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沙一水”：被疫情围困的深圳传奇

文 | 世杰

上下沙因为疫情封控之后，朋友发给我一张上沙排队3公里做核酸的图，那天还是倒春寒风雨交加的日子，想起我也曾在这里住过一年多，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被抑郁症围困在八楼的出租屋里，心里一下酸楚。

“三沙一水”（上沙、下沙、沙嘴和水围）因为疫情再度成为焦点，但是在一个城中村研究者的眼中，它在深圳的传奇远不止于此。

2月22日，上沙3公里长的核酸队伍。

01

一千个深圳人眼中有一千个上下沙

一千个深圳人眼中有一千个上下沙。

2006年以前， “三沙一水”号称“深圳芭堤雅”。这个外号充满了男性的浅薄，却精准地描述出当时作为临近口岸的城中村的全球化地理，一面是从内陆涌进的寻找出路甚至逃离故乡的农村女性，一面是先发展地区凭着地势差向下寻求宽慰的都市男性。

曾经在此处定居的科幻作家陈楸帆，在书中这样描述：

沙嘴村与沙头、沙尾、上沙、下沙等五个城中村形成巨大的混凝土密植森林，占据着福田区的核心地带。村落名字经常令人产生幻觉，仿佛生活于一种名为“沙”的巨型生物体嘴部，虽已与头部割裂分离，但仍保持活性。

也有人钟情这里的“烟火气”。因为跟她的故乡一样破，不会像那些高楼大厦一样拒人于千里，让人感到安心。

而我和女朋友的经历恰恰相反。

2019年中，我们被小区的房东临时退租，不得不赶快找房子。在参考了大数据租金统计之后，发现下沙就是福田租金洼地。

我们找到了一个没有电梯的八楼，洼地里的洼地，能比低楼层再便宜两百块钱。搬家在匆忙的喘息中进行着，这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深圳人的共同记忆。

对下沙租房生活的美好想象，都在住进来第三天和旧货店老板的吵架中彻底被打破了。女朋友回忆下沙居住的日子，也写了一段，第一段就叫《打脸了》。

打脸了！

租在没有电梯的八楼，刚买的二手洗衣机启动不了，老板不得不爬八楼上来检查。天气炎热，加剧了老板对排查问题的不耐烦程度。开始不断碎碎念“你们这些女人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搞不定”。

加上前两天各种往返八楼，和房东拉扯马桶漏水问题，转手不合适的窗式空调，被误会成“二奶”等烦恼事，我对着旧货店老板，心里咆哮了几百遍的曹尼玛脱口而出。独自在还没放家具的房子里感慨——说好的城中村是深圳的摇篮，梦想的孵化地呢？说好的自成一派的秩序呢？

我们在下沙租的八楼“无敌海景房”

02

围头人，房东们的往事

而我们的房东，“三沙一水”的原居民被称为围头人，不少村落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自宋朝已开始在这一带定居。

下沙祭祖习俗，在2012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祖为每年春秋两次，春祭只拜祠堂，秋祭既拜祠堂也拜墓。——来源：中规院城PLUS

近现代以来，有几个重大事件让本地村落人口发生很大的改变。

一是清朝的禁海令。围头人作为新安县（深圳的旧称）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遭到了严重创伤。

二是仅仅二十多年后，禁海令撤销政策倒转，原本居住在山区的山民来到海边的平地谋生（此时又诞生了很多开基祖），为抢夺资源和机会，围头土著和山区新移民掀起了多年的土客械斗。

三是1950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逃港。逃港成功的人都成为了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三沙一水”的本地村民仍需为生活奔波。其中一种挣钱的方式，是到深圳河的对面“耕作”。他们借此机会尽可能“带货”，多是益力多、药油、洗发水之类的生活用品，还有把衣服套在身上回来脱下来再卖的，大件的甚至有电视、冰箱等，非常抢手。”

以前的耕作证，近年已由卡片取代（來源：poyee.me）

凭着这个机会，本地人赚到了他们的第一笔存款，他们的家乡也迎来600多年来所未有的变化。大量的外来人员移出工厂区，也为本地村民带来出租房屋和做生意的机会，传统的瓦房被推倒改为二三层建筑，后来又推倒改为五六层，最后再推倒改为八九层，形成现在常见的农民房。村民的收入开始转为收租为主，不用再过深圳河倒腾了。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福田中心区”的规划一步步从纸上变为现实，原有的“三来一补”企业纷纷撤离。“三沙一水”紧挨着福田中心区，又毗邻口岸，方便港人港商登陆，加上当时深圳的管治力量仍然薄弱，红灯区便“自然而然”落到此处。

布吉河与深圳河交汇处区域，1985年，何煌友

布吉河与深圳河交汇处区域，2018年，张燕方 赖雅君

2002年的一篇媒体报道称：据一位在下沙村干了2年多的保安说，这些来上下沙玩乐的香港人，很多是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建筑装修工人等。“他们每月挣6千到1万元港币，在香港连中等都算不上，在深圳却算是中上等的。繁华热闹的下沙就成了这些港人的‘乐园’。”

