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

约前 1000 年左右，由多瑙河奔赴海洋的一支雅利安人留在了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以南及以东的平原上，因他们讲着拉丁语而被称作拉丁人。

离拉丁人稍北的台伯河上有一块浅滩，拉丁人和他们西北边的伊特刺斯坎人常在这个浅滩上做买卖，时间长了，部分拉丁人开始在这个浅滩上定居和避难。约前 750 年，这里发展出一个叫做罗马的小城市（这时，西周因迁都洛邑而成为东周）。

当前6世纪拉丁人和伊特刺斯坎人为罗马的控制权而战斗时，中国的孔子正颠沛流离于异国他乡，去寻找欣赏礼乐治国的诸侯王；雅利安武士出身的乔达摩也流浪在印度次大陆北部，思考着与生死有关的重大问题；而赞颂斯巴达的柏拉图、赞美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还没有来到人间。

这一时期，称霸西方人所知的世界的，是大流士（前521年继位）的波斯帝国（亦由雅利安后裔建立的国家）。由于它的强大，古亚述帝国和已经衰落的巴比伦帝国、埃及帝国都得向它纳贡，这些财富使大流士国王产生了征服希腊的兴趣（前500年入侵希腊），而且，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入侵，斯巴达作为希腊世界的拯救者，使共和制受到普遍的赞扬。

受到赞扬的还有最善于做生意的腓尼基人（闪米特人的一支）建立的殖民城市迦太基城邦。这个建立于前8世纪的伟大城市以富有和带有寡头性质的共和政制而闻名。①

迦太基人属于讲闪米特语族人的一支，以航海和善于经商著名，与阿拉米人（叙利亚人的祖先）、希伯来人、亚述人同属闪米特人后裔。迦太基共和国有两个类似于执政官的国王（非世袭），有一个由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元老院，分为一百零四人院（法官团）和三十人长老院（行政谘议），还有一个作用不像斯巴达那样大的公民大会。元老院实际上行使着共和国的实际统治权，且由于成员都是极其富有的人，因而他们使迦太基共和国具有了寡头政制的性质。

正是这个富有的迦太基共和国，曾在前279年－前275年间，与罗马人结盟并跨越地中海帮助罗马人去抵抗亚历山大一个亲戚（埃皮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入侵。它们结盟战胜皮洛士后，迦太基将邻近的西西里岛收归己有，而罗马人则扩张到整个意大利南部。

迦太基人与善于杀戮的雅利安人后裔结盟，是其历史上做的最后一笔大买卖，这笔错误的买卖将他们建城700年间赚的所有财富赔个精光。而这些财富恰恰为罗马人由共和国走向帝国提供了动力。

罗马共和国在前510年国王废黜之前，是个与斯巴达相似的贵族共和国。社会结构也与斯巴达相似，贵族（patricians）－平民（plebeians）的社会体系之下，是奴隶和不具公民权的没有财产的自由民及外地人。

奴隶和外地人与希腊的奴隶和异邦人一样没有政治权力。罗马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元老院。但这个元老院与希腊元老院和迦太基元老院不完全相同，既不是选举出的也不是世袭的，由国王从贵族中指派元老院成员，国王被逐后，元老就由取代国王的两个执政官指派。

这两个执政官由罗马公民大会选举。在罗马，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执政官和元老，平民的政治权力仅限于选举执政官和其他公职官员。与希腊诸国不同的是，早期罗马平民的公民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他们不仅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与贵族阶层通婚，甚至投票权的份量都不及贵族。②

根据西塞罗《国家篇》卷Ⅱ39－40 的叙述，罗马百人团会议投票权的规定如下：将较富有的人、特别挑选的罗马骑士组成 88 个百人团，加上对罗马有巨大用处的木匠百人团，共有89 个百人团，他们占人口的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无产者”则组成 104 个百人团；这样，当 104 个“无产者”百人团中的 8 个选择与 89 个富人骑士百人团的意见保持一致时，就可以行使罗马民族的全部权力了（即剩余的 96 个无产者百人团的意见按多数票原则就被否决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保证了罗马可以按照富人的意见去进行决策，又不至于剥夺公民中大多数人的投票权，公民投票权的被剥夺将会导致专制，也不能给予穷人大多数很大权力，那将产生危险。这就是赫·乔·韦尔斯所说的罗马公民投票权份量的不同，即富人的投票权份量重一些，穷人的投票权份量轻一些。【见：[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55 页。】

