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让我们记住伟大的恺撒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年7月13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称恺撒大帝，又译盖厄斯·儒略·凯撒、加伊乌斯·朱利叶斯·凯撒等，罗马共和国（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优越的才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所以，3月15日，也许我们应该知道今天是消费者权益日，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恺撒，因为两千多年的今天，伟大的恺撒被刺杀于罗马元老院。

忘了告诉大家，昨天是马克思去世的日子，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伦敦寓所辞世，享年65岁。

容你们允许，我想回溯两千年，我想让你们感到历史是真实的人为了真实的事件而斗争冲突。现在谈起古罗马我们会想起什么？好莱坞电影是不是？身穿长袍的人面对皇帝慷慨陈词什么的。今天我想讨论的是皇帝出现之前的所谓“旧共和国时期”，从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44年，这一年也是凯撒遇刺的年份。

不过首先我想先谈两句历史。因为我们眼中的历史图像往往是由历史上的胜利者创造的。输家要么被人堵住了嘴，要么他们的声音只能通过一套十分小心的过滤系统才能被我们听到。套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莫兰的话来说，“真奇怪历史读起来怎么会如此枯燥，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明明是编出来的。”

对社会中人力、土地以及财富的争夺称作阶级斗争，这是推动历史运行的主要力量，这一斗争也延续到了对历史的书写当中。书写历史是一种特权，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在教会、宫廷、富裕乡绅集团、政府部门、大学以及企业资助的基金会手中。许多势力不仅试图控制具体事件，还试图控制我们对事件的记忆与理解，其实这也是控制事件的一部分。历史书写的社会背景对于成品的内容与发行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末撰写长篇巨著《罗马帝国沦亡录》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十分清楚历史书写背后的阶级本质。他认为历史必须由“绅士”书写，那些有足够闲暇可以追寻这一使命的人。用吉本自己的话来说，“那些每日受饥饿驱使而出力之人所撰写之物为恶最甚。”根据这种观点写出来的史书我称为“绅士历史”，里面充满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点以及偏见。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绅士历史学家可谓数不胜数。著名的有荷马、希罗多德、修西第底斯、波里比阿、西塞罗、李维、普鲁塔克、斯维都尼亚斯、阿庇安、约瑟夫斯以及塔希佗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对平民评价很低。也许普鲁塔克算是个例外，他有时对平民的感受也能做出一些不甚到位的理解，这里姑且放他一马。

吉本是议会的成员，他坚定支持英帝国扩张，反对扩大美洲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极其痛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平等主义。这位吉本可以毫无困难地编造出一副罗马帝国大和谐的图景，所有亡国之民在他笔下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其中任何人对于重获独立都毫无兴趣，享受着罗马通过强力、美德与智慧施加的统治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们很少听说有哪个帝国的建立基础是惨遭劫掠的城镇，焚毁成灰的作物，身陷囹圄的囚犯，盘剥深重的贫民人口之类的。

十二世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西里尔.罗宾森提出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想法，即通过斯多葛式的方法成形的帝国。斯多葛主义说的是世间万事的发生都是出于偶然，而非高等意志加以干涉或者有意识筹划的结果。引用罗宾森的原话，“大英帝国的情况几乎和罗马一样，都是在无心之中成为了世界的霸主。”无心你个头。又是一幅童话般美好的景象。说白了就是没有帝国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真是了不起。你以为这里还有阴谋论什么事吗？你以为这个帝国是人造的吗？你以为有人运筹帷幄排兵布阵专挑有油水的地方下手吗？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人为计划的结果吗？全都是无心的！顺便说一句，这番话我们听起来也很耳熟。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听人说美国被人推上了世界舞台并不情愿地担负起了领导世界应对二十世纪挑战的责任，可从来没人说究竟是谁推得我们，为了谁的利益，国内外人民为此所支付的代价，以及为什么在吓人的共产主义怪物烟消云散之后这副担子依然卸不下来。

除了阶级偏见之外，绅士史学家们往往还是男性至上主义者。例如吉本就形容某皇帝的妻子“秀外慧中，意志坚定，判断力敏锐，实为其所属性别之所罕见。”人们往往会忽视古罗马妇女遭受的苦难，她们往往因为分娩、劳累、虐待与营养不良而比自己的丈夫早夭。女性往往生活在丈夫或监护人之类的男性统治之下，而且社会还期待女性遵从男性，同时还要端庄贞节、任其所为。

有些绅士史学家还会流露出种族偏见或者阶级种族偏见。西里尔.罗宾森称“罗马血脉的纯正性开始遭到了希腊以及东方平民的污染，这些生性孱弱的民族无力模仿罗马人正派节制的国民习惯，尽管并非所有希腊人都是邪恶不良之辈。”看一个屁股坐歪了的人假装平衡公允总是十分有趣。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也好不到哪里去。蒙森轻蔑地形容罗马公共论坛是“大声喧哗的盛会，任何披着人形的随便什么东西在这里都能露脸，埃及人与犹太人，仆从与奴隶，自由民与希腊人。”还有更精彩或者说更恶劣的内容。另一位享誉盛名的经典历史学家热罗姆.卡科皮诺写道，“罗马贵族与女性奴隶交合产生了大量杂种，这一点与其他蓄奴民族所遭受的污染十分相似。这一现象对罗马国家与社会的衰败有着很大影响。”就算是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者是纳粹理论家也不可能说得更好了，可别忘了这些都是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

