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我是最幸运的“陈刚”

作者：陈刚
编译：杨逍

“科学界也未能幸免。我对此很清楚，因为我就是受害者。”

2020 年 1 月，麻省理工学院（MIT）机械工程教授陈刚，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遭海关人员扣留，随身电子设备被扣押。

2021 年 1 月，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周，美国联邦特工闯入陈刚家中，陈刚被捕。

2022 年 1 月，美国联邦法官驳回了美国政府对陈刚的指控，驳回理由是美国政府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

从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到被证明“无罪”，陈刚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我的家人在恐惧中生活了两年，我的研究小组成员也相继离开。” “然而，我非常清楚，我是所有不幸人群中最幸运的那一个人。”

对于陈刚的遭遇，权威科学期刊 Science 主编霍顿·索普（Holden Thorp）于今日在一篇社论文章中表示，“陈刚被判无罪”这一事件证明，（美国司法部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只会对科学事业造成巨大损害，而不会有什么回报，并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该逐步停止“中国行动计划”，回到偶尔管理少数合法问题的道路上。

（来源：Science Advances）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发现的非法活动的数量值得为实施该行动付出的人力和物力。”

“这是一种巨大的过度反应。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不利于（美国高校）与中国建立合法且重要的合作关系。”

此外，索普还表示，科学进步依赖于合作，依赖于招募最优秀的人才来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依赖于向全世界宣传这些发现。而把科学作为一种与其他国家科学家的竞争，并作为一种不能广泛分享的秘密，违背了科学界的核心价值观。

今天，Science 杂志也同步发布了陈刚本人“对于此次事件的回顾、批判与呼吁”的文章——“我们都是陈刚”（We are all Gang Chen）。

（来源：Science）

出于科学传播的目的，【学术头条】将这篇文章编译成文，分享给大家。

以下为文章全文：

猖獗的非法检控恐吓着世界各地的无辜人民。科学界也未能幸免。我对此很清楚，因为我就是受害者。

我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名教授，被美国政府无端指控“存在欺诈行为，以及与中国存在可疑联系”。直到今年早些时候，足足过了两年时间，我才被认为是无辜的。

然而，我非常清楚，我是所有不幸人群中最幸运的那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美籍华裔科学家也正因类似的所谓“罪行”而遭受着不公平的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为了避免成为“攻击目标”，纷纷选择离开美国。

这段痛苦的磨难告诉我，政治正在“打扰”科学和科学家，相关高校和资助机构必须为遭受不幸的科学家们挺身而出。

我从小在中国长大，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我的“美国梦”。在那里，我成为了一个部门的主管，并领导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小组。

图｜陈刚（来源：MITMECHE）

但在 2020 年 1 月，这个“梦想”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被莫名拘留，并被要求留下来接受审问。他们也没收了我的电子设备。一年后，联邦特工闯进了我的家，逮捕了我，并在没有律师（attorney）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了我的妻子。我的家人在恐惧中生活了两年，我的研究小组成员也相继离开。

他们对我的指控是荒谬的。他们将“审查研究提议”（reviewing research proposals）、“撰写推荐信”（writing recommendations）、“接待来访的科学家”（hosting visiting scientists）等日常学术活动定义为犯罪行为。2022 年 1 月，美国司法部（DOJ）撤销了所有指控。

我的这一遭遇，发生在美国司法部大肆开展“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这一背景下。“中国行动计划”是此前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发起的一项行动，主要目的是打击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和“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g）是这项行动的首要发起者，也是当时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尽管他最近表示，“计划已经偏离了方向，在一些重要方面失去了重点”，但类似的检控仍在继续。就在几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他们每天都会启动两项新的“中国行动计划”调查。

给我希望并最终拯救我的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在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所有高校都应该去借鉴和学习。在我被捕后不久，雷欧·拉斐尔·莱夫（L. Rafael Reif）校长和学校就对外公开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我的同事，尤尔·芬克（Yoel Fink）教授，组织学校的教职工来支持我，并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上，有 200 多名教职工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希望用事实“撕毁”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实刑事诉讼。“我们都是陈刚”（We are all Gang Chen），这是公开信的结尾。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G·杰弗里·斯奈德（G. Jeffrey Snyder）教授也发起了一份由 1380 人签名的网上请愿书。

在一封又一封的公开信中，来自 230 多所美国高校的教职工们都呼吁美国司法部停止“中国行动计划”。我女儿发起的募捐，仅仅用了 1 天的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一活动提高了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华裔美国科学家的（自我保护）意识。新的公民权利组织与现有的组织联合起来为正义而战，并希望消除“中国行动计划”。

正是这些（正义的）声音，促使美国政府撤销了（对我的）所有指控。

不只是对我，麻省理工学院也对其他接受类似调查的教职工给予了支持。但是，面对这种事件，其他高校却大多保持沉默。

我强烈希望（所有）高校领导人、校董和校友会保护自己的教职工不受这场“被误导的运动”的影响。人才流失和教职工内心的恐惧（terror lobbed upon faculty）正在削弱他们的机构，支撑有害的偏见，并破坏他们的生活。

资助机构也必须坚守正义。以我的遭遇为例，克里斯·福尔（Chris Fall）博士，也就是美国能源部（DOE）科学办公室前主任，近期表示我没有违反美国能源部关于对外关系的任何现行规定。他们在 2 年前做什么了？起诉书中 18 次提到“能源部”，但却漏掉了这个基本事实。

他们本应更早地站出来。这是所有联邦机构（都需要认真思考）的教训。

我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被卷入到这种“行动主义”（activism）中。如今，我无法避免地进来了。我们需要提高自己的声音，让政府和公众清楚知道非法检控的“邪恶”。

我呼吁，（美国）国会调查（美国）政府在我和类似案件中的不当行为，终止司法部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

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伯明翰监狱中写的那样：

“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任何地方正义的威胁。”

参考资料：
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o6697
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bo6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