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为何被抛弃？苏联专家：反对将北京行政中心设在西郊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这个方案究竟有何意义，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何如此重视，最终方案又为何遭到否决？

一句话，“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将中央政府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同时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最大程度保护古建筑，包括古城墙、牌坊等。这种方案早在日军占领北京时就提过，1927年底日军特务机构聘请土木专家佐藤俊久、山崎桂一等人规划北京城。

这些土木专家详细调查了北京城地理特点、建筑情况，建议在复兴门西边4公里的地方规划“西郊新市区”。梁思成显然看过日本人的规划，但他有更深远的想法，要完整保护北京这座千年古城。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北京城的规划，当年5月8日北平建设局就北京发展规划问题召开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参会人员中有一大批建筑学家，包括梁思成、华南圭、刘致平。

叶剑英在会上一再强调一点，重点讨论西郊建设问题，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会议讨论热烈，梁思成也积极发言。最后，会议决定成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担任副主任。梁思成认为这个职位责任重大，他立即写信给建筑学圈子里众多好友，希望共同参与北京城市规划。

陈占祥来了，他早年毕业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系，1946年接到时任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的邀请，请他回国参加北京规划计划。陈占祥回到上海后，恰逢梁思成四处找人，他主动写信梁思成，后者则立即邀请他北上。

陈占祥来到北平后，被任命为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此后多少个日日夜夜，梁思成和陈占祥为北京的规划殚精竭虑，两人一致认为古城太拥挤了，加上太多古建筑，有必要重新规划新的行政中心。

两人没想到，他们的规划因苏联专家来到逐渐被否决。1949年9月16日，苏联专家巴兰尼可夫率领17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北京，他们也将参与北京的规划。10月1日开国大典，梁思成也参加了，苏联专家对梁思成说长安街东部有一大片空地，这里可以修建行政房屋。

梁思成内心一番焦虑，隐隐产生一些不祥预感。12月19日，一场关乎北京城规划重要会议召开了。会上苏联专家和梁思成、陈占祥产生了激烈交锋，双方对北京城规划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巴兰尼可夫等人形成一致建议，第一批行政建筑应该分布在长安街南边，东单到公安街一段；第二批建筑应设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第三批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

这些规划的核心点是驳斥了梁思成等人坚持把行政中心放在西边的观点，强调把天安门作为核心地带。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反对这样的规划。

首先，梁思成认为要把庞大的中央行政机构放到已经完整、规划有序的旧城区，这很困难；其次，这样做的为以后的发展很难留有余地，会出现很多难以克服的城市问题，比如引发大量拆迁、破坏古都风貌、增加交通流量、加大机关办公和住宅通勤距离等。

从会场回来后，梁思成和陈占祥认为有必要立即提交一则详细的规划方案。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回忆说：

“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1950年2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终于完稿，这份总字数达到2.5万字的建议书一经公开，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梁思成没想到，也正是这份建议书，让他和陈占祥彻底被排除北平规划工作。

“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驳斥苏联专家主张的在内城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大弊端。针对苏方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楼的观点，认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梁陈方案”认为在旧城里设立庞大的中央行政区，难度极大。原文是这样的，“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两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在事实上如何处置？”

梁思成还提了一个观点，如果在主干道两侧修建办公楼，很容易引起交通阻塞，尤其“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梁陈方案”定稿后，梁思成自费印刷了一百多份，呈送给中央政府以及北京市政府各领导批阅。梁思成还专门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亲笔信，恳请总理百忙中批阅。梁思成的努力没有得到决策部门的认可，苏联专家的意见逐渐占据了主导。

“梁陈方案”提出第10天，当时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直接提出批评，随后双方争论越发激烈。1953年6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办公地点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故称“畅观楼小组”。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等坚持把行政机构放在西部的人员被排除在外，“梁陈方案”就此夭折。1953年11月26日，在苏联专家之下制定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得到中央政府通过。

至此，梁思成和陈占祥等人的规划彻底被否决。再后来随着北京古城墙、牌坊等古建筑接连被拆除，梁思成最终说出了那段痛心疾首的话，“拆除后的重修复建，即使建筑外形轮廓仍在，但其中蕴含的文化之魂却已消逝散尽。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