所有研究旧共和国时期的绅士历史学家们的最主要信息来源都是西塞罗，他本人也是那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位经久以来为历代学者与拉丁语教师所崇拜的西塞罗对于成群结队支持民选领袖的犹太人与希腊人进行了如下的呵斥：“贫困的个人们往往搅乱我们的会议。希腊人满口无耻的谎言，犹太人散播着野蛮的迷信。你知道这些人在正式集会当中如何聚集在一起，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这番话听上去又是否耳熟呢？

不考虑民主形式的话，旧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在社会层面上有多么民主呢？社会最底层的是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奴隶，其中大多数都会在矿井或种植园里劳累致死。往上一层的是无产平民，其中大多数曾经是奴隶或者是奴隶的后代，在贫穷的乡镇或城市当中疫病频发、拥挤不堪的贫民区出租房屋里过着勉强果腹的生活。这些出租房屋结构脆弱，往往有八九层之高，没有上下水、没有通风设备，经常着火或倒塌并夺人性命。

在毫无财产的平民之上的是居住在城郊的农夫与小地主。再往上是一个人数有限的中产阶级，包括下层官吏，小商人，作坊主。这些人头上是几千名百万富翁。这些人也被称为骑士阶级，因为他们的财富使其有资格在精英骑兵部队服役，尽管在旧共和国时期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很可能从未骑过马。骑士阶级包括国家项目包工头，银行家、大商人、税官以及大地主。

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是既有财产又有地产的贵族，元老院的成员。他们也像骑士阶级一样从事商业、银行业以及投机活动，往往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实际上骑士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区别更多在于门第而非财富。这些人往往拥有巨大的种植园，由大量奴隶打理。他们也拥有大面积房产。西塞罗在这个阶级中算不上有钱人，但就算是他也拥有8栋别墅以及无数市内出租房屋。顺便一提，极少有当代历史学家提到西塞罗是个贫民窟房东且曾经夸口成贫民窟出租房屋利润十分可观。出租房屋之所以盈利可观是因为房租高昂，许多穷人无法负担，只得三四人挤在一个房间里。

贵族盈利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侵占公地。这一过程发生于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期间。起初罗马城周边有着大量国有土地，几世纪以来由小型自由农户集体耕种，粮食产出则用来供应罗马市的需求。战争期间农民应征入伍，无法料理农田，贵族就以低价将田地买下。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他们还开始雇佣打手将农户从公地赶走，用奴隶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在公元前二世纪基本结束。顺便一提，这种侵占公地的行为直到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频繁上演。这也证明了我在《肮脏的真相》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财富导致贫困。这不仅仅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财富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促进作用。

罗马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共和国，其实在形式上也没那么民主。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由元老院里600余名非选举的贵族政治寡头们做出的。元老院制定外交政策，指派行省总督，控制国家财政，调拨军队并任免高级军官。元老院之外最初是两个、后来又增加为三个公民大会，其组织基础是部族联系与足量个人财产。在公民大会中富人得到的投票单位更多，一般而言富人的一票等于14个单位而平民的一票仅为1个单位。公民大会的参与者人只能就最高执政官之一提交的提案进行投票，且只能投赞成或反对票而无权对提案的具体条款进行修改。这叫“政务便捷化”。他们只能在官员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选择自己的支持对象，这些候选人一般都是由元老院指派的，而且只有得到公民大会召集官员特邀的人才能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辩论。罗宾森认为上述制度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写道：“那些担负作战以及资助战争重担的人理应在城市走向的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响亮的声音。”实际上，作战的重担并没有落在富人肩上，这个危险的任务主要由平民承担。实际上富人根本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他们无需纳税，他们向国家放债并收取利息，而利息又来自政府向国内外征收的各种税赋。换句话说这就是赤字开支与累退税的结合所导致的上行式收入再分配。这一点听上去又是否耳熟呢？

要想参与选举，一个人要么必须自己有钱，要么就得找有钱人撑腰。选票买卖司空见惯。鲜有竞选人能提出明确的政治原则或施政项目，因此为了彼此区分他们就着重强调自己的个人特质，例如道德品质、领导能力、家世背景、人脉关系、政绩战功等等。这听上去又是否耳熟呢？要我说就差电视机了。在元老院内部，权力争夺主要在20余个贵族家族之间展开，其家族渊源既有上层阶级也有下层阶级。此时有钱的平民假以几代人的时间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与贵族分庭抗礼，尽管大家都清楚彼此的出身。有许多富裕的元老都是平民，立场极端反动保守。

