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班宇：来！整点“音药”

1990年，西安，歌手崔健登台演唱出摇滚歌曲。（图/视觉中国）

我辈少年时，流行的拥趸和摇滚的异教徒还不曾分化，大家都含着十元四盒的盗版磁带当维生素。”

这是班宇写在一篇乐评里的话。彼时的他，一放学就跑到花鸟市场的几个零散摊位上，翻找各种流行歌曲磁带。

2001年冬天，班宇坐在教室后排角落，倚着烧得滚烫的暖气听歌。

黑板上，中考倒计时的数字不断减小，班级里唯一的一对小情侣，正旁若无人地打情骂俏。

班宇的耳机里放着郑钧的《苍天在上》，歌里唱道：“没有理由，只有借口，就剩下苍天在上，他竟也如此无常。”一时间，班宇觉得他和他那像模像样的少年忧伤皆无处话凄凉。

转眼7年过去，郑钧又发了专辑《长安长安》。

对班宇而言，郑钧在新歌里唱了什么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班宇回忆起那些永不再现的青春岁月、那些最美的时光。

给你一张过去的CD，听听那时的青春

班宇出生的那一年——1986年，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元年”。

崔健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唱了《一无所有》，他用粗砺中略带沙哑的嗓音嘶吼道：“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摇滚乐里有反思，有叛逆，更有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摇滚乐，在此后很多年激励了诸多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年轻人。

班宇还在上小学时，相比叛逆的摇滚，他更喜欢Beyond乐队。

Beyond乐队的歌几乎全班男同学都喜欢，大家买完磁带交换着听，随便哼一个旋律就能合唱起来，还有人拿着扫把模仿乐手弹吉他。

遗憾的是，1993年，Beyond乐队在日本参加综艺节目时，舞台背后的幕布板松动，致使黄家驹头部着地，他离世时只有31岁。

在Beyond乐队大火之前，乐队成员曾来到能容纳两万人的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专场演唱会，演出当晚，崔健、“黑豹”、“唐朝”等摇滚歌手和乐队悉数到场，黄家驹更是翻唱了崔健的《一无所有》。

当时演唱会的票价定价在3—6元间，不少观众因为听不懂粤语，在演出中途离场。

20世纪90年代，“四大天王”如日中天，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走到哪里，都能引起一片尖叫声，内地也因此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追星族”。

班宇的同学也有追星的，但他们只是花一两块钱买张海报、买盘磁带（大部分都是盗版），或是买本《当代歌坛》，把偶像的大头照和采访剪下来贴在本子上。

1994年，“魔岩三杰”同时推出三张专辑，包括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班宇在看完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的VCD后，大受震撼——“我第一次听到‘蚂蚁蚂蚁没问题’‘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之类的歌词，心想，歌还能这么唱啊，实在太有意思了，之后在音像店四处踅摸，找他们的歌听。”

高中之前，班宇在音像店里消磨了几乎所有课余时间。因为常去，他跟几个老板关系很熟。

那时的班宇关注“地下乐队”

（underground），同时接触欧美摇滚乐，喜欢买国外的打口碟，他说：“虽然一开始接触的都是欧美摇滚乐队，但对于国内用母语唱摇滚的感觉，仍觉得亲切。”

随后民谣兴起，歌中充斥着青春、理想和远方。彼时的老狼，唱着《同桌的你》登上1995年春晚舞台。

万晓利、周云蓬等人紧随其后，唱起了中国新民谣。万晓利的民谣幽默讽刺，很少倾诉凄风苦雨，更多在展示质朴的底层情怀。

班宇跟万晓利是多年好友，为其第三张专辑《北方的北方》写了乐评。

在结尾处，班宇引用了万晓利的一句小诗：“凌晨四点，不早也不晚，在北方的北方，那简直是冬天里最好的时光。”

那也是华语乐坛最好的时光。周杰伦、孙燕姿、S.H.E、五月天等歌手和乐团风头正劲，彼时的音乐榜单如同“神仙打架”。

周杰伦以独特的“中国风”在大江南北掀起热潮，他去春晚唱过《龙拳》，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专辑《叶惠美》发行当天，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同步首播《以父之名》，超过8亿人同时在线收听。那一天，被电台命名为“周杰伦日”。

五月天同样拥有歌迷无数，同学聚会唱卡拉OK，总有人眼含热泪，唱上一首《如烟》：“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怪诞、恶搞之风渐兴。2001年，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迅速蹿红网络，结尾那句“翠花，上酸菜”，更是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头禅。

随后《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狼爱上羊》《香水有毒》《嘻唰唰》等“神曲”流行于网络，Flash动画成为MV载体。网络歌曲中充满了恶搞与揶揄，意义与美感被稀释到所剩无几。

2012年1月20日，北京，2011年度中歌榜颁奖典礼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由左至右为张杰、李宇春、孙燕姿、周杰伦。

周杰伦专辑封面。

Beyond 专辑封面。

香港“四大天王”。（图/ 视觉中国）

一切都被加速，遗忘的速度越来越快

2003年，移动电话（手机）逐渐普及，电信运营商推出了彩铃业务。

作为音乐收费项目，彩铃一度被认为是“拯救音乐行业的稻草”，为商家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引得传统音乐公司纷纷入局。

音乐人宋柯曾找刀郎谈合作，他对刀郎说：“你把这个版权给我，我能给你换一套别墅。”

