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巩案”中两位意外出现的人物

文/散 木

1935年，钱学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照

《竺可桢日记》揭开费巩失踪真相

1945年3月，抗战即将胜利，浙江大学（抗战爆发后校址迁至贵州遵义）教授费巩赴母校复旦大学（抗战爆发后校址迁至重庆）授课，不料却在重庆的码头上意外“失踪”。此后，费巩蹊跷失踪的谜案一直都不为人所知。（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是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又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最后被灭绝人性的特务杀害，死后又被毁尸灭迹。）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闻讯后，义愤填膺。为弄清事情的真相，他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追踪调查。这也是《竺可桢日记》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了。

据竺可桢在1946年4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这天他会见了费巩的哥哥费福焘，并据其最近得到的汪旭初的报告，说费巩的失踪是由“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使的，并且是由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将其致死”的。

竺可桢还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四五月间，机器厂职员柳昌学得居觉生（居正） 之女婿徐乐陶与钱学榘（著名的杭州钱氏家族的子弟之一）二人之报告，谓系‘中统局’所为，且人无下落。柳即打电报与昆明费福焘，因此徐乐陶被监禁两个月之久，以其岳父之营救得免。钱以周至柔营救得免。而香曾（费香曾，即费巩）不见前，某公又曾请客（即事前陈立夫曾宴请过费巩），则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

费巩的失踪及被害，根据上述传闻，是说由“三青团”主使，“中统”所实施的。应该说，这或许是一个最接近事实的说法。至于这一消息的来源，据悉是出自国民党元老居正（即居觉生）的女婿徐乐陶和钱学榘的报告，而且事后徐乐陶被监禁两个月才被释放，钱学榘则由时任国民党高官的周至柔援手相救才幸免于难。那么，徐乐陶和钱学榘是怎样的人物呢？

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共产党女婿祁式潜

“费巩案”中的这两位意外出现的人物，过去我们不太了解，由于竺可桢的日记，我们才知道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徐乐陶，真名祁式潜，别名祁乐陶。

在台湾作家李敖的《李敖千秋评论》一书中，曾提及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

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正是居瀛棣和祁式潜。

居瀛棣，1916年生于日本东京（居正有三个女儿生于东瀛，于是居正将其名字取为瀛初、瀛玖、瀛棣），后在其母亲的故乡上海宝山杨行镇由外婆抚育。1935年夏，居瀛棣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间，她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改名周南）的同学。周曼如是学运积极分子，并且是“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北方学委黄华和韩天石等的派遣，专门到南京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周曼如的影响下，居瀛棣对现实社会有了认识。当时她的大弟居浩然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社会系，也加入了清华学生救国会，曾起草《清华大学全体学生敬告同胞书》，并参加过北平学生“一二·一六”的示威大游行。

祁式潜，原籍山西寿阳，191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东圈门外的“祁氏山林”。1927年，祁式潜与两个姐姐随母亲从扬州迁居南京。少年时期的祁式潜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救亡运动兴起，祁式潜也成为南京钟英中学罢课学生的代表。后来，他又参加了由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等发起的南京读书会，每周六晚上或周日上午进行国内外时事分析和学习马克思、列宁及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此后，祁式潜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工系（后转文学院政治系），很快成为金陵大学的学运领袖。

1936年春，以祁式潜为首的一批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运骨干开始筹建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并先后与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在上海的全国学联建立了联系。8月1日，南京学生救国会成立，祁式潜是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后又被推举为南京市各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

居瀛棣和祁式潜相识于1936年夏。其时，华东一些教会大学在浙江普陀山举行联合夏令营活动，他们在营地中相识了。后来，居瀛棣回忆说：“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祁式潜起先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祁式潜知道了她的身份后，就把她作为“发展外围团体”的对象，慢慢地两人又产生了爱情的萌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此时祁式潜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兼南京学联外围组织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的总负责人。受中共南京市委的派遣，他回到扬州，与中共党员朱迈先（朱自清长子）取得联系，组建了隶属于中共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此时，居瀛棣则离开南京，赴武汉借读于武昌华中大学，同时参加救护伤兵的工作。

1938年夏，身为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的祁式潜奉命赴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青委传达长江局指示，并顺便看望了此时就读于当地金陵女大的居瀛棣。不久，他们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了1939年2月，在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居瀛棣经中共鄂豫皖边区常委方毅和何伟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居、祁两人结婚。

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 和祁式潜（化名赵政） 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祁式潜曾担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委员、中共苏皖省委委员等职；居瀛棣则在根据地担任文书、文化教员，从事根据地农村党组织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1941年1月，居瀛棣还当选为津浦路东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由于祁式潜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成了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刘少奇、陈毅的接见。陈毅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1943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根据地，区党委部署妇女和儿童疏散。居瀛棣遂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潜入上海，同时淮南区党委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即又展开了“审干”运动。8月，由于受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负面影响，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被迫出走，由此引发了淮南东南地区（当时祁式潜兼任淮南东南中心县委书记）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一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祁式潜赴上海与妻子团聚，其间（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未能与党组织联系上，事实上形成了“脱党”。

