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书立足于数字经济范畴下政治经济学分析，尝试勾勒科技驱动下金融新基建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之路。本书第一 篇“逻辑框架篇”，从监管统筹、国际共识、中国实践和数字化转型等不同视角，全方位描绘出一般意义上金融基础设施 的功能图谱。第二篇“基础理论篇”，着重分析了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这三项底层驱动力的交织联络，重点聚焦其在 金融、保险行业的渗透与呈现。第三篇“经验借鉴篇”，从国际保险业基础设施发展和我国银行、证券业基础设施建设经 验中总结规律。第四篇“实践展望篇”，试图从数据算基、网络算法和平台算力维度，探讨新技术、新业态、新风险融合 发展趋势下，我国保险基础设施在数字账户、平台科技、风险与信用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前提条件、可行路径和预期成效 。
当前，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正深刻影响甚至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国保险业借鉴国际保险业在拥抱历次技术革命方面的有益经验，正以保险数据融合运用，牵引行业转型升级。《数字账户、平台科技与金融基础设施》一书提醒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努力实现四个逻辑的整体平衡和动态平衡，即市场逻辑、技术逻辑、监管逻辑与文化逻辑。
市场逻辑代表生产关系，技术逻辑代表生产力。市场逻辑具有绩效导向性、业务内生化、机会敏锐性的特质，相应可能产生过度自我中心、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风险。技术逻辑具有颠覆性、去中心化、快速迭代的特质，相应也有可能产生用力过猛、过散、过急的风险。
对此，需要监管逻辑和文化逻辑进行再平衡、再中和。市场与技术的演化博弈，因为监管逻辑的再平衡而提升到更加宏观的立场，把牢风险的理性底线和竞争的中性原则。因为文化逻辑的再中和，扎根更加深厚的土壤，坚定了面向实体经济、国家战略和民生改善的服务理念。
在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共同构成供给侧的三方主体。监管部门主要负责搭“骨架”，重在保证稳定性；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填“血肉”，重在促进活跃性；而金融基础设施主要负责连“筋骨”，重在实现强韧性。金融基础设施作为金融业务的数据集市、运营主板和创新沙盒，在实现上述四个逻辑平衡的过程中，使命光荣、责无旁贷。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则重要规律就是，统筹协调政策主导与市场探索两个积极性，既推动自上而下的“师出有名”，也鼓励自下而上“实至名归”。刘绪光博士先后供职于国有大型银行、金融基础设施、金融行业组织，是有关金融政策的近距离观察者，也是有关金融创新的零距离实践者，本书自然兼具政策底色和实践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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