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也就是提比略.格拉古从政的时期，元老院精英集团分裂成了两大派系。较大一派自称贵族派（optimates），字面意义就是“最好的人”，这是他们自谦的称呼。这些保守派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富人与贵族的特权。较小的一派叫做平民派（populares），这些人是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者，有时会合平民结盟对抗元老院。公民大会并非全无影响力，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公民大会也可以通过庞大的人数与到位的动员活动通过与元老院主导派系意愿相悖的提案，但这种情况很少见。顺便一提，现当代史学家很清楚元老院的非民主权力垄断行为，但他们对这些政治寡头依然充满溢美之词，说他们恪守谨慎、理性、自制的强大传统，心性坚毅，头脑清醒，热爱国家。史学家们对这个少数人的共和国一向十分宽容。在他们开来元老院形式的富豪统治与平民阶级平等主义相比更易于接受，看上去也没那么危险。

他们大力弘扬西塞罗，一个蓄奴自肥、出租贫民窟房屋的统治阶级喉舌，刽子手与元老院寡头之一。他们将西塞罗视为反抗凯撒的自由斗士，拒绝在暴政之下苟活。这里的“他们”指得是当今95%的古罗马史学家，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同情平民派与民主派。由此可见我们学校教育系统的现状。共和民主的伟大斗士西塞罗痛恨不记名投票制度。他说“不记名投票使得平民们可以独立自由活动并为非作歹。”凯撒遇刺一年后的公元前44年，没有参与刺杀事件但完全支持刺杀行为的西塞罗给布鲁图斯及其同党去信，号召进一步的无情流血行动，对民主派进行最终解决。“我不承认任何关于仁慈的信条，严苛之举将大有裨益，假如我们心存一念之仁，内战将永无休止。我们需要采取极端手段。”

二十年前的公元前63年，西塞罗担任执政官时就针对元老院里的改革派以反阴谋颠覆为名发动过政治迫害运动，根据十分可疑的所谓证据就以阴谋叛国罪指控五人并未经审判将其处死，这就是所谓的柯提林阴谋。少有当代史学家对于这一暴行严加斥责。H.H.斯科莱特（音）为这件事定下的基调是：西塞罗可能“操之过急，但他很有理由感觉自己完成了责任，而且他也的确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在这种压制平民力量的意愿背后是对人民民主进程的顽固恐惧——我这里说的不是西塞罗而是斯科莱特。这是对人民动员自身意欲有所作为的恐惧，上层阶级与道德准则必须对他们加以约束。要我说所谓“上层阶级与道德准则”更多存在于绅士史学家的脑海中而非实际历史中。他们从来不谈论谁来控制上层阶级，权力的实际所有者与滥用者。

平民派领袖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朱利叶斯.凯撒，尽管由于历史记述的原因我们很少把他与此类角色联系在一起。凯撒在自己六到七任执政官期间以及内战之后推行的政策有：他为自己麾下的老兵以及8万余名罗马无产者提供养老金；将罗马城周边一部分最好的土地分配给2万户子女总数不少于3人的贫困家庭；他雇佣无产者修缮旧城或参与罗马城内公共设施建设，强制要求大地主及种植园主手下人工中自由民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这一政策一方面强迫大地主及种植园主支付工资，从而影响他们的利润累计率，另一方面也减缓了失业问题并控制了犯罪；他将罗马城内中低价出租房屋房租减免一年从而保障贫困租户的住房权利；他在盖约.格拉古等平民派领袖的前期政策基础之上进一步征收进口奢侈品税，一方面刺激了意大利国内工业，另一方面也让富人为了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对国家有所表示；他尝试在各行省整顿政务，使得各行省居民免遭总督或来访元老的盘剥；他调整税率，设定税收上限，消灭了上下其手的自肥中间人集团，从敛财无度的税官手中解救了若干个行省；他将那些与行省搜刮行为有牵连的元老赶出元老院；他允许欠债者以内战开始前的较低价格偿还债务，从而缓解了欠债阶层的负担；他废除了对逾期未能还债者的罚款制度；他强令放债者将已偿付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今天我们要是也能让银行这么做就好了）；他废除了所有经年累计的利息，斯维都尼亚斯估计仅最后一项措施就免除了当时罗马四分之一的债务，可以想见富有放债者为此要遭受的损失。

顺便说一句，关于人们欠债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欠债人一开始收入不足且遭受沉重税负，在收入不足或可保留收入不足的前提下不得不借用自己未来的劳动。随着负债增加，越来越多的收入成为了负债的利息，个人能支配的部分则越来越少，因此不得不进一步借债。这一恶性循环最终将使他们失去自己微薄的财产并将自己以及家人卖做奴隶。顺便一提，凯撒也废除了允许负债人卖身为奴的法律。上述苦境在旧共和国时期有着无数受害者，直至今天依然如此。今天整个国家都可能深陷债务当中，不得不将土地、劳动力以及下一代以十分不合算的价格出卖给国际投资者。第二种理论认为人们因为不负责任的挥霍习惯而负债，依赖节俭的债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在这一理论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位置颠倒了过来。我认为这一理论的确能够解释一部分负债现象，问题是在这里它施用在了错误的社会群体即穷人头上。实际上的确有一批地位显赫、生活豪华的特权人士遵循着“一直借、永不换”的原则。此类无节制的借贷一般覆盖的不是贫困的工人与农民，而是世家大族。凯撒的债务政策原本就不是为了少数特权者能够牟利，而是为了减轻劳工大众的债务负担。