貌似“世外桃源”的下沙村，各种各样的休闲会所、水都、按摩洗脚店、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消费场所密密麻麻。经过短暂的工业时代，这里飞快进入了第三产业。

03

移民社区，文化鸡尾酒的城市实践

“三沙一水”未直接规划为福田中心区，如何处理城中村和CBD的关系，便是深圳规划界最热的话题。

这些村落的土地由于早年就被大量征收，如上沙村，在特区成立前，面积为6.67平方公里，现在只剩下0.38平方公里。各个村落对这些“最后的母鸡”（村民语），是卖鸡暴富（事实上现在很多村民已经是富翁），还是继续下蛋代代相传，也是他们纠结盘算之处。在这之外，还有深圳管理者的考量。

几乎把深圳都规划了一遍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曾以下沙的研究，作为参加德国柏林AEDES当代建筑论坛的深圳五个案例研究之一。

研究认为下沙是城市中心的天然廉租社区，为中心区就业的新生移民与服务业者提供“相对条件逼仄但可落脚天然廉租产品——让中心区畔的新移民生活成为可能。”其中有趣的是，研究者还观察到下沙的广场舞。

让我们一起来怀念一下不用戴口罩之前的下沙广场。

广场舞的空间领域，由这个空间中的主导音乐（最大声）决定。下沙广场是深圳广场舞音乐密度最高的公共空间。从国际金曲到内地神曲，从实验电音到传统民乐，不同的曲种代表了不同空间所属的年纪与舞步。音乐贴着音乐，探戈挨着扇子舞，舞者随性，观者随意，来去自由。

视频制作：色点传播

导演：郭奇 摄像师：罗威航 郭奇 摄影助理：邱嘉文

来源：中规院城PLUS

曹睿芝来自荷兰MLA+, 是公司的中国副总监。在深圳出差的时间，她选择了下沙村口的地铁物业作为落脚公寓。热爱并持续在学习现代舞的她，无缝融入到了下沙村中的广场舞团体之中，并开始她每晚的广场舞记录。

设计总监的下沙广场舞日记（1），来源：中规院城PLUS

设计总监的下沙广场舞日记（2），来源：中规院城PLUS

研究中提出“文化鸡尾酒”的概念，认为农村宗族社区已逐步转化为多元移民社区。选择在下沙居住的，绝不仅仅是蓝领打工族。目前，城中村内的“白领”租客们从事的职业种类很多，包括IT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老师等等，还包括很多自由职业者。此外，还有不少小业主和自主创业都选择在城中村度过最初的孵化期。

结论是我们没有必要粗暴地进行全村范围的拆除重建，而是需要外科手术似的精细化城市更新策略。

但是这个结论对“苦等”20多年旧改的本地人来说也许并不公平，尤其是过去大量被征收的土地过于廉价，某种程度上，导致今天村民失去了掌握自己经济主动权的机会。

事实上这些城中村那么拥挤，也与城市规划忽略大量真实的新移民基本住房需求有关，我们都是被规划一步一步逼到城中村来住的（中规院的研究数据显示：自发抢建的下沙人口密度接近20万／平方公里，而深圳中心区福田区则是1.5万／平方公里。）现在要让我们这些同样努力在深圳生存/生活的人搬到更远的地方去，甚至搬回已经残破的家乡，也不公平。

其实业界有已经多种不同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困境，需要管理者有更多聆听的智慧和改革担当。

围头人用“围普”叫辖区内居民测完核酸不要乱走

SANS（三思）工作室就曾受政府部门委托，与都市实践共同开展上沙区域的品牌重述，尝试用社区营造的角度打造上沙城中村在市中心的新身份，避免大规模的拆除重建和人口扰动。

上沙区域品牌重述计划 来源：SANS（三思）

经过多轮的观察、调研、访谈，他们提出一套涉及共同提升地方营造、邻里品牌、城市多样性和生活品质的计划。试图鼓励城市化后的上沙第二代原住民和生活在上沙的年轻一代成为上沙未来的监护人，并发展上沙居民强烈的地方意识以促进社区归属感、重述上沙品牌。

上沙区域品牌重述计划的实践路径 来源：SANS（三思）

这个计划依托于本地和新移民第二代年轻人对社区的强烈愿望，可惜他们似乎未能如愿。

一位水围的本地年轻人也曾对我表示，他的孩子已经不会讲围头话了，甚至不会讲粤语，围头话可能会在未来50年消失。

其实就算我这样的客家新移民，对于400公里外的故乡故人且尚有念想，出路往往取决于你希望的强度。

上沙仍被封控的朋友，在屋顶溜鸡

作者

世杰，城中村研究者

参考资料：

[1]《中心区变形记》第一章《中心区未定义》，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深圳下沙村：“二奶村”每年2万人次看性病》（瞧瞧当年的新闻标题），http://news.sina.com.cn/s/2002-08-08/1035664400.html

[3]《上沙黄氏族谱》

[4]上沙计划@2017 UABB

https://mp.weixin.qq.com/s/53IYSVp0d3O7v_apXCL5DQ

[5]维基百科

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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