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郭慧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曾林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项目批准号:19ZDA32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也是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批准号:20RXW162)的阶段性成果。
2021年是中国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人民日报,202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革命理想、价值追求、辩证思维、科学方法在新闻领域的集中反映;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使命、原则、目的、方法、规律的总体认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新闻事业的思想灵魂和行动指南(徐光春,2021)。建党100年来,新闻舆论工作者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看待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不断总结中国具体的新闻舆论工作实践规律,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一极富重大意义的历史节点,学界纷纷举办纪念建党百年学术研讨会和论坛,兴起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热潮,涌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编辑之友》《当代传播》《新闻春秋》等新闻传播学术刊物纷纷以建党百年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题设立专栏特稿,或出版专刊,刊载大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论文。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检索,截止到2021年12月20日,以“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为关键词,发现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达到262篇,较2020年192篇(李兴博,邓绍根,2021),多出了70篇;它们主要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事业等四个研究领域展开,并沿着回归原点、百年回望、创新发展、观照现实等研究路径,进行新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新成果,实现了研究的新突破。
一
回归原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思想研究一直以来是学界讨论的中心话题,学者纷纷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活动及其新闻思想的内涵、历史贡献、当代价值等开展深入讨论。尤其,有学者重溯经典文献,挖掘、编译并考察《新莱茵报》《火星报》,开展了深入研究。
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在德国科隆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和第一次成功的实践。然而,至今我们关于这份马新观最早的奠基报纸却知之甚少。因此,陈力丹老师从2018年开始汇集众多高校师生力量编译及分析《新莱茵报》,在2021年发表了《新莱茵报》第3、6、8、15、20号中文版,且在第6、8、15号中发现报刊出版发行工作的一些实践原则与新闻职业意识:遵循新闻规律、客观报道与观点表达的统一(陈力丹,2021a);事实的变动与冲突构成新闻(陈力丹,2021b)。
有多篇文章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报刊及相关论述、学说的社会与学术意义方面开展研究。李庆林等(2021)通过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这句重要论述,探讨“舆论纸币”对理解“报刊的内在规律”的价值与意义,从侧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逻辑和特征。汤林峄和雷跃捷(2021)则梳理了恩格斯在指导工人阶级报刊实践中提出的“旗帜说”“阵地说”“杠杆说”等重要的党报党刊思想,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及传播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陈力丹和王敏(2021)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起点,着重研究其对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革命的影响。程曼丽(2021a)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论述进行梳理,发现部分论述对新闻传播业的未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在对《火星报》进行的新挖掘、新梳理、新讨论方面。陈力丹和孙曌闻(2021)依据大量珍贵的史料原件和访谈,从若干条线索清晰地展现了列宁《火星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传播轨迹,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推动着列宁《火星报》思想和实践的传播。然而,学界关于列宁《火星报》的研究,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大力倡导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背景下,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大支脉源头——列宁的党报思想研究,应该被提上日程(陈力丹,许红玲,2021)。
二
百年回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2021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以“建党百年”为时间跨度与核心主旨,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回顾、理念衍变、当下启示等方面作详细的研究与讨论。本年度的相关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大研究思路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出版事业、新闻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回顾与阐释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伴随着党的奋斗历史及其新闻事业发展足迹,大量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内涵和政策变迁等问题展开。
童兵(2021a)撰文讨论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来源,三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的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列宁办报思想是中共报刊思想最早的理论来源;坚持在办报实践中克服错误认知并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延安整风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巩固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建设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与深化;及时发现和改进新闻工作的缺点错误,调整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设(童兵,2021b)。邓绍根和丁丽琼(2021)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同步的,最终形成了包括新闻事业性质与功能作用、党性、人民性、新闻文风、队伍建设、国际传播等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
郑保卫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团队发表了许多阶段性成果,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百年发展的理论来源、实践动力、历史进程、核心精髓,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重大成就、历史贡献和发展历史经验,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业绩,同时自身也在开拓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道路、开创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优良传统、锻造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坚强队伍、丰富世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经验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郑保卫,2021)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成形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新闻观,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新闻理论和国外新闻理论成果的基础(郑保卫,王仕勇,2021),经历了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形成确立、社会主义党报思想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创新完善四个阶段(郑保卫,王青,2021)。
丁柏铨(2021)通过对百年来党的几大重要阶段进行考察,认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既有不变的方面,又有与时俱进发展的方面;同时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过程。季为民和李斌(2021)则从学术图谱、演进轨迹、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角度,综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百年发展历程。
