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写过不少对话录，里面讲述了许多稀奇古怪、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就是其中的一个。
苏格拉底是个著名的哲学家。此人述而不作，性格倔强，尤其喜好运用“辩证法”将那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人驳得哑口无言。
这辩证法与咱们现在知道的不同，它是一种很伤人的辩论技术，分为“讥讽”和“助产术”两部分。
具体来说，辩论者首先向对方请教学问，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懂似的，然后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渐使对方出现前后矛盾的回答，以达到“讥讽”的目的。
最后，提问者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其实你并不懂，还是让我来解释所请教的学问是什么。
当然，学问在你心里，只是你无法想起来，现在我帮助你回忆，就像帮你生小孩一样。
这样，便开始“助产”。正是因为经常运用这种方式向他人“请教”，苏格拉底得罪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智者”（又称“诡辩学者”）。
于是，这些“智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控告苏格拉底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并且还真的把他送进了监狱。在狱中，他被判饮毒而死。
临刑前，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力同来看他，告诉他朋友右映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安排妥当。
可是苏格拉底却坦然自若，表示不越狱。克力同提出各种理由来说服他，告诉他雅典的法律不公正，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是迂腐，但仍然无效。苏格拉底还反问：越狱就正当吗？
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正当了？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
经过与克力同的一番“探讨”，苏格拉底最后还是选择了饮毒。在一般中国人看来，这种事情恐怕不难处理。既然法律本身就不公正，为什么还要服从呢？实在应该堂而皇之越狱而去。
这个故事可以说大致揭示了西方法律文化一个方面的深层意识。从古至今，有些西方人似乎就不像中国人这么“坚决”。他们认为，对待自己认为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
理由是，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有些法律当然不好，甚至可恶，但是如果因此便可以将法律随意戏弄，那么可能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
而且，当某些人认为这个法律公正，而另一些人持相反看法时，能否一定会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来确定谁是谁非？当然不一定。
就此故事来说，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认为雅典的法律不公正，而许多雅典人却认为那法律再好不过了，我们恐怕就难以找到连当时大多数希腊人也接受的标准去说“就是苏格拉底正确”，或说“就是大多数雅典人正确”。
价值判断这东西，有时就是见仁见智。所以，有些西方人相信，必须慎重对待自己认为不好的法律。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便容易导致没有理性没有秩序而只有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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