此类改革在西塞罗看来已经接近了叛乱与革命的边缘。他表达了他所属阶级中许多人的恐惧。“我预见了一场血洗，私人财产惨遭洗劫，流放制度的回归与债务的免除。”西塞罗相信凯撒“将会毫不留情地屠杀贵族，劫掠富人”。实际上内战结束后凯撒对自己的敌人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宽大，他所放过的人当中不乏日后刺杀行动的参与者。

有些史学家认为凯撒的目的在于获取专制权力。十九世纪还专门有这个术语叫做“凯撒主义”。凯撒的确不惮聚敛权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运用权力的方式、目的与受益人。凯撒本人说过，“我已经餍足了权力与荣誉，真正重要的是干实事。”此外他也顾虑着避免另一场内战的问题。我不知道假如凯撒没有死于刺杀的话后来会干些什么，但是有几件事可以作为提示。他对于雅典城的处置方式暗示了他日后可能会推进罗马宪法的民主化。内战结束后他赦免了雅典市民支持庞贝的举动并为雅典城引入了民主政体——过去一百年间雅典城都没有民主政体。这可能也是雅典城一开始支持庞贝的原因，这座城市一开始由贵族直接统治，因此与元老院寡头庞贝有着共同利益。凯撒试图向自己所征服的高卢地区提供公民权，借以壮大民主势力。在政治生涯的早期他还参与过废除苏拉的反动立法。苏拉是公元前82-80年的军事统帅，篡权后谋杀了1600名骑士阶级，50名元老，上千名民主派，尽一切手段加强专制统治，他就是旧共和国集大成的体现。他废除了公民大会。如果说他没有废除罗马宪法，那至少也将其窒息得气若游丝。他令罗马宪法倒退了至少两个世纪。苏拉的一切反动立法，例如剥夺护民官权力之类的立法，都被凯撒取消了。

凯撒开始越发频繁地绕过元老院直接与公民大会打交道。这是朝民主方向前进的举动。这也是自西塞罗至今精英史学家们视为违宪专制的行为。凯撒为所有行医人员与自由艺术家提供了公民身份，鼓励他们留在罗马。他着手在罗马建造最优秀的图书馆。他向犹太人承诺保持信仰的权利。他很可能是古代社会第一位提出宗教自由的领袖。这一切都暗示了与“专制暴政”有所出入的另一面。凯撒担任执政官之后的第一批政令之一就是要求元老院与公民大会每天就当天会议内容张贴公告，既是为了便于公众问责，也是为了给元老们一个难堪。在第一任执政官期间他经常性地无视元老院的否决意见。他革新并简化了选民投票体系。内战之后他下令罗马所有地方长官一半要由地方选举产生，另一半则要由他指派，因此彻底绕过了元老院。他决定性地结束了西塞罗的政治迫害运动并将其流放，使得反动阶层大为恐慌。作为他与贵族派开战的一部分，他极大地扩展了元老院成员的范围，他引入元老院的人有骑士阶层，高卢贵族，甚至还包括为数不多的几位解放奴隶后代。元老院寡头们对这一切举动自然讥讽有加。不出意料的是，凯撒很受罗马无产者的拥戴，中产阶级上层与创业者中也有许多人接受他的执政举措。

一部分罗马民主派意图实现全面社会革命，面向穷人重新分配财富，有些人甚至想到要解放奴隶并将公民身份授予罗马境内的全体外国居民。凯撒经常寻求这些人的支持，但是他是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例如他废除了所有新兴行会，也不肯顺应民主派进行全面免债。他在聚敛名声与权力方面也从不手软。例如他曾自封为罗马凯旋将军（imperator）。许多史学家都将imperator一词翻译成独裁者，实际上这个词指得是临时指派的最高领袖，其任期最长为6个月，尽管凯撒大概不会干满6个月就自觉下台。普鲁塔克记述道，凯撒的权柄使得元老院与贵族担心不已，担心“他将激起人们的各种傲慢之举。”而人民最糟糕的傲慢之举自然就是要求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