贵族和平民投票权的份量不同是否合理呢？最好不要太匆忙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鸽子的表决权就是分等级的。

据2010年4月11日墨西哥《每日报》报道③，科学家发现，鸽子是通过一种“民主等级制”来保障鸽群所有成员都朝着一个方向飞行的。

科学家将微型卫星定位系统（GPS）固定在每只鸽子的背部，跟踪记录鸽群中每只鸽子的飞行轨迹，发现鸽群存在一个复杂的决策机制，鸽群中既没有唯一的领袖，也没有“一鸽一票”的平等投票过程。

每只鸽子拥有一票，但每一票的份量不尽相同，级别较高的鸽子投票份量更重，级别较低的鸽子影响力稍弱。

至于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个体成为领导者或导航者，目前尚无定论。但科学家们相信，如果鸽子的这种“民主等级制”是进化的结果，如果存在着某种选择优势导致某些个体拥有较大的决策份量，那么这将是群体决策的一种有效方式。

姑且不论这个例子能否证明“民主等级制”决策是一种有效的决策方式，但却启示我们，一人一票的民主平等制决策，可能只是民主决策的一个实例，而不是民主决策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它或许是有效的，但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

如果考虑民主决策是一种进化选择的话，“民主决策”本身应该存在着与“一人一票”方式不同的其他方式，否则，“进化论”在“民主决策”这里就失效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相信进化论呢，还是相信“一人一票”的民主平等决策是最好的决策方式呢？

罗马的投票权等级与鸽子的民主等级决策当然不具有可比性，也当然不能拿鸽子的民主等级制来赞扬人类思想的聪慧。

在现代，不管多么信奉民主平等制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表达方式，都不能完全抹杀雅利安人（包括拉丁人及日尔曼人）在更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是相信应该由智力上卓而不群的人出任自己的政治代表，因为那些拥有较多财产或者拥有贵族身份的人，大概具有较好的智力或理智——且可以遗传，因而可将投票权委托给他们或者投票给他们。

而这恰恰是广泛流行于近现代社会的普选制和比例代表制民主的两种雏形。

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将罗马的投票权等级制，看作是现代民主制的原型。

因为在罗马时期，具有投票权的平民中，财产少于1万铜阿斯（相当于800美元）的公民，被称为“无产者”（proletariat），他们在罗马社会中要承担三项政治责任，一是服兵役，二是为国家养育公民，三是需要时作为殖民者去建立属于罗马人控制的新拉丁城市或驻守重要据点。④

西塞罗在《国家篇》（卷Ⅱ，40）中将收入低于 1500第纳里或那些除了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称为“生育孩子的人们”。实际上，“无产者”这一概念不是指完全没有财产的人。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恶劣生存状况时，借用了这一概念，以与富有的资本家相对；但这一概念后来被用来专指没有财产的城市工人，而且似乎所有的城市工人都因此而成为了没有财产者。对这一概念的误解及政治意义转换，使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者”成为国家的领导者阶级，并同时被剥夺了对财产的个人占有权利，成为事实上没有财产的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成功地取消了公民的财产权，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部分恢复。

这就是说，平民不仅在投票权分量上不如贵族，在国家政治体系分工中也从属于贵族。此外，罗马人还聪明地将公民权扩展到罗马人之外的其他拉丁人那里，称作拉丁公民权，既扩大了拉丁人的队伍，也将新加入罗马国家的拉丁人与罗马人自己的公民相区分。

贵族作为贵族，如果不能卑鄙地利用其身份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治优势，贵族的世袭制便不能长期保持下去。

在罗马，贵族们通常通过推动征服事业来保持富有和富有所具有的影响力，而充当征服事业冒险者的往往是“无产者”以及其他平民。

但所有因征服而得到的土地全部被贵族们瓜分，平民们得到的仅仅是作为拉丁人的荣誉感以及因为服兵役而田地荒芜和债台高筑。

罗马征服事业的基础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所有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平民和平时期是农民，战时是战士，且在和平时期还须努力工作，以便积攒钱财购置作为战士的戎装，包括武器、甲胄和征战时的给养。