王润泽和王婉(2021)认为,“党管媒体”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朱清河和王青(2021)则从“党管媒体”理念出发,撰写了系列文章阐述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实践历程与经验,梳理了历史实践贯穿着“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价值逻辑,其从“全党办报”到“政治家办报”,从“党性原则”到“党办媒体”,再到“党媒姓党”,长期探索形成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断形成与发展,及其话语建构与重构提供了不竭动力。董天策等(2021)从观念史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理念创新做了全面探讨。沈正赋(2021)则较为全面的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宣传观的中国之治、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事业的梳理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党的出版工作在荆棘中砥砺前行,学界关于出版工作的讨论多是以出版史和出版工作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征程。
柳斌杰(2021)指出党的出版重心经历了建党之初集中力量译介马列经典、延安时期推动马列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重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改革年代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四大阶段。范军(2021)认为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出版机构是党的宣传部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开展,在大局下行动;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守正创新相统一。
周蔚华等(2021)则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党史出版物具有从个人作品为主向党的有关机构作品为主导、个人作品为补充转变,从为革命斗争服务向为党的中心工作与学术研究服务并重转变,从服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向服务政治斗争与提高党员思想理论水平相结合转变,从党内教育向党内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转变,从宏观党史向宏观与微观党史并重转变等视角的改变。万安伦等(2021)则回顾了党的百年红色出版历程,其发展演进在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出版符号及内容、出版组织形态等方面皆有自身的规律和特性。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的总结与启示
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实践发展研究从宏观与微观两大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以百年为整体时间参考线,重点进行党报党刊创办路线的总结提炼和新闻工作理念的解读阐释;微观层面,主要对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和人民性原则进行探讨。
宏观上,学者着重讨论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实践发展、创办路线和话语文风等问题。林绪武(2021)指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大致可分为建党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孕育探索、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壮大发展和新中国时期的兴盛繁荣三个阶段,为完成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能够为深入研究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丰富的报刊资料,为开展“四史”教育提供鲜活的文本素材。张晓红等(2021)以党刊为经,以思想建党为纬,历时性地呈现党刊在思想建党中的主阵地作用。王姗和刘年辉(2021)认为党报百年经营随着党的中心工作变化而变化,党报经营重心经历了重发行、到重视报业产业链、再到创新融媒体产业链的变迁过程。
此外,有学者选择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史中的某一具体时段进行研究。马凌等(2021)发现中共早期组织本是“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却在成为一个“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过程中,极大地利用了宣传工具,他们通过办报和出版建党,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并从建党之初就意识到党性的必要,“铁的纪律”使他们区别于“一盘散沙”的其他政党。陈信凌等(2021)通过梳理中央苏区时期新闻宣传实践框架,认为中央苏区的新闻宣传实践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王莹和黄瑚(2021)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践行“全党办报”理念过程中,从四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了范式上的创新发展:在主体上,从“办好全党机关报上集中党的一切力量”到“全党办报”;在身份定位上,提出从“党员办报”到“政治家办报”;在制度上,完善了通讯员制度;在宗旨上,从“努力联系群众”“群众办报”到“向群众学习”。梁德学(2021)对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干部的教育、储备及调配进行探究,认为此一时期党在这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使党在新解放区迅速完成人民新闻事业的落地和布局,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顺利向前发展,也为日后党的新闻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人事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肖燕雄和林雅心(2021)通过对韦伯、毛泽东这两位一西一中的政治家关于“群众政治家”概念使用的挖掘,发现韦伯对以新闻工作者为代表的群众政治家提出既要弘扬志业政治家的审慎德性、又要坚持群众政治家的“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路线,毛泽东则要求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时应该坚守审慎观念和群众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提出即为代表。
微观上,主要体现在对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和人民性原则的探讨。杨保军(2021a)指出“党媒”理论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核心内容,党媒理论具有自身的相对自主性和特殊性,自主性体现在党媒的来源理论、党媒的性质与地位理论、党媒的功能理论、党媒实际工作理论(实践理论)、党媒关系理论及党媒规律理论方面;特殊性体现在,它是以党媒为本体的理论,它主要是一种新闻宣传理论、新闻舆论理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论。雷跃捷和高永亮(2021)认为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基石。人民的概念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王润泽(2021)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人民性原则的实践路径,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群众所包含的群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嬗变过程。群众性的线性轨迹可概括为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人民性概念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并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
三
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大理论创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不仅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作了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讲话,而且先后向《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及其数字平台开播上线、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新华社建社90周年、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回信或致(贺)信,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关怀,并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代表。研究者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网络强国等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展开了研究。