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西坝到兴隆湖

位于一环路南二段的中科院成都分院北大门。无数科研人员在此践行了“服务国家、报效人民”的使命

山地所高级工程师陈顺理

山地所总工程师游勇

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馆长、研究员李家堂

中科院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王嘉图

无论走多远，不忘来时路

科学城园区与独角兽岛仅一路之隔

位于天府新区兴隆湖畔的中科院成都分院科学城园区

本报记者 吴亦铮/文 李冬/图

华西坝，成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印记，镌刻了近代成都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也记录了农耕文化城市向着现代科学重镇跨越的岁月。今日华西坝，熙熙攘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数码城坐落其间，乃城市繁华之所在。然而将时间倒推至20世纪50年代，在成片的水田与农居掩映之间，你会看到两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片区——其中一处，是华西大学，另一处，则是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成都分院）。

从成立至今，中科院成都分院已走过六十四载风风雨雨，先后经历了三次改名。从这里走出的各项科技成果，为成都这座千年古都带来了科学的春风，注入了科技兴城的强劲动力和核心资源，让成都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科技重镇。

2021年底，位于兴隆湖畔的中科院成都分院科学城新园区建成并投入使用。新园区占地面积3700亩，总建筑面积近70万平方米，分院已陆续“搬家”至此，并将于今年完成整体搬迁，未来的分院将在成都城市产业更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追溯 成都的“科学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都还是一座典型的内陆农耕文明城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老成都对此有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呼——“三根半烟囱”。第一根是启明电灯公司，第二根是造币厂，第三根是军火厂，还有半根是火柴厂。此时的成都，见不到半分科学重镇的影子。

直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成都被确定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在成都投资重点建设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在“一五”计划推动下，曾经一片荒芜的成都东郊，陆续建起了成都量具刃具厂、红光电子管厂、西南电子管厂、无缝钢管厂、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大）、第十研究所、前锋无线电仪器厂等一批国内重点建设的企业和学校。至此，在成都这片沃土上，科学的种子开始萌芽并茁壮成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关于在各省、自治区和专区建立科学机构和地质队的意见》。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决定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以下简称“四川分院”）。1958年7月1日，四川分院筹备处成立，并于11月13日正式成立，系四川省的科学研究事业机构，受中科院和四川省双重领导，以四川省为主，马识途担任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

“先有分院，后有研究所”。四川分院成立后，围绕西南地区特色领域，分别建立了对应的研究所。为深入推进天然气开发和应用，成立了有机化学研究所；为做好生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成立了农业生物研究所（196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南生物研究所”）；针对国家对计算机领域的建设研究需要，成立了计算所（计算机研究所）；全国五个科学仪器研究中心之一落户成都，最早叫金工厂，后改名为科学仪器中心；为了给成都的科研生产单位做好文献支撑服务，成立了文献情报所。这五个研究所，是四川分院最早的下属单位。

从1958年7月至1960年两年多时间，四川分院先后建立了24个研究所，职工达2700余人，华西坝成为当时成都的“科学之心”。

1962年8月6日，四川分院被撤销，同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统管西南地区院属科研单位，中心则一直在成都。1970年，西南分院被撤销，在川研究机构均移交四川省管理。

1977年底，经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成立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时至今日，成都分院系统共有9家院属单位。除成都分院机关外，还有5个研究所（中心）和3家由研究所整体转制的科技型企业，包括在成都市的光电技术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原中科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原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成都中科唯实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原中科院成都科学仪器研制中心），以及在重庆市的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科院成都分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18项，发表论文约1.2万篇，出版专著156部，获授权专利约2000项。在地形地貌相机、激光雷达、量子卫星地面望远镜研制，以及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薯类原料高效乙醇技术转化、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评估、人脸识别、石墨烯关键技术与制备、草甘膦催化剂自主开发等方面代表着国家水平。

印记 “成都造”，成都傲

“会议系统国家队”：党的十二大之前，我国重要会议的电子选票系统全部使用来自国外的技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不让自己在重要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被“卡脖子”，中科院成都分院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后整体转制为中科信息）开始在此领域深耕研发，最终于1978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票箱、第一台电子表决器、第一台会议报到机，并于1982年首次在党的十二大中成功应用，开创了我国会议工作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的先河。从十二大到十九大，中科信息的电子选举系统连续服务我国各种重要会议40余年，被誉为“会议系统国家队”。2016年，中科信息承担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表决系统研制保障任务，安装于万人大礼堂的近4000席“双核心、双通道”电子表决器，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表大会电子表决系统。