也就是说，罗马平民在战争期间所需的一应开支都得自己准备，这不仅是作为公民对国家的伟大义务，也因如果一个平民不具备这个能力就会失去公民权。

因此，那些贫穷的平民为了保有公民权而不得不向贵族借贷。这就使高利贷成了罗马贵族们另一个增加财富的途径。

但平民也不是傻瓜。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和征服事业的发展，平民们开始要求分享全体拉丁人的荣誉和实际利益，至少不能因为还不起贵族的高利贷而被迫戴上枷锁沦为奴隶。

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士兵们在一次凯旋归国途中，因恐于回家后还不起债务沦为奴隶而不再服从执政官的命令。他们整队来到台伯河上游的圣山，准备在那里建立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城，以免回到老城后因还不起债务而失去公民权（成为奴隶）。

由于当时罗马与沃尔西安人的战争正在进行，贵族们被迫让步，罗马的平民通过这次成功的“罢工”，而扩大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些返回罗马的平民获得了有自己的官吏、保民官和营造官的特权。

这一在罗马共和国中体现对平民权利维护的保民官（tribunus plebis)制度，使罗马平民不仅获得了出任保民官这样的公职的机会，也使罗马平民取得了可以与贵族抗衡的政治机会。

在这一重要的成就基础上，平民们继续着争取权利的斗争，而将法律书写下来而不是依赖贵族的记忆力，成为平民的新努力。终于在前451－前450年，罗马完成了十二铜表法的制定，使罗马的法律不再依赖贵族的记忆力。

十二铜表法，指十二块刻有法律的铜板，被称为罗马成文法的典范，亦为欧洲最早的成文法。巧合的是，中国的法鼎也是将成文法条刻于作为权力象征的青铜鼎上。我国最早的法鼎大约产生于前 550 年左右，由子产所铸。子产（？～公元前 522），名姬侨，新郑人，公元前 554 年任郑国卿，铸刑书于鼎。

这被称为成文法的法律构成了罗马法的基础，也使由10人组成的保民官制度建立在成文法之上而不是贵族的意愿之上：保民官获得了对罗马事务的否决权。

保民官的出现，使自希腊雅利安人以来的政治传统发生了微秒的变化，在原来的执政官（国王）－元老院－公民大会基本制度之间，插上了一个由平民组成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元素，它作为对元老院的一种权力制衡，逐渐使平民获得了那些自古就由贵族把持的权力。

前376年，平民们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又赢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贵族们被迫同意，两名执政官中至少应有一名是平民出身。

但贵族按惯例以国家危机时可由贵族任命一个独裁者为由，任命了独裁者以抑制平民的权力。

对罗马而言幸运的是，独裁者卡米卢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以和解政策化解了罗马贵族－平民之间的对抗，平民的处境得到了改善，部分开始成为富人和有权势者，元老院的人员结构由此开始被改变，平民出身的新进权贵们现在成了元老院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所有的罗马富人还得与总是希望获得财富的穷人们进行斗争。解决冲突的方法，还是被证明最有效的那个办法，就是通过征服战争和殖民扩张，去为每个罗马公民寻找足够多的财富。

在罗马人即将抢掠最富有的城市迦太基之前（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中国8年），差不多整个意大利半岛（阿诺河以南）被纳入罗马人的版图，罗马公民达到约30万⑤，这是雅利安人有史以来建立的最大“国家”——比希腊的雅典差不多整整多了7倍的公民。

这样一个力量日益增强、公民数量急剧膨胀的城市国家，如果能够如信奉民主的人士所希望的那样，恪守正义、平等和自由之精神，必能使西罗马帝国避免在5世纪被毁灭的命运。

但11年前迦太基人帮助罗马人打败皮洛士（前275年）的经历，使罗马人从惧怕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中得到了嫉妒，从迦太基人为富有支配的强大力量中看到了威胁；

于是，在迦太基人以海上领袖的身份要剿灭墨西纳的海盗时，海盗向罗马人发出了求救的呼声，罗马人便以帮助海盗的方式展开了对迦太基人的攻击，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

结果是迦太基人战败求和，罗马人擭取了属于迦太基殖民地的西西里岛，并得到了迦太基3200塔兰特（折合2300万美元）的战争赔款。⑥

但贪婪的本性并没有使罗马人停下征服的脚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地侵占了科西嘉和撒丁两岛，还把赔款提高了1200塔兰特，并限制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发展。

