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名家去世！新报独家披露三代天津往事

今日上海电影家协会发布消息，中国第四代著名导演黄蜀芹昨晚辞世，享年83岁。

出生于天津的黄蜀芹为戏剧大师黄佐临的长女，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报记者刚刚联系到黄蜀芹的儿子、知名导演郑大圣，他表示，昨晚母亲走得很快，“现在一切从简，因为特殊时期，只能等过了这阵再说了。”

黄蜀芹的丈夫郑长符也是天津人，作为中国顶级的电影美工师画家，曾经推出很多经典。儿子郑大圣也是知名导演，2012年，天津籍作家林希的津味小说《天津闲人》和《危城》，由郑大圣执导。

2012年，郑大圣携作品《天津闲人》、《危城》回天津“省亲”。新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他讲述了母亲家族与电影、与天津的深厚渊源。

她是中国第四代

成就卓著的导演

黄蜀芹为戏剧大师黄佐临的长女，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

黄蜀芹的作品在继承父辈艺术特点的同时，以强烈的女性意识独树一帜，她导演的电影《青春万岁》《人·鬼·情》《画魂》等，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此外，她还留下了《围城》《孽债》等一批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黄蜀芹1939年9月9日生于天津，翌年随父母到上海。195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跟随谢晋，任《啊！摇篮》和《天云山传奇》副导演。1981年开始独立拍片，先后执导电影《当代人》《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超国界行动》《人·鬼·情》《画魂》《我也有爸爸》《嗨，弗兰克》等8部，电视剧《围城》《孽债》《承诺》《上海沧桑》《啼笑因缘》等；电视电影《丈夫》和《红粉》，昆剧《琵琶行》，话剧《金锁记》。

作为中国第四代成就卓著的导演，女性的身份给了黄蜀芹独特的观察视角，代表作《人·鬼·情》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她的作品力求完美，屡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她追求艺术上的鲜明个性，提倡“小题材大感情”。

黄蜀芹(右)在《人·鬼·情》拍摄现场

《人·鬼·情》荣获第8届“金鸡奖”7项提名及最佳编剧和最佳男配角奖

1990年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是黄蜀芹因小腿粉碎性骨折、坐在轮椅上拍摄完成的，英若诚、陈道明、英达、吕丽萍、李媛媛等众星云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电视剧最隆重演员阵容。这部电视剧被认为是“中国当代电视剧的经典之作”。而当时，因经费紧张，每次去请演员的时候，黄蜀芹只能一遍又一遍重复：“我们这戏酬金比较低，但是，是向大师致敬。”次年，《围城》获第十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二等奖、最佳导演奖，首届国际电视节金熊奖，全国电影厂优秀影视片评比一等奖。据说，杨绛还告诉黄蜀芹：“我们院内的领导和许多同事看了《围城》电视录像，都欣赏得不得了，有一人坐在桌上笑得跌下来。”

黄蜀芹、孙雄飞拜访钱锺书、杨绛夫妇

黄蜀芹坐着轮椅拍《围城》

黄蜀芹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2016年3月27日，荣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父母都是天津

走出来的戏剧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下，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天津新学大书院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和平区大沽北路和赤峰道交口天河商城）建成。该校创始人、首任院长赫立德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是自行车飞轮的发明者。

新学大书院旧影 唐文权提供

黄蜀芹的父亲戏剧家黄佐临，以及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医学家朱宪彝等都是新学大书院的毕业生。

上世纪30年代，黄佐临还在书院改为天津私立新学中学后，担任过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更名为天津市第十七中学。

1906年10月24日，黄佐临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洋行职员家庭。黄佐临原名黄作霖，1940年，签约上海剧艺社，执导话剧《小城故事》并取艺名“佐临”。

周岁黄蜀芹

黄佐临1925年赴英，入伯明翰大学攻读商科，开始涉足课余演剧活动，结识英国著名作家、幽默大师萧伯纳。3年后回国，黄佐临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曾任天津新华书院名誉院长。

城市作家徐凤文考据，黄佐临出生地点在天津余庆里一号，可能是老城厢南门里附近的余庆里。”1913年，全家搬入天津德租界福州路新居；1916年，全家搬入英租界民园西爱丁堡路（今和平区重庆道河北路以西一段）58号。

黄佐临的夫人金韵之是舞台银幕双栖明星，也是出生于天津的职员家庭，祖上很早就到了天津。金韵之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取艺名丹尼，是因为曾在法国著名导演米歇尔·圣丹尼创办的伦敦戏剧学馆学习。

幼年黄蜀芹(左)、黄海芹和父亲黄佐临

“中西女中的毕业演出，19岁的金韵之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愿》（又名《皆大欢喜》）。”徐凤文介绍，演出这一天，黄佐临被妹妹拉着去看戏，当晚曹禺先生也坐在观众席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后，佐临与韵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热恋。

晚年的黄佐临几乎没和后辈讲述过在国外和萧伯纳学习的往事，却将往事当做“笑话”说，会抓只蛤蟆放在他父亲的鞋子，鞋子吧嗒吧嗒地自己蹦下楼，吓坏了全家人；自己在教会学校却坚持不取外国名字，而却嘲笑后来成为亲戚取的外文名字“艾尔玛”和“菲尔达”，是“挨骂”与“非得打”；还有老同学顾光璧，黄佐临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按照英文习惯，这个名字的谐音是光屁股。”

徐凤文看来，黄佐临先生是一个没有被公认的、被低估的幽默大家。昔日，毕业于南开中学的黄裳先生说：“佐临先生是天津人，他导演起来大约满口‘天津卫’，有时我觉得‘天津卫’是颇符合幽默条件的。佐临先生善导喜剧，这里面大可加一些‘卫嘴子’的朋友。”

