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在该书中，戴蒙德致力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巨大差异。“财富和权利为何是如此分配，我们在当下是如何经历的，为何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历史为什么不能是另一种样子，例如印第安人、非洲或澳洲的土著让欧洲人和亚洲人减少、臣服和灭绝？”该书反对曾经流毒甚广、影响深远的“种族优劣论”。并针对这种观念，展示了世界各种族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差别方面的自然地理因素，从而解读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各名族的互动关系方面展开了新的视界，对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石做出釜底抽薪的科学回应——“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成和演化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该书中，戴蒙德首先从粮食生产的发展进行论证。文明的强盛离不开密集人口以及告别狩猎采集，走向定居有关。定居离不开动植物的驯化，然而在历史中这种驯化更多地是发生在欧亚大陆而不是其他大陆。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史上，新大陆上曾经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它们为何消失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答案是：它们被首批到达的人类杀光或间接消失了。

历史上，这些动物在缺少人类的情况下独自演化了几百万年，却由于首批人类移民高超的狩猎技巧而灭绝。与此相反，生活在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哺乳动物却活到了现在，因为它们一开始就与成长中的人类共同演化，人类的狩猎技巧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它们存在着充裕的时间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心理。这一事实带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新大陆的土著居民再没有机会向畜牧业过渡，因为可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一开始就被杀光。他们不得不处于狩猎时代，当然进一步的文明也就更难形成。非洲大陆上至今存在着不少野生大型哺乳动物，如野猪、野马、斑马等，它们却没有被早期的非洲人驯化。因为并不是每一种野生动物都能够被加以驯化的，一个被驯化的动物必须同时满足若干个条件，如生长速度较快、性情不能过于凶险暴烈、还必须具备稳定的群居习性，以适于进行放牧。

该书中所举的例子谈及了在未驯化动物的人类种群与驯化动物的人类种群存在的差异。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在哥伦布来到的一两个世纪里，印第安总人口减少了95%。其中主要的杀手还不是白人的枪炮，而是白人所带来的细菌。天花、麻疹、流感和痢疾等疾病席卷了当地部落，导致印第安人口锐减。然而，这些病菌最初均来自驯化的群居动物。由于欧亚大陆的人类。由于欧亚大陆的人类很早就开始驯化动物，并且定居生活使早期人类的群密集度有所提高，所以，这些病菌在人类中的感染和传播也就有了一段悠久的历史。这足以让自然选择过程在人类身上发挥作用。

比如，一场流感使不少人感染并不幸死去，但其中往往总有人痊愈并幸存下来。久而久之，能生存下来的人往往具有对某种特定疾病的免疫抵抗能力。但是，这样的过程在印第安人中却没有发生过。印第安人从没有定居的畜牧业，也就没有跟这些病菌打交道的经历。当白人首次将病菌带给他们时，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悲惨地死去。结果代表文明社会才有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就这样残酷地征服并几乎消灭了新大陆上的土著居民。

粮食生产随着带来发展、病菌外，发明文字的地区亦通常是各自区域里粮食生产出现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会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进化，或者是由于文字的传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而这种文化又是来自最初的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地理对思想和发明的传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上，不仅适用于文字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技术。该书中对于技术创新是否仅依赖少数发明家以进行发展做出了解释，随着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才，因为这些人的工作不是种植他们自己吃的粮食，而是发展技术。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流动人群相对而言都是平等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活动范围局限于自己的地区以及与邻近人群结盟关系的改变，故而在技术创新脚步上有所停止，乃至与跟其他民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与技术差距。在另一个例子中，大航海时期西班牙殖民南美时的卡哈马卡战役：169名骑兵加步兵对战80000名印加土著人，结果是：印加帝国皇帝被俘虏，全部黄金足以充塞满一间房间。这场战役中，西班牙人凭借其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钢铁（盔甲与武器）、枪炮赢得了战役。而在这场战役之前，印加帝国刚刚遭受了天花引起内战，而天花正是早前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带来的，这就是钢铁、枪炮与病菌所带来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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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

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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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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