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本源是人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是真实，同是也在挖掘更多的真实。
而导演，于纪录片，不仅是一个拍摄者身份。
他/她同样也是观察者，用眼睛和镜头捕捉真实，用耳朵和话筒记录秘密。
在与微博电影、影视工业网合作的“红棉小火炉，能饮一杯无”的线上直播活动中，
GZDOC邀请了三位著名导演，同时也是节展的“老朋友”们，做客云上直播间。
自在如风的萧寒导演、真实生长的周浩导演
及本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终评评审赵琦导演。
共同挖掘纪录片导演身份背后的酸甜苦辣，
及纪录片的“无人知晓”。
（以下嘉宾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自在萧寒
萧寒
代表作:
《喜马拉雅天梯》
创中国社会纪录片最高票房纪录
《我在故宫修文物》
2016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
《一百年很长吗》
历时两年，行走十万公里完成
入围2019年加拿大HOT DOCS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周浩ZHOUHAO
周浩
代表作：
《高三》
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棉花》
第13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国际评优单元最佳中国纪录片制作人奖
《孤注》
入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赵琦_zhaoqi2021
赵琦
代表作：
《殇城》
201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提名
《奇遇人生》
第19届中国视频榜年度真人秀、201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奖项
《很高兴认识你》。
制片：《归途列车》《千锤百炼》
选题，是偶然中的必然
万事开头难。
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需要编剧团队就剧情走向或人物故事展开丰富的编撰。
故事片用想象力来推动叙述，纪录片用观察力和分析力来推动叙述。
“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特点。
但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真实，并不是件易事。
在被问到如何选择议题时，三位导演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周浩和赵琦都不约而同提到了“偶然”一词。
周浩说，他的片子，80%都是找上门的。
“题材的选择与生活经验有关，每个片子实际上都是你前面半截人生的总结，你对生活的理解。
更多的去观察社会，心里面就埋了很多好奇。”
周浩作品《龙哥》剧照
赵琦补充：“人物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这个人他进到你的视野里是非常偶然的，
但是你如果相信生活本身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性组成的话，可能你也就认为它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或者带着某种暗示，都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赵琦在GZDOC活动现场（2020年摄）
当然，对导演而言，机遇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萧寒认为，关于纪录片的创作，最主要的是有想表达的东西和欲望。
机缘固然重要，但是他也在意一瞬间的触动。
“比如我会感觉到原来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特别奇特的存在，
让我特别想了解这个人物的故事并想把这样一个故事用影像的方式讲给大家听。”
萧寒在作品《一百年很长吗》放映现场
赵琦也提到，如果对一件事有天然的兴趣，并且有足够的耐心，愿意把尺度放得更长一些，在终点必然看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重要的是生活的启发，生活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施加影响，留下烙印。”
赵琦制片作品《归途列车》剧照
以人物为切口
近年来，许多纪录片都不约而同的将话题放在社会热点之上。
如疫情战斗、升学双减、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等。
三位导演一致认为，“人物”是社会热点话题纪录片的切口。
萧寒说：“我习惯于选择小人物的视角，拍摄其生活下的变化。
我其实很难用一种技巧方式去讲，视角可能还是跟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
和自己敏感的东西有关。”
萧寒作品《一百年很长吗》剧照
记者出身的赵琦相当注重在现场的感知，并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给观众复原当时的感受。
“纪录片的优势还是在于沉下来，
去关注到在这个事件里边的人物以及在此时间尺度中他们受到的影响。
我会选择用更长的时间去观察这些事情带来的人的一些变化。”
赵琦导演作品《殇城》剧照
拍摄者、被摄者、观众，
三者间舒适的关系
纪录片而言，导演的身份有些许的微妙。
有时候，导演不仅是站在监控后面的观察者，也能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比尔·尼克尔斯曾将纪录片分为六种类型：
诗意型、阐释型、观察型、参与型、反射型、表述行为型。
不同类型纪录片，导演的存在也不一样。
如参与型纪录片，不会掩盖导演的在场，相反，刻意强调导演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
