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通内循环是当务之急

图：分析建议，中国的制造业要迈向高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要提升。\新华社

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特别是国际局势突变给中国的外需构成不利，也就是在外循环不畅的情况下，需要畅通内循环，这就需要在扩内需上发力。扩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大方面。

就投资需求而言，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方面。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前景的关联度更大些，如前所述，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下游，其次是中游，上游的偏少，而中下游制造业投资多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如今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拉动PPI增速一路走高，给不少企业成本端带来较大的压力，再加上疫情影响比2021年更大，故长期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或将继续回落。

基建好项目越来越少

基建投资被作为今年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但从过去看，基建投资一直是超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铁和高速总里程都是全球第一，美国的GDP总量比中国多三分之一，迄今没有一条高铁。因此，中国被称之为“基建狂魔”。从短期看，基建投资增速上升，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但同时又会增加政府的债务，因为基建的“好项目”越来越少，能带来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

过去中国的基建存在巨大需求，是因为有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支撑，所以民间资本也乐意投资有利可图的基建项目。如今，中国的基建主要靠政府投资，如从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看，除去民间投资的部分占到了七成以上，这说明基建投资还是依赖于广义财政资金。当年日本政府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为了摆脱经济下行的困境，也持续不断地投资基建，但最终经济增速还是上不去，而杠杆率水平却大幅上升，成为全球政府杠杆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给房地产松绑也是目前人们预期较高的稳增长手段，确实也有必要，因为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一直很高，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摆脱，房地产业稳不住，将对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影响。但中国的房地产大周期应该到了下行阶段了，这已经不是靠政策能拯救的。正如过去房地产处在上行期的时候，政策反复打压也不能使其回落。

可见在促内需方面，通过投资拉动模式短期会有一定效果，可起到稳增长效果，但从长期看却事倍功半，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因此，还应该在消费端发力。中国在2016年就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目标落实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说明中国的供给总量是过剩的，而供给总量过剩的解决方法，除了减少供给外，还可以增加消费需求来应对“需求收缩”。

扩大消费需求，核心就是增加消费主体的收入，至于家电下乡、以新换旧、消费贷之类的，都属于辅助手段，对促消费的作用不大。从过去几年的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一直很低，即内销与出口的超高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这部分群体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但有效需求不足，实际就是应该提高该群体的收入水平。

从过去看，每次面临经济下行时，都是主要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其结果则是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美国此次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靠财政给居民部门大量发钱，且其效果显着，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拉升非常明显，甚至带动了房价上涨，后患则是通胀率持续上升。

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

接下来，再谈一下中国经济在未来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两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居民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为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很难呢？原因很多，如前所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质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的占比只有43%，而全球平均水平约60%，其中美国超80%。

如果我们从税收角度去看，就更容易发现，中国的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关联度很高，与居民部门的关联度较低。即与企业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要占到税收总收入的65%左右，与居民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大约15%左右，如个税占比只有7%。换言之，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因为个税占比过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三大基本税种，即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偏弱。

反观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结构中，2020年个税占比达到47%，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6.2%。因此，美国财政向美国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给失业人员发放巨额失业救济金，可谓取之于中高收入者，发放给全体居民。从而让居民部门在疫情爆发时仍然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投资意愿。

从税收结构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减税降费主要是针对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的减税或补贴（如发放消费券等）的案例很少。货币总量的持续扩张，其结果一般都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高收入者受益，而中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减少。统计数据表明，从2020年开始的持续三年疫情，使得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人际接触率较高，更容易受疫情影响。

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首先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征税来提高个税的比重，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但大家都明白的大道理知易行难，由此成为经济转型的难点。

人口老龄化超过预期

第二个难点是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来得太快，原先比较一致的预测是估计到2028年中国才出现总人口数量的减少，如今估计今年就会出现总人口减少了。不少学者经常强调，中国即便没有了人口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但有没有工程师红利需要提供一个量化的指数来说明，而不是只提出一个笼统的概念或逻辑线索。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变化来判断中国是否有工程师红利，那么，结果可能令人失望。笔者前些年做过分析：劳动生产率通常以单位劳动时间产出衡量，由于中国无劳动时间数据，以就业人数及GDP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长率，从1995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可见，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在2007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就呈现增速下行的趋势。

尽管今年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但按照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推算，大学生毕业数量的峰值应该在明年就会出现，二十年后则毕业生数量估计不足现在的半数。所以，今后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都将面临过剩局面。中国与美国相比，缺少外来移民，留学生数量也比较少，所以如果说有工程师红利，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每年能够吸引全球超过100万的优秀年轻人到美国留学。另一个反面例子则是日本，由于日本人多地少，也同样没有采取积极鼓励移民的政策，如今为时已晚。日本的创新动力与三十年前相比明显不足，也就是说，越年轻越具有创新动力。

中国大学生与日本相比，把金融作为职业首选的比例明显高，即便是工科类学生也有不少精英从事金融行业。中国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8%左右，而日本只有5%，可见中国的大学生绝对数量虽然多，但真正愿意成为“工匠”的还是不多。中国人对金融尤为偏好，例如A股市场的换手率大大高于日本股市，既有传统的文化习俗原因，又有现实收入报酬高因素。

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要迈向高端，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要提升，都需要有工匠精神，但这需要营造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需要在户籍制度上、移民政策上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改革。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预期转弱”的压力，因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需要做超预期的安排，才能让预期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