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董事长杨元庆放弃8000万元个人奖金奖励一线基层员工 今年累计套现3亿多元

3月31日，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发布了联想集团新财年内部信，他在信中称，决定自愿放弃公司早前授予他的价值8000万元人民币的长期激励，用来奖励一线基层员工。

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了解到，这不是杨元庆第一次自掏腰包奖励员工。在2012年和2013年，他分别拿出三百万美元设立“元庆特别奖”， 每次奖励均覆盖集团近万名基层员工。3月31日，联想集团发布2021年财报，数据显示联想去年一整年净利润涨幅已接近50%。

据悉，杨元庆在联想集团的薪酬包括基本薪金和长期激励。长期激励与公司业绩挂钩。

近年来联想集团业绩稳步增长，杨元庆的个人薪水也水涨船高。据此前的联想集团招股书显示，从2009年开始，杨元庆之后三个财年的年薪分别为1.031亿、1.715亿、1.772亿元。而在年初，据联想集团公告，杨元庆连续4天卖出联想股票，粗略估算累计套现3.75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04亿元）。

杨元庆本人曾因为薪资过高引起过争议，对此他曾回复称自己的薪酬由薪酬委员会决定，“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能比我美国的员工，美国的下属，美国的高管拿着更低的工资，这个说不过去。”

▲杨元庆曾因薪资过高引发争议。 图片来源/网络

曾两次自掏腰包奖励员工

4月1日上午，有联想员工给上游新闻记者发来邮件，内容是内部信截图。“我尤其要提到一群幕后英雄，这就是为了保持公司生命线不断而始终坚守岗位的工人等一线基层员工……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我决定自愿放弃公司早前授予我的价值8000万元人民币的长期激励，公司同意将其作为特别奖励分发给这些同事。”杨元庆在内部信中写道。

“大家都很开心啊，觉得元庆做很棒，工厂的一线员工值得。”上述受访的员工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作为一名老员工，虽没有和杨元庆直接接触过，但是她非常欣赏联想的企业文化“（内部）不会叫‘总’，都是直接叫元庆，没有很分明的上下级分化，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工作，很轻松，很开心。”该员工强调。

资料显示，杨元庆1964年出生，安徽省合肥市人。1986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系毕业后，1989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加入联想集团至今。

杨元庆也不是第一次自掏腰包奖励员工。2012年7月初，杨元庆从自己的奖金中拿出来300万美元奖励给近1万名基层员工，当时很多基层员工反馈收到了一笔近2000元的“元庆特别奖”。

2012年的媒体报道显示，当时参加董事会的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全球人力资源负责人乔健就透露，在杨元庆看来，他个人获得这笔奖金一线基层员工功不可没，因此决定将这笔钱以特别奖金的形式与普通员工分享。

在2012年获得“元庆特别奖”会有两个条件，一是员工需在2012年4月1日前入职，二是必须是一线基层员工，如生产线工人、督导、助理和呼叫中心接线员。乔健表示，经过测算，联想集团全球此类员工将近1万人，每人可获奖金约2000元人民币。

2013年，杨元庆又拿出了300万美元的个人奖金，奖励近万名基层员工。

上游记者梳理发现，在做出8000万元的奖励之前，杨元庆于今年年初在1月4日至7日连续4天卖出联想股票，累计卖出4173.93万股，粗略估算累计套现3.75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04亿元），套现后杨元庆仍持有11.55亿股，约占联想集团的9.59%。

薪资争议

早前，杨元庆就因为薪资过高引发过关注。当时传出了联想科创板一日游，柳传志退休后年薪1亿、杨元庆年薪上亿高于库克等消息，一时间，争议声四起。

杨元庆本人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在我们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薪酬体系的统一，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困惑，因为国内的员工拿着很低的工资，而我们并购来的员工，按照国际市场，美国市场的标准来拿薪酬，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能比我美国的员工，美国的下属，美国的高管拿着更低的工资，这个说不过去。我们董事会也是完全有薪酬委员会。”他强调自己的工资由专业的薪酬委员会所定。

联想一度被称之为“PC（个人电脑）时代下的产物”，2013年二季度，联想第一次夺得全球PC第一的头衔。作为联想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已带领联想跑了30多年。但联想也曾被质疑错过了多次风口，饱受诟病的还有科技实力不够强，且科研投入太低。

杨元庆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两宗收购，即联想对IBM System x服务器业务及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收购，有人质疑联想为何要收购这些基本被放弃的业务，联想是不是当了接盘侠。对此，杨元庆解释说，不论联想收购摩托罗拉业务还是IBM System x服务器业务都符合公司的战略要求，之所以做摩托罗拉业务的并购，是因为做手机是一个大规模的产业，而直接收购可以节约20%以上的专利费用。

从今年3月31日公布的数据来看，联想似乎已经走出了低谷。联想官方发布了2021年全年财报。财报数据显示，联想去年营业收入4898.7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7%，其中净利润57.5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8.78%。