如何处理拍摄者（导演）、被摄者和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于导演们而言也是挑战。
对谈活动直播图
赵琦提到，纪录片对他来说，是一个去努力发现世界和自我真实面貌的一种途径。
通过什么方法去认识它，是个人的一种方式。
“我与我的拍摄对象，不一定有很强的距离感，我也不会认为缺乏一个所谓的客观。”
“我希望建立起一种舒适的关系，当然也希望他建立起一些比较亲近的可能，
便于我更多的了解他，这也可能是未来观众融入的一种方式。”
赵琦导演作品《奇遇人生》
周浩的新作《孤注》备受影迷们的关注，这也是一部相当有导演参与性的作品。
作品聚焦在两位有过创伤经历的主人公，纪录片的拍摄成为了触发二人创伤回闪的诱因。
同时带出了问题：
摄影机的介入是否道德？不再打扰就能走出创伤？
在被问到如何处理关系上，周浩认为自己只是用影视影像的方法去跟他的采访对象合作共谋。
每一部片子实际上都是他和拍摄对象共谋的一个结果，距离的把握就是一种舒适程度。
“处理好自己、拍摄对象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令三者都舒适，就是你做片子的方法了。”
“我会在第一时间去找到我和我的拍摄之对象之间共同的诉求，这是基本的出发点。
这种共同诉求开始也许是很狭小的，在随着时间推延，我可能会把这样的区域扩大。
所以并不是我有多少的能力，所以你去找那些愿意让你拍摄的人。”
周浩导演作品《孤注》剧照
萧寒则是认为，作为导演，歧视很难真正取得一个陌生人的信任。
但是做纪录片，也并不是一定要取得信任才能拍到好的内容。
“我可能更多的会从观众的视角去思考，了解观众更想知道什么。”
“我认为让观看者满足是创作者的基本宗旨。”
萧寒导演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自由创作无边界
赵琦和萧寒都有参与过其他形式纪实影像作品的创作。
在被问到纪录片的创作形式和其他创作有何不同时，导演们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赵琦认为，纪录片没有一种特别规范的标准，它可以是你尊重现实世界的态度。
参与其他形式作品的制作，所谓跨界，实际上是被新的态度、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手段打破边界。
赵琦在圣丹斯电影节现场
在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之后，可以进入到一种更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去；
所谓跨界无非就是你对于什么东西更感兴趣，自己也没有自我限制于框架中，愿意去做尝试。
“我更多的还是希望纪录片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能带来更多对社会的一些展现。
所以说我不是特别介意这些。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我在创作时，对于新的技术新的想法的运用没有什么压力。”
赵琦导演作品《很高兴认识你》剧照
萧寒说自己做纪录片从开始就没有什么束缚。
纪实类的影像工作者，在某些方面是有更多的优势，比如观察和表现的方式。
跨界，事实上可以触达的方向是很宽广的。
“我不认为纪录片就一定是被规定做什么样的东西，它就是纪录片，
更多的是用这个手段，去呈现和让观众触达。”
萧寒导演作品《一百年很长吗》剧照
周浩将做影视的人形容为“讲故事的人”。
事实上，他并不认为“界”是存在的。
跨界是因为有界的概念，才被称之为跨界，如若界不存在，则没有跨界。
“有的人是在用演员演自己的剧本来说故事，像我也许是用真实的人演他们自己来说故事。
大家都在用各种方法在为这个世界造故事，造一些所谓的希望和去抒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周浩导演作品《差馆》剧照
苦楚与妥协，被爱熬成回味
做导演容易吗？
周浩拍了20年的纪录片，
之前的片子十几部都没有上过大银幕公映；
《孤注》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登陆大银幕和观众见面的“周浩制造”。
赵琦用了4年时间，追随幸存于2008年大地震的人家在数年间的变迁；
见证了卑微和高贵并存的生命，剖析了社会发展对人性的冲击。
萧寒为了拍摄电影《喜马拉雅天梯》，克服了高原反应、极端天气等挑战；
做出了中国纪录片史上不可替代、不容错过的作品。
在被问到如何克服困境及如何坚持时，导演们都有很多心里话想和大家分享。
萧寒导演作品《喜马拉雅天梯》剧照
周浩聊到，做纪录片，困难是必然会有的，但是人生不就是一件一件事情熬过去的吗？
如若平常，连回味的东西都没有了。
“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苦楚和难熬，变成了今天最值得回味的东西，变成我的人生经验，
我觉得这是只有这些所谓的过来人才能体会到的乐趣。”
赵琦认为，人生只要活着就永远没有拍摄的止境。
从技术层面来说，纪录片会有一个天然的起止，这个事情它本身的发生你一定也无法预判。
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困境，但是需要靠自己的处理方式。
萧寒提到，做纪录片要学会妥协。
“不管是对于内容走向，还是人物、资金等各方面，在拍摄时都不一定能达到你的预期，这需要涉及到你对这件事情把控度。”
“拍摄过程中有机缘有妥协，有各种各样动态的调整，这也可能是重新修正方向的过程。”
周浩朋友圈
作品内是故事，作品外也是故事
感谢萧寒、周浩和赵琦三位导演的分享，带我们了解纪录片背后的秘密
也感谢所有观众的倾听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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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期待第十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云上呈现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侵删
撰文 | 大文
编辑 |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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