的第一个案子，便是一起死刑案。
案件起因是4名民工到了年末也没拿到工钱，于是他们铤而走险，劫持3辆客车后，将赃款瓜分。
被捕后，这4名民工均被判处死刑。
要知道，当时司法制度，人一旦被判处死刑，便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
要想从死神手里捞人，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始终认为这4名民工罪不至死的朱占平，经过实地走访以及法庭上的据理力争等多方努力，最终为他们争取了死缓。
打响了律师生涯第一战，朱占平也因此声名鹊起。
3.
董父找来朱占平，也是看中他能为死囚辩护的律师头衔。
但朱占平真的能让董伟死里逃生吗？原本一审就已判定死刑的案子，又有几层把握能够在二审中被推翻？
一切并非想象中简单。
虽是为死囚辩护，朱占平也不能一口应下，他必须细细翻看卷宗了解详情后，才能判定案子是否可接。
董伟一案，过错明明在于死者，董伟的行为至多算过失伤害，且完全出于自我防卫，并无剥夺他人生命的意图，压根不够判处死刑。
了解完案件来龙去脉后，朱占平没有犹豫，决定出任董伟的二审律师。
重新调查取证后，他又多次与狱中的董伟会面。
在他的印象中，董伟是一个英俊又老实的小伙子，虽然戴了死刑犯的重镣，心理压力也很大，但处事却很乐观。
他对朱占平说：“我不相信，因为这样的事就能被枪毙，我不想死... ..."
听了董伟的话，朱占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他内心深处也同样认定，一审判决对董伟很不公平。
同年1月23日，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完新的辩诉材料后，朱占平信心满满地等待着二审的改判结果。
只是，他等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二审维持原判的噩耗。
来不及愤怒，朱占平无奈之下，只好远赴北京，将申诉材料递交给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名女法官。
不料当晚，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再次将希望毁灭。
来电者是董伟表哥，他打这通电话，就是告诉朱占平，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次日早晨，便是董伟枪决的执行之日。
4.
挂断电话后，朱占平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回想董伟一家期盼的眼神，回想连日来的不断奔走……
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也要跟时间赛跑，奋力将董伟的命拉回来。
2002年4月29日9点40分，董伟被带上囚车，等待他的将是生命的终结。
而此刻，朱占平还在法院门口与保安费力地交涉着。
到了10点，朱占平终于走进最高院的大楼，在刑事一庭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李武清副庭长。
而此时，距离董伟被枪决仅剩半小时。
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精简的语言说服对方。
10点15分，一声枪响，另一名死囚被击毙。
望着眼前刺目的阳光，董伟心想，这大概是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它了。
彼时，远在家乡的亲人，也已为他备好棺材和墓穴。
一切准备就绪，只为迎接一场悲剧的落幕。
这份痛心，大底是旁人难以体会的。
10点24分，法场法官的手机响起。
10点26分，朱占平接到董伟家人的电话。
一句“救下了”让他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这就是震动司法界的“4分钟枪下留人”事件，作为事件主角之一，朱占平这位专为死囚辩护的律师，也因此留下“中国枪下留人”第一律师的名号。
对于突如其来的名声大噪，朱占平显得格外平静，他说：“从做律师那天起，我就觉得律师理应为百姓说话。因为本身就从百姓中走来，自然明白什么是委屈，什么是冤枉。”
只是，这份荣光，还是为朱占平的律师生涯带来一丝晦暗。
5.
2002年9月4日午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再度让董家人陷入绝望。
“董伟被执行原判，明早执行。”
这个来自法院的临时通知，令所有人错愕。
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挽救，悲剧一旦被命运击中，没有回旋的余地，痛也只能接着。
第二天一早，董父见了董伟最后一面，时限只有3分钟。
这个来自小镇的青年，临刑前十分平静。
除了与父亲会面时的只言片语，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遗物，是在狱中一年多来，写给热恋女友的日记。
董伟走后，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的朱占平十分自责，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段时间，他关掉手机，拒绝任何媒体采访，每天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思考中国的死刑制度。
在他看来，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拯救，而不是仇恨。
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除了本身存在精神问题的人，没有谁会有无缘无故的恶。相比对他们口诛笔伐，他更愿意探究恶是怎样产生的？
于是，沉寂一段时间后，他再次走进律师事务所，决心为董伟案的失败赎罪，专做一名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这些年来，他对待每一个死囚，都像对待董伟一样。
恨不能将他们的生命，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争取。
在他的辩护下，被改判死缓或无期的死囚并不多，毕竟冤假错案在少数。
但那些依然维持原判的死囚，最终还是被他深深打动。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们的狱中生活也变得意义非凡。
结语：
一万遍对恶的指责，不如一次对恶的探究。
恶必须受到惩罚，那是他们应得的。但恶也应该究其由来，找不到作恶的根，也就绝不了由恶带来的果。
这大概是朱占平执意为死囚奔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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