回顾2019年，在联想全球誓师大会上，杨元庆正式公布联想最新战略，未来10年公司将会围绕着“智能化”进行3S战略转向（智能物联网、智能基础架构和行业智能）。之后一年的全球誓师大会，杨元庆再次强调，联想要成为新基建领域的核心供应商，新基建中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5G网络、人工智能恰好与公司的3S战略相切合。

疫情期间，大众对于远程办公、线上教学等需求增加，而这背后对于PC的需求增长非常快，这对联想也是一个好信号。杨元庆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众对于PC的需求不会只停留在疫情期间，他认为这是一个持续增长过程。

对于一直被诟病的科研投入太低的问题，在3月31日的业绩报告中，联想控股表示，未来三年将达到年均研发投入200亿元的目标，研发人员翻番，增至不低于2.4万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2021年第四季度已投入35亿元，同比增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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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连发视频炮轰联想贱卖国资，胡锡进这样看

来源：环球时报评论

司马南连用七个视频质疑联想贱卖国有资产、柳传志杨元庆等高管上亿高薪上演的是“穷庙富方丈”等等，引起互联网上的轩然大波。老胡本不想就此说话，但他已成舆论焦点之一，很多网友在留言中催老胡谈谈看法。

微博截图

我认为，司马南的质疑是朴素的，有公众意见的基础，它们是中国舆论场这几年积累的对联想综合不满的折射。联想曾是改革先锋，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参与了对中国企业家的定义，社会给予了联想和柳杨极高的尊敬和期待，联想也等于是对国人做了当IT龙头企业、推动中国高新技术前进的承诺。

但是联想实际上在贸工技路线上越走越远，没有在原始积累后向科技创新真正发力，渐渐退出了国家科技进步和对外竞争的锋线，对中国核心竞争力的贡献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这辜负了他们对联想作为老牌明星企业的期望。尤其是，它被华为等饱受美国打压的高科技公司比下去了，在模式创新方面也不如小米那样的新兴公司，柳杨等人依然在国有参股企业里享受上亿高薪，整个公司和他们个人的舆论形象逐渐变得脆弱，事实上，对他们有规模的质疑早就开始了。

不过是否应当将柳杨和联想放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严厉的主视角下考量，我认为是需要谨慎的。当年联想从中科院的全资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客观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结果看，它导致了国资占比的缩小，但成就了一个很长时间里的领军企业。也许可以说，没有当年的股份制改造，就没有后来的联想，因为联想是中科院出来的最大企业，而且横向看，全国的产品型IT巨头没有一家是纯国企。

柳杨当年威望很高，是中国企业家中的符号性人物。联想做到了PC机全球第一，另外在超算领域也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是世界500强之一，它至今不能算差的，但公众对它的失望却是有道理的。我在国外遇到过一名联想在某国的负责人，他对我说，他更敬佩华为，他说华为给自己、也给中国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中国经营人才，无论在哪个国家，华为团队的负责人和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国人，但联想没有给国家培养出这样的队伍。他举例说，他本人在当地属于“光杆司令”，他的上司是在他国的外国人，他的下属是当地外国人。联想的人都有这样的失落感，更何况外人。

联想平庸了，但它的“国际化”模式是否也是中国企业各种经营类型中应予尊重、保护的一种，同样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不再崇拜联想，与声讨和清算联想，似乎是不同的事情。中国融入全球化，大概会有一些公司的利益在国家间更加“多元”，比如日本索尼公司就是这样。但问题是，这样做的是我们曾经寄予厚望的联想，而且是在中国如此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再是我们希望的斗士。

▲针对这些质疑，联想方面目前尚未作出公开回应。此前，对于研发投入、高负债等问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2021/22财年第二财季沟通会上回应称：“有人说我们研发投入不满足上市要求，这是完全不对的。”

柳杨的光环显然失色了，我不知道历史会如何看他们当年的风光，会从他们发挥了那段时间的引领作用来加以肯定，还是会聚焦他们之后的“让别人去闯”、自己在老路上“闷声发大财”，视为一种“堕落”。我觉得视距越远，越能看得更清楚。

写此文之前，我询问了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对司马南的做法做出不同的道德评价，有褒有贬，但都指出他的评述在专业上有瑕疵。司马南是我的朋友，自称“胡同大爷”，我想他不会介意我将别人对他的这些评价直率地转述于此。

我认为，倒过来追究联想是否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有不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有所谓的类似“原罪”。中国经济曾经是完全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如今民营企业占据了大半江山，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尽管大量民营企业都不是从国企改造出来的，但它们中的不少也曾有过挂靠乡镇的“红帽子”，那当中的情形极其复杂。而且当时的改制方向受到了各地政府的认可和推动。我很担心，如果反过来追究，甚至形成一个运动，将会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至于柳杨等人的上亿高薪问题，我认为司马南的质疑反映了很多公众的共同不满。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柳杨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样的批评，并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