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也曾在《北海怪兽》里写到，彩铃业务风靡时，老板沈黎晖劝他们写一首彩铃歌曲，“那样咱们就发了”。

虽然班宇没有主动设置过彩铃，但是那些洗脑的副歌旋律，仍全面入侵了他的生活。他记得，《求佛》《秋天不回来》《伤不起》《猪之歌》成了当时的彩铃王者，打电话等待接听时，很少听到常规的嘟嘟声，几乎全是彩铃。

班宇对刀郎和阿杜仍有印象，尤其是刀郎那首《远方的人》，它是当时热播剧《血色浪漫》的片尾曲。

如今，这些歌手早已化为一滴时代的眼泪。其实，他们中的有些人仍在努力发歌，只是围观者寥寥。

2021年，阿杜发过新单曲，杨臣刚开过线上演唱会，但无人在意。

以前一首歌能火几年，现在一首歌也就维持几个月的热度甚至更短，一切都被加速，人们遗忘的速度越来越快。班宇感慨：“唱片公司推出的新人一个接一个，我甚至来不及记住他们的名字和相貌；沉寂多年的老歌手也迫于生活不断复出发片；各类选秀节目逐渐成为新宠，身旁动辄就有叔姨辈的家长掏出手机为‘超女’‘快男’加油助威；‘黄金周’期间各大音乐节接踵而至，应接不暇。”

虽然唱片时代落幕了，但班宇仍保有大学时的听歌习惯，他会拿出整段时间，坐在黑胶唱片机前，把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一边听一边研究专辑封面，还会搜索创作者资料以及经典乐评，他说自己很少把唱片当成背景音乐，“在那三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只做一件事——听歌”。

除了唱片，班宇也会用音乐播放软件听歌，但是每次听到喜欢的歌，点红心之前他会犹豫再三，生怕点完，大数据算法会推送成百上千首同质歌曲。

每当大批歌曲来袭，他总会生出一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感。

在班宇看来，当下流行的短视频音乐，是一种资本与媒介的反向塑造，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注意、抓人耳朵，令其成为流量池的一员，但这些歌曲并不能代表当下音乐的审美趋势。

“虽然这么说显得有些装腔作势，但一直以来，我对这类歌曲都挺抵触的，尽量让自己不去听，”班宇说，“洗脑的并不仅仅是旋律，还有背后一整套被形塑出来、自以为得计的叙事规则。”

对于当下音乐发展的态势，班宇并不悲观，不觉得劣币能驱逐良币，他说：“并不是说曾经爱听交响乐的大众，现在只想听十几秒的短视频嗨曲。

其实，这背后是一套运行机制在主导人们的审美，我觉得真正的音乐听众仍广泛存在。好的音乐会有一种经久不衰的力量感，与那些转瞬即逝的洗脑旋律不一样。”

对班宇而言，疫情之下的时间，似乎变成了“一种轻薄、稀疏却不断迫近着的物质，缺乏刻度和印迹”。他常会生出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还好有音乐，在时间的褶皱里，它供我们锚定生活。

Q&A

《新周刊》 ： “音乐”用东北话讲出来音同“音药”，你怎么看待音乐的抚慰作用？

班宇：音乐肯定有抚慰人心的作用，让人觉得舒缓、放松，或是帮我们打开一条记忆通道，经由某首熟悉的旋律，人们能迅速搭建起过往时空的场景，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但无论文学、电影还是音乐，能带来的治愈功效都有限，只能作为偶尔排遣、疏导情绪的手段。

《新周刊》 ：你怎么看待这些所谓“洗脑神曲”的超高播放量？

班宇：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创作者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如果想写“洗脑神曲”，就去研究大数据算法，分析歌曲结构。

如果有更高的价值取向，可能也不会在乎播放量有多少。比如说小河，他做民间音乐的收集工作，是不是为了更多人看见？我觉得不止。

他更多是想保存一份音乐档案。音乐档案同美术、文学档案一样重要，有没有人聆听与喜欢，对他来讲，可能没那么重要。

《新周刊》 ：我们看电影时，假如BGM在恰好处响起，你会不会觉得心情澎湃？

班宇：当然会。但我会提醒自己，音乐在此处，无非是电影表述的一道下划线、一次注解、一个抒情工具，观者不必那么接近。

《新周刊》 ：你在《梯形夕阳》结尾处写道：“我想了很长时间，仍旧没有答案。

天空呼啸，夜晚降落并碎裂在水里，周围空空荡荡。

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者恩慈，但我回答不出，便意味着无法离开。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如果给这个情景配乐，哪首歌比较适配？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班宇：《清怨夜曲》不能说多么适配，不过对比来看，也许会比较有趣。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主要是觉得这首歌的叙事感比较强烈。

这种叙事感跟小说里主人公以及整个故事有一点点呼应，对照这首歌的歌词与文本来看，会觉得更有意思。

我可能不太喜欢用一首特别顺的歌来表达此处的情绪，我希望能有一点缝隙，有更多可供探讨的空间，最好还能有一点错位感。

《新周刊》 ：之前看库布里克的《发条橙》，男主喜欢听着贝多芬的交响曲作恶，荒诞又耐人寻味，就挺有错位感的。

班宇：对，我也有印象，有一种撕裂感。我记得之前《古惑仔》里也有这种情节，一个黑社会喜欢听莫扎特，还有《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变态警察喜欢听贝多芬。我小时候会觉得，这些人怎么听着高雅音乐，不干人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