这些屈辱的条件使迦太基的荣誉面临着考验，于是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结果17年后迦太基又一次战败，更加苛刻的条件被施加于迦太基：西班牙让给罗马，交付1万塔兰特（折合7000万美元），未经罗马许可不得擅自开战，交出迦太基国王兼军事指挥官汉尼拔。

但迦太基的屈服，并没有消除罗马人对迦太基产生的卑鄙情感，这个情感来自于不肯投降的汉尼拔，他在11岁时即曾发誓永远敌视罗马。

这个11岁孩子的誓言，成为罗马人恐惧的来源和倾泻暴力的借口，如罗马的著名户籍官卡托每次在元老院演说时都会高呼“一定要毁灭迦太基”。对这种情感，赫.乔.韦尔斯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仇恨是能支配一生的一种激情，有一种气质类型很容易产生仇恨，它动辄依据复仇闹剧的情节来看待人生，乐于在“正义”和报复的惊人表演中寻找刺激和满足。穴居野处时代的恐惧和忌妒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在开放它们阴郁的花朵，我们距离旧石器时代毕竟还不到四百代人。全欧洲都知道，大战给这种“仇恨”气质以最大限度的活动余地，第一次布匿战争所发泄出来的贪婪、骄傲和残忍，这时正在产生出排外偏执狂的丰硕果实。……古猿的火红的眼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们被喝倒或被杀害的时代；这时代的真正精神是表现在那种从被作为献祭而牺牲的人体内挖出的还在抖动的肝脏上去检查凶吉迹兆的急切劲儿。”⑦

通过查看祭牲内脏来占卜吉凶是罗马人的一项传统。如当召集部落会议（罗马公民大会的一种形式）时，会议前夕，占卜祭司要检查祭牲的内脏，假如他们认为血淋淋内脏的预兆是不吉祥的话，部落会议就会被取消。当罗马人在前 3 世纪陷入极大恐慌时，曾用人体做祭牲来占卜吉凶。

由于赫·乔·韦尔斯分析的原因，在汉尼拔死后（前183年）34年，罗马人为了兑现毁灭迦太基的誓言，借口迦太基人继续从事贸易并再次繁荣起来（想想美国对口袋里装有3.2万亿美元的中国的态度吧！），而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最后（前146年），在将50万人迦太基人杀剩5万人作为奴隶之后，焚毁了整个迦太基，并用犁翻过迦太基的废墟，且撒上盐巴，以示最后的毁灭，还极其严肃地诅咒说，任何人要企图重建该城定遭天遣。⑧

迦太基被毁灭了，以航海技术、商业能力和贵族共和国闻名的一个伟大民族就此消失。

而毁灭迦太基的罗马人也同时毁灭了罗马的自由，并开始进入毁灭罗马共和政体的进程。

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将属于迦太基的西班牙抢到手中，同时通过征服战争而将南高卢、马其顿等地区变成自己的领地，还将势力延伸到地中海北岸至高加索的广大地区。

战争不仅在罗马之外是残暴无情的，在罗马内部也因战争对财富的依赖而将从事农业的自由民盘剥得痛苦不堪，甚至西班牙、马其顿都成了专为罗马的扩张而存在的输血机器。

贵族们借助战争控制着罗马的财富，贪婪的欲望使他们不仅无情地将属地的财富据为己有，而且也将罗马公民的良田通过高利贷而变成自己的土地，把奴隶和征服地区的人民当作牲口来耕种这些土地，此时的意大利已经“从一块自由农民的土地变成为一个用奴隶劳动来养牛的大牧场”了。⑨

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以自由民为主的军队，随着战事的持久和战线的拉长，特别是需要对征服的土地进行控制，已经不能适应罗马的政治需要了。

成年累月出征的自由民士兵，不能只是为了罗马的荣誉而无偿地付出，他们需要得到报酬以便弥补不能在家乡耕种的损失，于是领饷士兵开始出现。

领饷士兵的出现，使罗马的希腊式军事体制，转变为以职业军人之军团为主的国家“军事体制”，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从此只有当职业军人这一选择了。

为了满足这一变化的需要，军团的将军们必须更加残暴地在征战中掠夺，以便用金银财宝来激励军团士兵们的斗志，士兵们则除了领饷、劫掠和效忠于能为他们增加财富的将军外，不再对其他事情发生兴趣。