黄蜀芹与父亲

Memory 郑大圣讲述父母故事天津往事

姥爷给起的名 在天津长大

郑大圣属猴，所以姥爷黄佐临为其取名大圣。郑大圣在上海出生满月之后，就被送到天津的爷爷奶奶家。郑大圣一直在爷爷奶奶家待到自己要上小学。童年的家就在天津东站一带，大约离后广场不远。每天和爷爷在海河边遛弯，看着各色人等，提笼架鸟、唱念做舞、捕鱼捉虾，每一天都是惬意的。

儿子大圣满周岁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亦成重灾区。这时，带着满嘴天津话的郑大圣回到了上海。“在那之前，我真是连父母的概念都没有。”再次见到妈妈，陌生感是难免了。“那时，我在学校里说天津话，上海话根本听不懂。”好在一家人在家里时，说的都是普通话，而妈妈像教英语单词一样，慢慢把上海话的词汇一点点渗透给郑大圣。

半年跟着妈妈 半年跟着爸爸

“那时候，还是‘电影厂’，在我心里和其他的纺织厂、钢铁厂都没有区别，我不过是电影厂双职工的孩子，一样地住着厂里的宿舍，吃着食堂。”郑大圣说，小时候没觉得自己的父母能多有名气，即便是妈妈当年拍了很多知名的电影、电视剧，自己也是后来越看越佩服，而在当时只不过妈妈和爸爸经常“出差”拍片而已。

住的“宿舍”，不过是电影幕布隔开的一间一间而已，在靠近门的地方，总会放着一只箱子，因为妈妈爸爸两人随时可能出差。“为了照顾我，俩人约定，每个人出差半年，必须留一个人照顾我。”半年跟着爸爸，半年跟着妈妈生活，成了很多年的一种常态。

“其实我更乐意妈妈在家。”在郑大圣看来，作为美术指导的爸爸太严格了，虽然爸爸在家能吃到爸爸做的菜，但是即便爸爸不在家，也要完成他留下的速写作业。“他用剧本的背面，自制了一个速写日历，让我必须完成一个速写作业。”当然，很多年后，郑大圣才发现小时候自己最重的一个负担，居然成就了自己作为导演，能独立成画的能力。“妈妈则没有那么要求，但是她在家时，我们只能吃食堂。”郑大圣“透露”，妈妈黄蜀芹当年唯一会做的饭，就是把食堂买来的烧白菜，拿回家加水做成白菜汤。

感受不到的潜移默化

外公外婆以及父母都从事戏剧、电影工作，那么郑大圣最终也选择了这条路，是否和家庭的影响有关呢？如果说外公的事业相对较远，那妈妈黄蜀芹作为开了数个中国电影先河的著名导演，有对郑大圣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这一系列问题向郑大圣抛来时，他思索了半天，稍显为难地回答道：“这个——我真没感觉到，你非要说什么潜移默化的话，那就真是潜移默化地得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拍电影，父母外出什么地方都去，也会带回一些有意思的玩意。一次，从山西农村拍完戏回上海，父亲就给郑大圣带回来一个石头脊兽。“那时候，还不讲究什么文物保护，而且这些老玩意也多，都被当地农民安猪圈用了。”作为电影厂的职工孩子，郑大圣比其他同学能不花钱地看到更多的电影。“我也去过片场，但可能也就是送个东西或者拿个东西，那时对于妈妈的印象就是，她特别安静，话不多。”当郑大圣自己做导演时，才体会到，像妈妈那样的沉默导演，才是真正掌控着整个片场工作的大导演风范，“让大家各司其职地去忙碌”。

郑大圣接过母亲导筒，执导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

家里不说电影 细微处很温馨

在家的时候，三人都互相不会谈论电影，不会特意去看彼此的作品，甚至刻意回避合作。郑大圣告诉记者，家人的评价是简短的，太过直白甚至不留情面。郑大圣形容最残酷的一句话影评就是来自家人。“还行”“不彻底”，往往都是这些，如果是“很准确”“很有想象力”，那绝对是夸奖了。在郑大圣看来，这样的风格似乎是遗传。

奠定黄蜀芹在中国电影史上地位的作品《人·鬼·情》拍完后，黄蜀芹单独给黄佐临放映了一场。“姥爷看完以后，站起来，抱了抱我妈妈，然后亲了她一下。从头到尾姥爷没说一句话，但是能看出他很开心很激动。”这就是最高的奖励了——当郑大圣拍完《古玩》，也请妈妈在家用影碟机观看时，一句“很完整”，让大圣大大地激动起来。“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给姥姥看。”小时候的作业、考不好需要家长签字的考卷以及长大后拍的作品。“姥姥在学戏剧之前，在哥伦比亚学的是儿童教育心理学，将我的任何作品给她，她老人家第一句话总是，‘哎呀，很好了，已经不错了，很不容易了……’这谁不爱听。”

在家的话题，绝大多数与电影无关。“生活就是生活，说的只有生活。”对于妈妈黄蜀芹的电影了解，很多是长大以后再看妈妈作品的一种感悟。“说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就会给我以触动：哦，原来她心里是这么想的。”妈妈在家中不曾或者是被忽略的内在性情，在电影中有时是灵光一闪，有时是淋漓尽致。

郑大圣拍《天津闲人》用了22天，全组只休息四个半小时，就开始拍风格完全不同的《危城》。在上海拍戏，时间是冬天，已退休多年的黄蜀芹曾给儿子打过电话，提醒他天凉了，要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她作为导演，很清楚在拍片现场导演是不会觉得饿的，为了赶进度、抢天光，会一个接着一个镜头拍下去，导演不说吃饭，周围的工作人员只好跟着往下拍，很辛苦。”这种类似的提醒很多，很细微，却真的很温馨。

采写 单炜炜 王轶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