公元前44年罗马历3月15日，凯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当时有很多针对他的暗杀阴谋，但是他从来不对密谋者有所动作，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获悉了他们的阴谋，就此将其吓退。关于刺杀事件的细节有着十分详细的描写。凯撒有一支西班牙卫队，足以控制整个元老院。但是遇刺当天他解散了卫队，手无寸铁地独自进入元老院大厅。途中有人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提醒他小心刺杀阴谋，但他仅仅将这张纸收进了自己随身带着的一沓文件中。一位元老呈交给他一份提案，然后趁机用剑刺他，其他刺客一拥而上将凯撒一起刺死。两千年来人们一直猜测凯撒为什么要解除自己的保护。阿庇安认为他年老体衰，因此存了求死之心。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只是没想到刺杀居然会在元老院里面发生，因此不希望他人因为自己的护卫而认为自己心存恐惧。

那些愿意考虑除了阶级利益以外一切利益的史学家们解释刺杀事件的立场令人不安地偏向刺客一面。因此我们得知刺客们极其厌恶独裁专制，拒绝接受一人统治，他们试图保护共和国及其悠久传统。许多像西塞罗一样的人十分尊重法律，无法忍受凯撒的僭越之举，例如刺杀事件的主谋布鲁图斯与凯歇斯。其他人则大概出于个人嫉妒，因为他们在凯撒这样一位伟人的阴影下生活了太久。凯撒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之人。史书记载他极富领导能力，智力超群，一表人才；他存心表现时魅力无穷；他滴酒不沾，大异于其所属阶级的其他成员；他从未沉迷于物质享乐，尽管其个人服饰一向失之花哨；他出身罗马主要贵族家庭；他是一位杰出且无畏的军事领袖，一向深得军队拥戴；他文笔稳健清晰，是当时公认的最优秀散文家之一；他兴趣广泛，包罗万象；他是罗马公认的最杰出公共演说家之一，他言词透彻直白，擅长鼓动群众，甚至同为杰出演说家的竞争对手西塞罗都不得不承认他没见过比凯撒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家。

凯撒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值得称道的事情。他就像当时其他军事领袖一样喜好劫掠土地财富，还敲诈过许多富有的外国国王。

真正令元老院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凯撒攫取权力，而是他运用权力的方式。就像之前的平民派领袖一样，凯撒试图解决失业问题、贫困问题、赋税不公、见面负债、土地再分配、贵族贪婪问题等等。这些全都是不可原谅的行为。统治阶级可以原谅一切行为，就是无法原谅你哪怕稍微触及一丁点他们的利益。如果说贵族阶级的确希望捍卫宪法——随便一提，罗马宪法是非成文法，主要是一套惯例体系——那也与捍卫共和国而做出的抽象承诺无关，而是因为这部宪法强化了他们的寡头地位。这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共和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利益而存在。贵族阶级的自由并不为任何受欢迎的个人领袖或民主宪法而服务，这一自由的效忠对象除了贵族阶级之外再无其他。他们的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对其他任何社会群体负责。贵族自由就是维持自身唯一特权地位的自由，享受各种财富与权力而不受限制的特权自由，这一自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且依然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今天的联合公司精英们与国际金融巨头们依然在追求这种贵族式自由，想方设法获取无需向公众负责的权力。

凯撒是一系列平民派领袖中的最后一人。这里我顺便也谈一下其他几位之前的平民派领袖。提比略.格拉古是最早的平民派领袖之一。他是最早推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小农户的人。他也是遇刺身亡的。之后他的弟弟，才华横溢的盖约.格拉古也落得同样下场。名声较小的类似人物还有十余个，他们最后几乎全都死于谋杀。格拉古兄弟以及上千名跟随者最终都在贵族手下死于非命。还有其他平民派领袖在十分可疑的条件下英年早逝。这段时间是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44年。这些平民派领袖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挑战了僵硬的政治寡头体系，尽管他们并未触犯法律，但依然被贵族以及古往今来的绅士史学家们称为“煽动者”，根据多位史学家的说法，这些人触犯了神圣的习俗，无法无天地侵犯了元老院的权限，无非是一群缺乏判断力与远见的奸诈之辈。根据某些史学家的说法，这些平民派领袖行事急躁乖张，因此也要为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尤其是格拉古兄弟。这种在保守派制造的凶杀血案当中反诬遇害改革派的手法可谓历久弥新。

我不禁想起了1973年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死亡，他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军事与企业利益集团试图推行平等主义改革，最终与几千名支持者在皮诺切特政变中一起遇害。随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这场灾难中的一大部分”——注意“一大部分”这个词——“责任要归咎于不幸的阿连德总统本人。”无数流血事件以及智利民主政体死亡的“一大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不幸的阿连德总统本人，因为他在没有得到授权的前提下贸然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阿连德的支持率很高，他连续赢得了两次全国大选，因此政变才是必须的。但是就算他的支持率没有这么高，难道因此他就要为其本人的遇难承担“一大部分责任”吗？《纽约时报》以及美国多数媒体的谴责对象中排位最靠后的就是谋杀凶手自己，由美国情报部门资助并培训的智利军方。