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后,有研究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的论述经历了目标确立与机制探索的初启、形势分析和内涵深化的发展、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的转型等三个重要阶段(王井,2021);也有研究者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个阶段,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承继、拓新、变迁主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呈现出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融通中外”的演进路径(刘晓燕,李静,2021)。研究者们群策群力,对如何提升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程曼丽(2021b)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提高议题设置、引导能力,提升国际传播素养等三条路径。史安斌等(2021)认为回归“倾听优先”的原则、构建和完善“融合式公共外交”的新格局、推动公共外交的国内参与是应对如何走出当下国际传播面临的困局和开创数字公共外交新局的方向。段鹏(2021)指出我国开展下一阶段的国际传播实践应从布局智能全媒体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加强跨领域国际传播协同创新研究、健全话语体系打造立体化国家形象和探索协同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径等四个方面着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新时代强国战略和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涵盖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国家治理、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有序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等众多方面。季为民(2021)认为其核心要义包括网信事业论、网络战略论、网络主权论、网络安全论、网络技术论、网络治理论、网络生态论、网上群众路线论、网络人才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等,从网络强国的系统规划、理论构建、发展建设、实践服务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刻论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我国新时代互联网发展治理问题的重大成果。张垒(2021)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发展脉络,发现这一重要思想经过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定位布局和统筹领导、倡议全球治理和共享共治以及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正式形成四个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的论述是顺应现代传媒发展规律的必然举措(步新娜,魏继昆,2021)。这一重要论述围绕“因何引导、由谁引导和如何引导”等根本性问题,运用正面宣传结合反面监督的有效手段,以把握工作的“时、度、效”为重要原则,以建设新闻舆论人才队伍为竞争保障,以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为载体形态,具有党性与人民性、历史性与时代性、共情性与共理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等辩证特质(蓝天,邹升平,2021)。这一论述还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思想的内涵,把握了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规律,体现了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群众性和先进性相统一、民族性和国际性相统一等特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思想作出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我国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工作提供根本遵循,为我国增强国际话语权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廖如春,2021)。
还有研究者对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大内涵与重要意义做了归纳总结。雷跃捷等(2021)认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是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原则导向,“把握时代性、掌握规律性”是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战略和发展路径,“四向四做、守正创新”是加强新闻队伍建设和本领武装。卿志军(2021)指出习近平党管媒体的战略路径,前提在于尊重新闻传播本身的规律;核心在于管控好舆论阵地;重点在于管好网络安全;根本保证在于明确主体责任;关键在于新闻舆论队伍建设。
四
观照现实: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事业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学界在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其他相关研究等领域展开探索,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丰富性。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
季为民等(2021a,2021b)撰写了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系列文章,分析了其构建的逻辑、架构和建设,认为: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兼具学术体系的表征和学科体系的载体功能,三者相辅相成;并指出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回答一系列合法、建设和发展等根本问题,包括: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法依据、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逻辑、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渊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规范、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评价、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流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平台建制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创新方向等。胡钰(2021)则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具体内涵进行了新阐释,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基于新闻学的国别特色与知识体系,表现出特有的内涵,包括:人民性新闻立场,有机性新闻参与,正向性新闻效果,伦理性新闻技术,人文性新闻文化。
有些学者则另辟蹊径,对中国特色新闻学进行了新评判。杨保军(2021b)提出新闻理论研究的三种未来走向:偏向坚守传统新闻理论研究基本内核、不断扩展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保守派”;根据新闻活动实际变化,积极探索转换新闻理论研究范式的“改革派”;侧重新兴媒介环境的根本特征,试图彻底改变传统新闻理论研究方向的“革命派”,他认为当前新闻理论研究的重心在于“转换”,在转换中继承传统,在转换中寻求新的出路。曾庆香等(2021)认为,新闻作为交往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一种新闻范式,中国特色新闻学对新闻作为交往的理念表达主要是联系群众和喜闻乐见,新闻作为交往的话语实践则主要表现在:读者来信、网络论坛、社交账号的路径以及召唤与回应的话语方式。姜红等(2021)提出“走出二元”的观点,认为当代新闻学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引领下,立足当代情境和中国场景,借鉴哲学社会科学“实践转向”的理论视野,探索新闻学的“实践转向”——即从传统的二元论走向多元互动的关系建构,从表象式的静观走向行动导向的参与,从本质主义的规范知识走向描述性的经验研究,从而为当下新闻学研究的范式创新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注入时代活力。齐爱军等(2021)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由“观”到“学”“打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知识生产腹地,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史观为视域,以“四史”赋能,以知识生产社会学为工具,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世界叙事”和“中国叙事”。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渐成热潮。在这种氛围烘托之下,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执行与落地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话题。
