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前夕,用“灭顶之灾”去形容女足混乱毫不过分。韩端在博客中直言:“有太多的明枪暗箭贴着人情人性的标签让你防不胜防,稍不留神,就挨上了温柔一刀。”
女足队内公开分化为“倒伊”和“挺伊”两派,韩端承认自己是伊丽莎白的支持者,“只因为她是主教练。”正是这种立场的截然不同,让她无奈陷入对内斗争中。
所谓的“伊”,就是前法国女足主教练伊丽莎白,她在足协与多曼斯基续约失败后,正式接替代理主教练王海鸣执教中国女足。
而短短五个月之后,伊丽莎白和中国女足的合作即宣告破裂,这给外界留下了无数疑问:她没来中国之前声誉尚可,为什么来到中国短短几个月却成了可怕的“魔鬼”?女足姑娘矫揉造作地絮叨着“怀念多曼斯基”,而多曼斯基最终抛弃她们而去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想要摸索出其中的缘由,大概要从足协与多曼斯基的续约谈判开始说起。
多曼斯基:“中国式离婚”
二零零七年初,马良行出走女足,女足在阿尔加夫杯上遭遇惨败。
从三月二十七日多曼斯基在合同上落笔,到九月二十三日女足兵败武汉。虽然没能完成足协下达的四强任务,但瑞典人还是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征服。
一球输给挪威赛后,多曼斯基正式将续约的问题摆到台面上,与此同时,二十一封带着多曼斯基心情的“鸡毛信”塞入了每个女足球员的房间。
女足就地解散后,多曼斯基没有立刻离开中国,而是继续观看完了世界杯剩下的比赛。在此期间,她和谢亚龙进行了首次密谈。
“在用人上完全自主,人员配置绝对由其决定;不能干涉其日常训练安排和选人标准;要抛弃唯成绩论,眼光放长远、在行政上完全放开”,“刀砍”中方教练组,是多曼斯基和谢亚龙提出的一个议题。
十月三日,多曼斯基的教练组返回了瑞典。十一日,这是多曼斯基放弃续约之后,他承诺给予中国足协答复的又一个时间,但是中国足协未能等到多曼的电话。
这场风波中最轰动的事情是王海鸣和孙伟两人的主动辞职,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两人更像成为权力之争中的牺牲品。
孙伟当时的态度就是不方便多讲,至于下一步的去向,他等待领导安排;而王海鸣给熟悉的记者反馈的一条信息就是“现在还不知道如何”。
此后足协根据多曼斯基的建议,准备启动女性内阁,将孙雯、水庆霞等元老级球员列入候选名单,这其实也是为多曼斯基续约搭桥铺路。
十二日,多曼斯基的电话才姗姗来迟,她提到因为女儿生病,最终答复需要延迟到十七日。
二十一日,这已经是第四个决定日,多曼斯基仍然杳无音讯。直到二十三日,她的助理教练皮娅正式成为美国女足的主教练,多曼斯基也直接拒绝了中国足协的召唤。
这些事情表明,中国足协这次被人耍了。此前足协发动的亲情攻势、媒体攻势最终也落在了空处。
伊丽莎白:“唯关系论”
“中国女足主帅人选是谁已经不再重要,能力是强是差也不重要,他也许只是代表了一个符号而已”。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谢亚龙飞往九寨沟参加女足世界杯中国组委会的总结大会,就在前一天,他刚刚和伊丽莎白谈定了合同。“今年女足的事情把谢头折腾坏了,他的确需要休息。”
伊丽莎白也就此成为中国女足当时近四年里的第七位主教练,除了主动辞职的孙伟之外,多曼斯基时期的助理教练均被沿用到伊丽莎白的教练班子中,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十个月的时间。
二零零八年一月份的四国赛,女足中韩之战,守门员教练哈威竟然出现在看台上,他是被伊丽莎白“请”上看台的,“哈导当时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要冲过去找伊丽莎白理论,但被张部长拦住。”
二月十日,结束了五天春节假期的中国女足在永川开始了训练,备战即将到来的东亚四强赛。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伊丽莎白,每天都会让部分队员到她的房间进行一对一谈话。