从西塞罗的幽灵依然四处徘徊的古罗马直到今天，许多史学家都不认为寡头式元老院在自己犯下的谋杀罪行中毫无过错。我们可以看看斯科莱特辗转腾挪的功夫。“谨慎的元老们被迫面对狂热的改革派，”——这里他指得是提比略.格拉古——“罗马城内的暴民变得越发不负责任，”——这些人就是不缺形容词——“提比略威胁要将护民官之位变成传达公众意志的媒介”——简直十恶不赦！——“从而使公民大会担负其无力承担的责任。”因此他必须死。顺便一提，就像历史上所有寡头统治一样，罗马元老院的寡头们也有着在维护阶级利益所必需时违反宪法的传统。当变革威胁统治时，统治的规则就要改变（When the change is threatened to rule, then the rules are changed）。面对着改革派的挑战，元老院寡头们不止一次地实行军管，暂时废止宪法，拥立独裁者，用阿庇安的话来说就是“在绝对权力中寻求救赎”。自凯撒的侄孙屋大维称帝奥古斯都以后几百年间，凯撒之后的所有皇帝手中的权力都比他大得多，但元老院却毫无怨言。他们给予了奥古斯都远超凯撒的权力。元老院对这些皇帝听之任之，因为他们摧毁了公民大会，他们施行了累退税，而且从未试图代表大众推进任何经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元老院也失去了不少权力，沦为了类似上议院之类的机构。但是在帝国期间贵族的财富得到了极大增长。只要危机阶级利益，罗马元老们就像今天的精英阶层一样可以毫无顾忌的选择独裁统治借以避免最轻微的经济民主化，正如同日后的智利精英们纷纷依附皮诺切特一样，即便这样做意味着他们自己寡头统治的终结。他们的巨额财富比“共和国原则”要重要得多，他们视财富重于权力，因此很乐意将权力交给任何保护他们利益的个人。凯撒身亡几世纪后的史学家奥勒留斯.维克多说过一段至今依然适用的话：“元老们以无所事事为荣，在财富面前战栗，财富的积累与花费对他们而言重于永生。”

在历史上，凡是试图借助权力进行体制、政治、法理以及经济再分配的政治家都难免被人打上“煽动者”、“冒险家”、“个人野心家”的标签，渴求权力如同饿汉一般。这一指控今天仍被广泛地用在共产主义者或其他改革派、革命派头上。有趣的是，绅士历史学家们很少谈论政治寡头与精英们的权力饥渴。

这些平民派领袖都在干什么呢？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形容过无地平民的苦境，这些人中很多都是退伍老兵。“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些人只得携妻带子上街乞讨，终日苦熬只为‘活动一下’富有者的财产与舒适生活。”格拉古兄弟与其他平民派领袖究竟是不是只顾向上爬的野心家呢？又或者他们只想利用权力来改善大众福祉呢？我认为评价平民派领袖不能非此即彼。平民派领袖的确打算推行为公众谋取利益的政策，同时也借此获取公众支持来挑战统治阶层以便实施自己的政策，最后这种冒险但广受大众欢迎的行为本身也的确能够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与荣誉。很少有领袖能对公众欢迎完全免疫或将其作为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标，同样没有哪位领袖能够完全不考虑获取与保持权力的问题而依然能在政治圈子里幸存下来。所有的领袖都要经营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将没有权力的大众当作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一天才行为本身并不能使得一位平民领袖成为煽动者，当这些领袖要与现存权力框架进行力量对比十分不平衡的斗争时尤其如此。

与其猜测领袖的动机与人品，倒不如直接检视他的行为。我们应该问的是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力量驱动了这些平民派。在罗马此类社会力量之一就是饱受诽谤的无产阶级。根据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说法，罗马无产阶级在民主进程中完全没有起到任何建设性作用。实际上罗马无产阶级一直与贵族敌对，正是他们的支持为平民派领袖带来了力量。公元前84年他们主动采取行动，阻止苏拉的反动军队进入罗马城。史书记载上千名罗马市民来到城头向下投掷各种物品，阻止苏拉的军队进城。上百年来的规矩一直禁止军队进入罗马城，而苏拉则不管不顾，要将军队开进罗马进行屠杀。这些人对此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公元前50年，他们热情地支持凯撒带领军队从高卢返回，跨过卢比孔河开进罗马城。召他回来的元老院此时正与凯撒的敌人、高卢地区的日耳曼国王们取得联系——当时高卢人两害相衡之下选择与罗马结盟对抗日耳曼部落。凯撒从一位日耳曼国王口中获得了口供——“如果我杀了你，在罗马城有人将会十分爱我。”试图谋害罗马军队指挥官，这已经是叛国的行为了，而他们居然还要求凯撒不带军队只身返回罗马城。想得美。公元前48年罗马无产阶级发动大规模骚乱，反对寡头行政长官妨碍凯撒免债政令的实施。凯撒与庞贝的内战结束后市民们冲上街头砸烂了庞贝与苏拉的雕像。此时苏拉已经死了快四十年了，但是市民们依然没有忘了恨他。这些人有着很清晰的历史记忆。