研究者对如何创新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出了建议。高金萍(2021)从中国特色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建设着手,认为建设中国特色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拥有多语能力和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新闻传播教材体系。周光明和王琦(2021)认为新闻教育的“延安模式”能够给我们当下的马新观教育提供经验与启示。陈锦宣(2021)认为深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需要回答“为什么教、教什么、教谁和如何教”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马新观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筑牢新闻舆论工作者思想之魂”“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论述”是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批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项目及教材获得国家级荣誉。复旦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传媒大学的《习近平新闻工作论述研究》、延安大学的《陕甘宁边区新闻史—走进红色新闻历史现场》等三个课程思政项目顺利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团队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此外,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报道经典案例评析》一书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教材精心选取60余个来自主流媒体一线报道的新闻案例,通过生动的案例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涵及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学与研讨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2021年4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主办,高教社承办的“第七期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骨干教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题培训”在高教社马甸办公区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30余所高校近70名教师参训。7月,由复旦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联合主办的首期“骨干教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修班”在江西井冈山开班,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中如何做好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用好现有教材等多方面问题邀请国内知名学者授课,并结合实地调研、参观走访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除针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外,高校学子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要参与者。8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继续开展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寻根之旅”为主题的暑期实践,组织师生赴太行山区与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地教学活动。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其他相关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等方面展开,以此加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厚度。
杨保军(2021c)对当代中国新闻观具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包括:时代性上,当代中国新闻观是现代性质的新闻观;理论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观;观念结构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导的新闻观,面向未来,当代中国新闻观是开放发展和不断创新的新闻观。林克勤(2021)使用“规范性力量”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意义在“规范性力量”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成熟理论体系,其观念、框架、思想、逻辑等不断发挥着正面社会影响、解决复杂问题的深层效能。
从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的角度剖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能够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涂凌波(2021)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转换的基本逻辑和一般过程出发,回答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如何展开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方法论思考,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认为新闻学研究可以“立足中国来认识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认识世界”。林颖颖(2021)指出2011-2020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沿着重回经典的历史溯源、阐释时代的理论创新、指导实践中迭代发展这三条路径,在新时代中开启了新探索、获得了新发展、积累了新成果。
建党百年之际,多所新闻院校以此为契机围绕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百年历程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术研讨活动,充分展现新闻传播学界的使命担当。5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国内12所新闻院校共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学术研讨会”,共话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辉煌历程。5月15日,“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理论与实践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延安大学、清华大学同步举行。10月24日,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年会暨“党管媒体”高端论坛在上海大学举办。12月18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坛”,发表《2021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发展报告》。此外,延安大学、江西财经大学、郑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山西大学等多所高校同样设置了形式多样、议题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活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多项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梳理、理论阐释、实践经验等方面的项目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支持。具体而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高金萍、刘小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有王继先“新四军新闻事业史及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张垒“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构的实践取向研究”等两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有“百年来党管媒体实践与经验研究”、高晓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构建研究”等两项。而在国家社科基金一般和青年项目中,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数量呈现出近年来的最高峰,多达15项课题于今年入围。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显现,展现出其日益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渐成“显学”;有数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业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报道量共有6965篇,较之2020年的1820篇,增加了5145篇,增长近三倍;学界发表论文358篇,较去年增长156篇,增长率为77%。”(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1)众多研究从回归经典的落脚点出发,探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思想与内涵;回望百年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梳理其新闻思想、新闻出版与新闻实践的改革及变迁;进一步深化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对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进行辨析与拓展;最终观照现实、扎根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事业如何落地展开探索。总之,2021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扎实推进、协同深入、创新发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层次不断提升,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继承中发展、在坚守中创新的历史脉络,亦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实践、观照现实的价值追求。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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