上午十时许,规定的发车时间已经过了十多分钟,却迟迟不见伊丽莎白的踪影,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迟到。过了几分钟,女足的大巴驶向训练基地,将伊丽莎白甩在了宾馆。
抵达训练场后,伊丽莎白向领队张建强大发雷霆,张建强毫不客气地反击,并向伊丽莎白宣布罚款的决定。她坚持,“要罚款可以,等见了杨一民再说。”
二月十二日上午的训练课结束后,伊丽莎白把全体队员召集到中圈弧,随后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禁止所有中方教练和管理人员靠近。法国人对队员们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要听别人的。”
伊丽莎白在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张建强故意给她的工作使绊子,还有个别中方教练私下里煽风点火,影响了队伍的团结,为女足备战工作造成了很大麻烦。
毫无疑问,女足内部的矛盾在不断深化,在距离北京奥运会仅剩下半年的时间里,再选洋帅已经不太现实,而足协又对中方教练无法信任,这就是“伊丽莎白危机”的死结。
中国女足球队管理层的矛盾,也引发了队员内部的矛盾。伊丽莎白的三名前锋和两名后卫,已和其他队员各走一边,吃饭也各自围成一圈,不相往来。
有人专门在网上搜寻对伊丽莎白不利的报道,也有人自掏腰包请伊丽莎白吃牛排。输给意大利的当晚,五名队员被伊丽莎白叫到房间秘密开会,俨然结成小团体。
三月,女足在阿尔加夫杯上的又一次惨败,彻底断送了伊丽莎白和中国足球的姻缘。赛后,领队张建强在葡萄牙当地给多位相熟的记者发去短信:“伊丽莎白终于要下了”。
谢亚龙:“中国足球很可怜”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谢亚龙以“空降兵”的身份,成为中国足协新一任掌门人。传统官员气息浓厚的他蓦然发现,实际上自己踏进了一条是非难清的河流,在各种行政指令面前,难以自拔。
谢亚龙上任后,足协内部的位置发生很大变化。阎世铎在任时足协内部排序是:阎世铎、薛立、南勇、张吉龙、杨一民。到了谢亚龙时代变成了: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薛立、张吉龙。
作为“足球门外汉”,谢亚龙深知对竞技体育部门管理者而言,“衡量其政绩的唯一指标就是成绩”,而与总局签下奥运会夺牌任务状的中国女足,自然成为谢亚龙重点关照的对象。
从二零零五年起,三年来谢亚龙先后更换五名女足主帅。每一任女足主帅上任时,谢亚龙均会告知对方,“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随着谢亚龙对足协内部复杂关系网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开始不断任命新的女足领队,先后更换郭辉、李冬生、李飞宇、张建强、朱和元等五人,每一任领队都被授予了“直接向谢亚龙汇报”的越级特权。
于是三年来,在中国女足内部,人们所看到的是一幕可怕的“怪戏”:女足每一届主教练同领队均自认为拥有“单线同一把手联络”的特权,谁也不买谁的账。总局在奥运备战中所提倡的“队委会负责制”,更是在执行中激化了“玫瑰将相”之间的矛盾。
谢亚龙原本想“通过这种越级授权完成对女足国家队最直接的控制”,其结果却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接二连三地发生女足领队同主帅的不和纠纷。
尽管“被架空”的分管副主席对此也曾有过怨言,甚至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有所提及,但谢亚龙的理由也很充分:“奥运会任务如果完不成,我是第一责任人。”
这次“伊丽莎白危机”最终责任归咎于杨一民,他被剥夺女足分管权。
随后女足在继任者老帅商瑞华的几个月的调教后,在六月结束的越南亚洲杯上,于决赛中惜败于朝鲜,夺得亚军。八月的北京奥运会,女足则是输给日本,无缘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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