普鲁塔克为我们提供了一瞥这方面历史的机会——由于一边倒的历史记述，这方面的材料往往一鳞半爪，不得其详。大部分史学家都对普鲁塔克的这些记述采取了无视态度——例如格拉古兄弟当年得到的支持。当提比略.格拉古推进自己的改革政策时，“百姓的力量激发了提比略的能量与野心，他们在城门、纪念碑以及墙壁上书写口号，支持他回收公地返还给穷人。” 日后盖约.格拉古推出他自己更为全面的执政措施时，“为数众多的支持者纷纷从意大利各地赶来支援他。”别忘了古代的道路情况十分恶劣，更不要提电话之类的通信方式了。但是这些人依然通过口口相传得知了这一情况并从四面八方涌入罗马以谋求更多利益，与平民派领袖相互提供支持。公元前133年与121年，格拉古兄弟分别遇害之后，元老院寡头们明令禁止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可见当时他们就懂得控制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然而尽管“民主进程的崩溃使人民感到既害怕又屈辱，但他们很快就显示了自己对格拉古兄弟的怀念。城市显要地区树立起了兄弟二人的雕像，四时祭品不绝。许多人将这些雕像当做神龛一般膜拜。”

公元前44年凯撒遇害后不久，平民就发动骚乱，要求得到凯撒的土地再分配政策不会遭到撤销的保证。骚乱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布鲁图斯不得不不情愿地站出来做担保。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斯是“最高贵的罗马人”。我告诉你们这位“最高贵的罗马人”都干过什么事。自然，他和凯歇斯都是刺杀凯撒事件的主谋，而凯撒一向爱他——布鲁图斯的母亲是凯撒无数情妇当中的一个，因此两人的实际关系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高贵的布鲁图斯还放高利贷，利率高达48%而非一般通行的12%，不仅如此他还动用军队为自己讨债。另一位保守派元老在此也值得一提，就是加图。历史上加图一向是原则的代名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尽管他也不介意为了在选举中击败凯撒而花钱贿选，“有时这种事也不得不做”。加图被史学家们视作捍卫共和原则、反对凯撒暴政的典范。“原则”这个词的用法很有趣。当左翼领袖毫不妥协地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斗争时，他们得到的形容词是“教条化”，“极权主义”，以前的热门词语还有“斯大林主义”。而当加图这样的保守派坚决地维护本阶级利益时就成了“恪守原则”。几天前我还想到过加图。当时我工作得有点累，打算放松一下。我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读小说，读着读着我就想起了加图，因为我看到了众议员桑尼.波诺的讣告，他的死因是与一棵“立场坚定”的大树发生了正面冲突。讣告上说他是个“坚定的保守派，有着稳健的保守派办事原则”。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稳健的激进派”或者“稳健的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学家说你必须完全融入你所研究历史时段的历史现实，从当时人们的观点来看问题。此类历史学家往往忽略了一点：当你毫不批判地这么做的时候很可能是通过历史中主导一方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对于旧共和国时期所知的全部信息90%都来自西塞罗。你通过主导一方的视角来看历史，因此就不能施加判断？这种方法能走多远？你能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纳粹吗？这种浸入式研究对于主导方以外的其他人全都不适用。我从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暴乱。“好吧这的确是场暴乱，但是我们必须理解，无产者们已经吃不上饭了。他们发动暴乱是因为他们想看到土地改革的实施，想得到工作，想看到税收有上限。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反对的宪法是不是真的那么虚伪而不到位。”正相反，平民们一次次地遭到蔑视。西塞罗就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之一。他不止一次地将罗马城内的平民们称作“城里的脏土与污垢，粪便的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内的人渣，低劣而不服管教，饥肠辘辘而穷形尽相。”他也承认他们在挨饿，而且挨饿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而一旦平民们为了抗争阶级不公正而动员起来投入行动，他们在西塞罗笔下就立刻变成了“最为可怖且可鄙的生物——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个词是绅士历史学家的最爱，一个世纪以后的阿庇安就写道，凯撒“引入了大量讨取乌合之众欢心的法律”，而“乌合之众”们则是“贫穷而头脑过热的一群”。在今天的史学家中，P.A.布朗特（音）用了“城市乌合之众”的说法，莉莉.罗斯.泰勒称他们为“城市暴徒”，就西里尔.罗宾森看来他们是“愚蠢的罗马乌合之众，自私而一无是处的城市寄生虫”——火力全开吧西里尔！斯科莱特则将他们称作“无所事事的乌合之众”，就好像他们都是心甘情愿地无所事事一般。他们要是都这么无所事事那工作都是谁干的？奴隶并没有承担所有工作，在城内完全由奴隶承担的工作更少。与此同时，享受着奢华生活的无所事事的贵族从这些作者笔下却讨不到一句硬话。