1944年1月，祁式潜夫妇赴重庆，居正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祁式潜，并设法将这位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一职。

1945年9月，祁式潜夫妇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接上了关系。当时，周恩来派胡乔木与祁接谈，随后让他们归队了。经过审查后，1946年3月，祁式潜恢复了党籍。此后，这对夫妇就在杨超领导下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6年夏，祁式潜与吴克坚同机由重庆飞往上海，居瀛棣也经南京赴上海。在南京时，居瀛棣曾专赴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向董必武汇报工作。抵达上海后，居瀛棣的公开职务是邮政储汇局会计，祁式潜的公开职务则是中央银行稽查。他曾以“徐大可”“李公然”的化名开展情报工作，其领导人则是吴克坚。《竺可桢日记》中所称的“徐乐陶”，估计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化名。至于他秘密工作的实绩，如发展特殊关系，他的堂弟祁式弇（化名肖大成）后来成功策反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并在上海解放前夕策动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此外，还有国民党要员杨虎及其夫人和胡公冕等。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居正一家居住在沪宁一带，居瀛棣的姐姐居瀛玖夫妇在上海的寓所则成为居家的中心，而居瀛棣遂将该寓所的客厅提供给吴克坚，由萧光华负责一部中共的秘密电台。其间，她还亲赴香港，秘密会晤了中共中央情报部驻港情报负责人潘汉年，从潘处接回译电员和密电码，从而保证了情报联络的畅通无阻。此后，祁式潜夫妇还在上海江湾寓所的阁楼上安置了一部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共中央情报部联络。当时，中共地下党情报经费紧张，他们还拿出3000美元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1949年5月24日夜，解放军从沪西徐家汇向上海市中心发起了总攻，随即推进到市中心地带。25日下午，祁式潜以“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的身份，在与其有联络关系的李思浩的寓所约见了刚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赵祖康。经过短暂的谈判，他们最终就移交资料、保管档案、维持治安、恢复交通等事项达成一致，为即将在5月28日下午举行的国共两党上海市长赵祖康、陈毅的交接仪式打下了基础。

上海解放后，鉴于祁式潜夫妇的卓越表现，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市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

然而，由于祁式潜夫妇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在新中国随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吃尽了苦头。由于历史上祁式潜在淮南出走的记录，他的党籍一度被停止，并且受到了审查。虽说后来问题搞清楚了，但他的党籍却不能恢复了，他必须重新入党。于是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最后于1956年重新入党。

后来，祁式潜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李新在一篇回忆文章《“四清”记》中提及他。晚年的祁式潜时刻处于“1943年淮南出走事件”的阴影之中，到了1966年6月“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不久，当时由他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革命委员会被打成了“小三家村”，他也被定为“叛徒”。

8月4日，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批斗以后，祁式潜彻底地绝望了。这天晚上，他在一个公园内服毒自杀了。居瀛棣闻讯后大恸。在1969年夏的一天，居瀛棣倒在了麦收的田野上，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如今，祁式潜和居瀛棣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昌平的凤凰山陵园内。

钱学森的堂弟钱学榘

《竺可桢日记》中提及的“费巩案”中两位意外出现的人物——徐乐陶与钱学榘，后者钱学榘，他是钱学森的堂弟。

钱学榘的父亲钱泽夫，也叫钱家润，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家治）是兄弟。钱学榘早年从杭州安定学堂（今杭州七中）毕业后，于1931年8月考入浙江大学。不过，当时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名声在浙江大学之上的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榘也随之改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并且亦被录取。杭州钱氏两位才子双双在上海交大读书，而且兄弟二人都在该校攻读机械专业，这成了一段佳话。1936年钱学榘继钱学森之后，也一样考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钱学榘后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1939年，钱学榘回国参加抗战，在贵州担任航空委员会下属飞机发动机厂的总工程师，并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来，他目睹时艰，愤恨于国家制造飞机的资金竟然被官员所贪污，也受刺激于费巩先生的离奇失踪及遇害（当时他工作的地方离迁校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不远，有关消息不时可闻），于是与友人议论“费巩案”，结果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究。好在浙江同乡又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陆军中将（后为空军总司令部司令）的周至柔施以援手，他才得以侥幸无事，并飞赴美国。

钱学榘因爱国返国参加抗战，最后心灰意冷，遂于抗战胜利后赴美定居，从此在美国长期致力于航空工程研究。不过，他的几个儿子更是出名，一个是钱永佑，后为著名神经生物学家，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个儿子钱永健，则是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这一家可谓是大科学家家庭。

钱学榘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他曾任美国波音公司工程师，后曾任全美交通大学联谊会会长等职。1997年，83岁的钱学榘在美国加州病逝。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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