“地奥心血康”的零突破：中医中药在全世界160余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但长期以来只能作为保健品或其他非药品应用，普遍难以打入国际医药的主流市场。1987年，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课题组成功研制出了“地奥心血康”，次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被卫生部批准为预防和治疗冠心病新药。2012年，“地奥心血康”取得了作为植物药品在荷兰的上市许可，这是我国成功进入欧盟市场的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性药品，也是欧盟成员国以外获得市场准入的第一个植物药，标志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性药品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实现了零的突破。

人脸识别“黑科技”：以前到机场，要经过繁琐的取票、换票、安检流程，给乘坐飞机带来极大不便，而今天我们到机场，却可以做到“一脸走天下”，这份人脸识别“黑科技”的研发团队——云从科技，同样来自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核心技术孵化。

中科院成都分院新园区悬挂着一幅颇有年代感的题字，上面写着“筚路蓝缕”四个字。这幅字，正是分院第一任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马识途所题。筚路蓝缕，正是对中科院成都分院风风雨雨六十余载最贴切的注脚。时至今日，从中科院成都分院走出的高科技领域“成都造”，已成为成都的骄傲。

搬“新家”也要搬传承

从华西坝到兴隆湖，从320亩到3700亩，中科院成都分院这次搬“新家”，在硬件条件上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中科院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王嘉图看来，搬新家最重要的，是要把成都分院60余年积淀下来的“服务国家、报效人民”的精神传承下去。

在华西坝园区，成都分院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在艰苦的条件下，用信仰与汗水，创造出了一项又一项的科技奇迹，让成都成了中国的科技重镇。兴隆湖畔的新园区，是国际一流的科研园区。在更先进、更完善的硬件条件下，支持成都分院人不断前行的动力，依然是“服务国家、报效人民”的初心与使命。

生物所茂县山地生态站的老所长刘照光，一生扎根在茂县，为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奉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后人将他一半的骨灰撒在生态站，另一半则安葬在了家乡。这种精神为成都分院树立起了一道精神的丰碑，是“服务国家、报效人民”的最好体现。今天，成都分院将党员教育基地建在茂县山地生态站，定期组织党员前去学习，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教育他们，将先辈们对科学的执着、对国家的责任、对人民的奉献，一代代传承下去。

搬到新园区后，成都分院要建院史馆，各个所要建所史馆。未来，无论成都分院走得有多远，有了更多的科技成果，都不会让后来者忘记来时的路。

在党员教育基地和史馆的基础上，兴隆湖园区还将迎来中国科学院党校成都分校。同类的党校全国只有三所，一所在中科大，另一所在上海，成都这里是第三所。未来，党校将对年轻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常态化地开展信仰教育和精神传承，请老一辈科学家和优秀共产党员来讲课，让初心与使命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心中。

故事

山地所：难忘“长漂”

别人武装到牙齿， 我们就是一腔为国争光的热血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简称山地所），其研究领域集中在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听起来似乎与老百姓生活相隔甚远，但在中科院成都分院的众多研究所中，它在全国的知名度却排在前列。原因之一，便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地所主导下，举办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活动——长漂。

漂流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成都都江堰的虹口就开设了这项运动，沿着河水顺流而下，成功漂流到终点，那种征服自然的成就感不言而喻。但漂流长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江大河均被人完成了漂流，唯独长江是个例外。长江全长6300公里、落差5400米，其中虎跳峡、老君滩等深峡险滩难度超乎想象，被漂流运动员称为“最后的伟大征服”。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要率队来中国首漂长江。消息传出，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发出了“中国的长江，应当由中国人完成首漂”的号召。他毅然于1985年6月20日抢险下水，进行探险和摄影相结合的长江漂流，但因势单力薄、装备不良，在金沙江的通珈峡遇难。尧茂书的壮举得到了热烈关注，全国掀起了一股“长漂”热。