约翰.迪金森写道，“凯撒利用了那些企图由国家供养之人的贪婪”。迪金森不止一次地写到克洛狄乌斯与他的乌合之众。克洛狄乌斯是凯撒的平民派盟友，他曾试图将政治俱乐部合法化，组织行会参加政治活动。他废除了不经审判就处决人的做法，这是对西塞罗的直接攻击。克洛狄乌斯还增加了施放面包的范围。在迪金森看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加紧乌合之众对政治生活的控制”。最终克洛狄乌斯与大批民主派追随者死于贵族行刑队之手，他的支持者们冲进元老院，架起柴堆，在元老院里火化了他的遗体，火焰最终将元老院化为废墟。帝国时期的史学家尤文纳尔曾经轻蔑地谈到乌合之众对“面包与马戏”的迷恋。“面包与马戏”的说法就此流传下来，在这一说法的映衬下，罗马无产者们越发成了毫无定性的群氓，一心只想着无穷的免费食物与娱乐。所有的精英史学家都对国家福利腐化穷人的作用十分警觉。阿庇安说“面包发放将全意大利游手好闲的穷汉与最为鲁莽之辈吸引到了首都”。与他们相对的人自然都颇有资财且品味良好。1800年后斯科莱特写道，克洛狄乌斯将本应由政府以低价售出的谷物改为免费派发的法律“加速了罗马民众的道德堕落”。顺便说一句，这种所谓无所事事的城市闲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古往今来上层以及中上层阶级的偏见。有趣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觉得罗马穷人希望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足够食物的想法令人厌恶。但这种想法并不能使他们堕落成物质主义者，在任何历史阶段罗马城内能够领取谷物的人数都十分有限，而且他们所得的份额往往还屈辱地比更有身份的市民们要少。进一步说，就算仅仅从生理角度出发光吃面包人也活不了。无产者还需要钱来付租金以及购买其他必需用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得去找工作，尽管工资往往不高且缺乏稳定性。面包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生死之别，但是仅靠面包决不能使他们过上终日无忧的闲散生活。

这里又有了一个问题：谁是乌合之众？这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我读过一本400多页的相关书籍，其中从未用过“群众”、“民众”、“人民”这些词，通篇全是“乌合之众”。他们究竟是谁？一般说法中他们是无所事事、蓬头垢面的闲散人员，但是最近研究显示无论是在公元前44年的罗马还是在1789年的巴黎，“乌合之众”主要都是手工艺人，劳工，小店主等等。回过头来再说马戏。去看马戏的都是什么人？大多数都不是穷人，观众中间骑士阶层与贵族的比例总是高于穷人。第一排最好的座位总是为这些人预留的，以便他们能最近距离观赏流血。光靠穷人可负担不起斗兽场之类的设施。罗马的平民们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普通人一样难得有机会以书面形式留下关于自己喜怒哀乐的记录。但是就我们所掌握的一点点情况看来，他们的社会意识经常高于所谓的优等阶级。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奴隶出身并与奴隶一起工作，而且也几乎和奴隶一样贫穷。公元前63年西塞罗政治迫害期间，有好几名不同政见者都呼吁平民与奴隶采取联合行动反抗寡头。如果人们不认为无产者与奴隶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的话是不会这么说的。西西里的无产者还多次参与过奴隶起义来反抗种植园主，其中就包括斯巴达克斯起义。

我们就这样面对着头顶“历史”之名的一面之词。西塞罗、布鲁图斯与加图成了自由的捍卫者，而为穷人做了一点实事并试图反对特权财富的凯撒却成了精英主义暴君。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这里发生了混淆。那些沉迷于程序民主的人对于阶级民主、实质民主或经济民主只有深恶痛绝的份。那些为了经济民主而斗争的人们往往因为触犯程序民主而被人贴上诸如“暴君”之类的标签。凯撒、罗伯斯庇尔、列宁、卡斯特罗、休伊.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都难逃此劫。美国上层统治精英们慨叹“尼加拉瓜人民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时的虚伪程度不亚于元老院对待凯撒的态度，他们只是害怕桑地诺派系改变尼加拉瓜的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从字里行间阅读历史，与我们的先行者取得联系。这里说的自然不是西塞罗们与加图们，正如我们接受的主流教育那样，甚至都不是凯撒、格拉古兄弟与一众平民派。这里说的是无名的大众，凯撒等人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起来才如此高大。尽管面对万难他们依然以所有的勇气、恐惧与进退不决进行着抗争，每每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的名字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他们的血泪我们永远无从得见，他们的哭喊我们永远无处倾听，但正是通过这些人，我们与永远不会死去或逝去的过往以及永远不会降临但一直在前路恭候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历史永远不会结束，最后一页永远不会写完，而最精彩篇章的书写者绝非帝王、总统、首相、教皇甚至教授，而是人民。尽管有着如此之多的缺陷与不足，人民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实际上，我们就是他们。

▌冷月的哲学之诗▌

这世界的和弦流淌

一曲曲平凡与高尚

一幕幕生存与死亡

大鱼飞扬 在天地的光芒中

麦浪声响 于自由的守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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