不仅如此，贵族们成了极其富有的政客，而军团成了将军与贵族争权夺利的筹码。争权夺利的结果，使罗马由共和国演变为独裁倾向强烈的军事化国家。

伴随国家军事化的是普遍的精神和道德沉沦，生活也被邪恶所玷污，在前88－前83年的短短5年时间内，执政官马利乌斯和苏拉因争权夺利而将罗马拖入内战之中，并在罗马城内进行了3次屠杀。

苏拉取得优势后，在前82－前79年间实行独裁；此后罗马经历了前三头（克拉苏、庞培和恺撒）时期的政局动荡、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恺撒的独裁（前46年）、恺撒被刺杀（前44年）、后三头（安东尼、屋大维、列庇都斯）时期的血腥战争等。

前27年，恺撒的继承人（养子）屋大维在清除了恺撒的政敌、也是他屋大维的政敌后，宣布自愿辞去从前43年就拥有的非凡权力，他对罗马人说：“把共和国交给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来控制吧。”⑩

于是，元老院、公民大会和行政官这些体现共和精神的职能，从被财富的诱惑、征服者的狂傲、政治阴谋造成的分裂、选举的纷乱、内战的血腥、高利贷的铜臭、澡堂中放浪形骸的妓女搞得乌烟瘴气的罗马政治中得以恢复。

作为报答，元老院给了屋大维这个“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一个首席执政官的地位，并将“奥古斯都”加在了他的名字中。⑪

屋大维在前 28 年改组元老院，自任首席元老（元首），前 27 年宣布交卸权力。元老院和人民按照旧有的习惯授予他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并授予他“奥古斯都”这一代表显赫尊严的称号，屋大维因此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奥古斯都”意为“神圣的”、“高贵的”，带有宗教和神学意味，屋大维因这个称呼以及所拥有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而被视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从此以首席公民自称，行使着只有君主才配行使的权力。罗马共和国由此完成了由共和向帝国的转变。

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不曾成为主要政体形式的帝国，开始以征服者的姿态统治着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约5500万人口。

这一庞大帝国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

我们知道，希腊雅利安人的不同政体分别建立在荣誉、财富、自由、激情的心灵上，罗马共和国早期也建立在荣誉这样的心灵上，只不过荣誉总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

在罗马共和国存续的近500年间，有时是荣誉但更多地是财富或者两者的结合，提供着罗马扩张的推动力。

而对荣誉和财富的过度追求，不免失于贪婪或直接就是受贪婪所驱使，而且一般来说，也正是贪婪的心灵，才会将代表名利的荣誉和财富看作是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对象。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中，一切混乱和内战，不外乎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将军们之间，为了获得对罗马的控制权进而收获财富和荣誉而进行的较量，早就将阴谋引入元老院议事程序和人民大会表决权的贵族们，则将自己的命运押宝于有才能又有保证军事行动所需的财富的青年才俊身上，而放弃了共和国法律所主张的善的城邦生活的那些基本原则（或许只有西塞罗还在他的论述共和政体的著作里赞美这些原则），愿意采取妥协的方法将自己的利益与独裁者（如苏拉、如恺撒，如屋大维）的追求捆绑在一起。

此外，罗马的贵族远不像希腊贵族那样敢于为了生命的尊严而保持自己的荣誉，这就使他们容易为了财富而牺牲荣誉，因为财富远比荣誉更能使他们获得尊严和奢华生活的快感体验。

可以说，正是对荣誉和财富的贪婪之心，促成了罗马共和的衰亡，而催生了罗马帝国的诞生，罗马帝国也便基于贪婪的心灵而使人民日益臣服于帝国的暴政。

而唯独王制，这一建立在正义心灵之上的政体，很少出现在雅利安人的历史中。这不是他们不喜欢王制，而是正义的心灵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灵魂中。

当然，很多人习惯于将罗马的共和制看作是后世西方民主政体的模板或原型而加以赞颂，甚至给予特别的美化，以便将罗马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看作是可以媲美于希腊文明的一种高尚的文明。

由于人们很容易将罗马共和时期的百人团会议看作是现代代议制的原型，也有人注意到罗马的元老院（拉丁语Senatus，英语Senate）与美国的参议院（United States Senate）使用了相同的名字，加上那个被误解的“无产者”作为公民（Civic）和作为人民（People）所应该拥有的民主政治（Democracy，陈独秀的“德莫克拉西”）权利有无区别等问题的存在，对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区别，以及罗马共和国与近代共和制国家之间的区别，作个大略的说明是必要的。