1986年4月21日，在几个民间组织和一批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筹备组在四川省地理学会（当时山地所是该学会主办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正式成立，后经省政府批准，设立了以原科分院党组书记侯惠仁为总指挥的指挥部。指挥部在报纸上发布启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漂流勇士，招募标准很严格——男性，年龄20-35周岁，会游泳，会划船，特别规定报名者身高不能低于1.70米，体重不能低于50公斤。招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报名人数很快超过1000人。面对家人或单位的反对，很多年轻人为了表明决心，纷纷写下“请愿书”“生死状”。来自攀钢的工人冯春，报名后发誓不漂完长江不剪头发。漂流归来，冯春发型已是酷酷的“非主流”。

当时最鲜明的对比，就是由山地所为主体组织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和中美联合漂流探险队在装备和条件上的差距。全程参与组织了“长漂”活动的山地所退休专家解晋康说：“美国人组织的探险队资金充裕、装备精良，一艘橡皮船耗资4000美元，我们的橡皮艇3000元人民币；他们的一支船桨40多美元，我们的十几元人民币；他们的补助是300美元，我们每天两块五毛钱……”他用了一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当时的艰苦条件：“别人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在艰苦条件下最大的动力，就是一腔为国争光的热血。”

1986年6月22日，探险队从长江源头纳钦曲下水，开始源头至沱沱河沿的科考漂流。经过了5个多月的漂流探险，1986年11月25日，探险队抵达长江与东海汇合口，完成了人类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由中国人首先完成了“最后的伟大征服”。通过此次长漂，山地所也完成了对江源地区和金沙江段的重点考察，对长江中、下游进行了补充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了不少新发现、新见解，填补了我国在这一区域科考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经济价值。

以山地所为主体的“长漂”活动，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举办的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充分展现了“敢为天下先”的成都精神。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成为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而在长漂中牺牲的孔志毅、王建军、王振、杨前明、万明等烈士的名字，也被时代所铭记。

生物所：“鸟枪换炮”

从极简主义到国内领先

“一根棍子一支笔，出门自带锅碗瓢”，这是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前任馆长王跃招回忆当年野外科考时所有的科研装备。棍子可以当拐杖，在翻山越岭时用来保障平衡与安全，在面对危险时，也可以用来防身。笔，则是那个年代用来记录野外考察所见所闻，以及动植物珍贵身影的唯一装备。

至于“锅碗瓢”，故事就更多了。王跃招说起前辈赵尔宓院士和费梁研究员，他们在生物研究所成立后不久就先后加入，大半的工作时间花在了野外考察上。向北，最远到了黑龙江；向南，最远去了海南岛。20世纪6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野外考察吃住行都成问题，每次外出考察，科研人员都自带锅碗瓢盆和铺盖卷，饿了，煮土豆熬稀饭，渴了，喝山泉水，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野外考察的艰辛和危险，没能阻挡他们的脚步，看到一个珍贵标本，他们比过年还开心。

对于生物所的野外科研人员来说，艰苦的条件、繁重的任务并不是最难受的，反而是找到了珍贵的动物标本，却因设备落后、没能完全捕捉和一一记录所带来的遗憾令人困扰。很多科研人员用手中的笔记录野生动物的资料，因此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里的骨干科学家，很多也成为出色的“工笔画家”。

依靠画笔，很难动态而准确地记录下所有细节，而且成像时间往往需要两周左右，这成为科研的一道瓶颈。这样的窘境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一台美能达彩色相机要卖5000多元，在月薪才几十元的时代，这无异于天文数字，但所里的领导决定勒紧裤腰带，买了一台。这台相机在此后的研究中屡建功勋，一直服役到2000年才光荣退休。

正是赵尔宓、费梁、王跃招等科研人员的艰苦奋斗，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起源于1938年刘承钊院士在华西协合大学创立的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组，已拥有亚洲馆藏量第二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馆藏标本达11万余号，在国际交流和科普教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今的生物研究所，早已不是当初“一根棍子一支笔，出门自带锅碗瓢”的极简主义。“鸟枪换炮”后的生物所，配备了荧光定量PCR仪、立体显微镜、核磁共振仪等一系列高精尖设备，建成了国内领先的高科技科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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