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区别实际上并不是很大，可以将罗马帝国看作是为解决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政治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

这个措施的必要性可概括为二：一是罗马共和国要去管理一个比城邦大得多的国家，原先在城邦国家中行之有效的法律原则，因国家的庞大化和军事职业化而逐渐失去了有效性，如贵族们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他们对扩大了的国家的实际影响力，对整个国家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职业化的军事力量和掌握这一力量的军事首领，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屋大维都是这样的军事首领，而西塞罗就不是。

二是罗马初期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建立在全体公民自觉地维护公民利益的传统上，这与斯巴达、雅典、迦太基等是相似的；但罗马的过度扩张、残暴征服、贪婪掠夺和层出不穷的政治阴谋，将“这个传统削弱和糟蹋了；……人们只忠于表白的公民义务而背叛公民义务的精神。”⑫

在这种情况下，挑选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为国家意志的象征，以便将公民们之间日益脆弱的关系及其思想意识统一到传统上——共和制是在否定王制（前510年）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王制似乎不会相当困难，但屋大维聪明地拒绝了王冠，而选择做一个比国王拥有更大权力的首席执政官——而屋大维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罗马领袖。

但新“国王”奥古斯都并不是老国王，他现在以首席公民的身份获得了比其他公民更多的权力，且承担了另一个执政官的责任，只是他作为“奥古斯都”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神性而可以恢复国王的称号，并让国王的职位在其子孙中延续。

倒是辛苦了几百年的元老院，因对财富的关注高于对荣誉的关注而使自己的德行日益败坏，引导着人们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能够开疆辟土的将军们身上。

于是，元老院成了奥古斯都和皇帝们爱好民主而不独裁的外衣；直到罗马帝国晚期，元老院都一直作为罗马的平民政治外衣而继续遮掩着罗马帝国贪婪和残暴的灵魂。这便是共和罗马与帝国罗马的主要不同。

比较而言，罗马的共和政制与近代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区别要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在主要方面都各有不同。

赫·乔·韦尔斯认为，罗马的执政官特别是首席执政官，虽然拥有君主的权力，但并不是欧洲式的君主；他也有点像美国的战时总统，但任期不是四年而是终身的；他能任命元老院里的元老，因此不必像美国总统那样受参议院的限制；他同时是个祭司长，而近代美国和欧洲的国家里却没有这个职务；尽管按立法规定，新的首席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但首席执政官通常可以指定和培养继承人，且实际上不受任何适当的约束；罗马还有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平民大会来代替英国的下议院或美国的众议院⑬；而整个罗马的命运却与拥有军队控制权的军事首领息息相关，他们可以拥戴一个皇帝，也可以取而代之，然后由平民大会追认成为罗马的新皇帝。

对此，西塞罗只能无奈地说：

“……国家的统治权就像个球，僭主从国王的手中擭取，贵族或人民又从僭主手中夺走，随后又有某个寡头派别或某个僭主从他们手中窃取，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长久地自我维持。”⑭

如果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欧洲或西方的政治体制，不管是古典的，还是近现代的，实际上都是不断变换的政体形式——王制、贵族共和制、平民制、寡头制、僭政——的一种最新状态而已，至少没有哪项政体可以连续不断的存在500年以上。

它们存在时间的长短和时好时坏的现象，更象是赌桌上赌徒的运气——他们赌的是人性和不同性格的人的灵魂；或者象西塞罗所说，是一个球，可以争来夺去。

而中国的政体却一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王制历史约2400年，帝制历史2132年，1911年后的共和制尽管还处于初创和完善阶段，却也有了100年时间。

【本文完】

注释：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97－102 页。

② [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73－74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见：参考消息，2010 年 4 月 12 日。

④[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56 页。

⑤[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61 页。

⑥[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70 页。⑪

⑦[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71－472、474 页。

⑧[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84 页。

⑨[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480 页。

⑩[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513 页。

⑪[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513－514 页。

⑫[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514－515 页。

⑬[英]赫·乔·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第 518 页。

⑭[古罗马]西塞罗著，国家篇、法律篇，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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