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惊谋！藏在卢沟桥事变背后的真相，是蓄谋已久还是偶然发生

1935年中《何梅协定》签订后，河北已经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当时鬼子要想进攻华北，河北和察哈尔是必经之路，如今河北局势明朗，察哈尔自然成了鬼子的下一个目标。

但是 ，日本人心里明白察哈尔绝对是个难啃的骨头，因为当时的察哈尔主席叫宋哲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这个强硬的东北汉子决心带领自己的29军御敌于长城之外。

“桌边阴谋”屡屡得逞的日本人并不想与29军硬碰硬，于是费尽心机制造事端。1935年6月的张北事件再一次将日本人与国民政府置于谈判桌前，在蒋介石的妥协下，《秦土协定》签订。

通过该协定日本人成功将驻防在长城以北的29军，调集至西南方向的北平地区，宋元哲也被解除了主席之职，察哈尔大部疆土落入日军之手。

1936年日军不断向华北及平津地区增兵，并通过两次丰台事件将扼守北平西南门户的丰台镇控制。

至此，日军已经从北、东、南三面将北平团团包围，29军驻防的北平城与虎视眈眈的日军只隔着一个京南门户宛平城，这为之后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制造了极大的便利。

日军是如何步步进逼，最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

日军的步步进逼

《秦土协定》签订后，日军已经控制了当时华北五省的其中两个省，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力量被严重削弱，但这绝不是日本人的最终目标，如何实现对华北的统治和“长治久安”才是他们的目的。

惯于挨风缉缝的日本人决定使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伎俩：扶植傀儡政权。

此时，因被罢免察哈尔政府主席而闲赋在家的宋哲元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虽然他手下的29军曾经让自己吃尽了苦头，但是只要有利益，那便是朋友。

宋哲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解了职，心中难免有些郁闷和不满，但他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知道要想以一军之力对抗中央那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避居天津的宋哲元整日闲云野鹤般不问世事，蒋介石曾多次致电邀请他南下，均被他称病拒绝。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正密切关注着宋哲元与南京方面矛盾关系的发展，他就是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土肥原贤二。

后来，土肥原通过与自己交往甚密的陈觉生和宋哲元的心腹萧振瀛取得了联系。作为宋哲元最为倚重的智囊，萧振瀛为此时正苦恼的军长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壮大29军，并在华北站稳脚跟。

办事能力极强的萧振瀛首先通过主持北平军分会工作的鲍文樾，以北平城驻防兵力单薄为由，成功将29军37师冯治安部调防北平。

然后又找到了陈觉生，由他向土肥原代为转达宋哲元“不希望看到中日双方血染疆场”的意愿。

宋哲元对日军及土肥原的态度转变，为29军再进平津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日本人对29军异乎寻常的“克制”最终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当南京方面得知宋哲元、萧振瀛正暗中与日本人接触后，为了安抚其情绪，立即任命其为北平、天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重掌华北大权，有一个人特别高兴，那就是土肥原，他认为自己赌对了，久藏于心的华北“自治”计划可以实施了。他多次登门拜访，催促宋哲元领导华北从中央独立出来。

然而，令土肥原大为失望的是，宋哲元却来了一招金蝉脱壳，不但华北“自治”未能实现，自己还因策动华北独立而受到了国民政府及外界舆论的诸多抗议和指责。

被宋哲元耍得团团转的土肥原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最终他找到了殷汝耕这个大汉奸，1935年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蒋介石听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大惊失色，但是他深知其中有日本人明里暗里的支持，所以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鬼子开始以此为基础，再一次在华北煽动“独立自治”。

在此主权沦丧之际，蒋介石却对民族危亡置若罔闻，不断调集重兵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展开“围剿”，而对日本人的要求一再妥协退让。

最终，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真的在华北成立了。

接下来几个月，日本鬼子和中国军队虽然在华北、平津等地偶有摩擦，但是因国民政府始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双方还算是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1936年初夏，近期的平稳局势让宋哲元十分放心，所以一直睡到日晒三竿才起床。他长长地打了个哈切，然后背着手在小花园里来回溜达，欣赏着盛开的百合花。

平稳的形势确实让他心情舒畅。“去！把秦德纯叫来。”宋哲元吩咐卫兵说。

秦德纯是29军副军长，平日里闲来无事，宋哲元总喜欢和对方下下棋、聊聊天，今天也不例外。

不料，他话音刚落，秦德纯就踏进了他的大门。行色匆匆的秦德纯手里拿着一张电报纸，刚进大门就对着正在赏花的宋哲元说：“南京方面有急电。”

见对方一脸严肃，宋哲元明白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便一把接过了电报。电报上的内容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近悉，日本内阁已经通过向华北增兵计划，渤海湾一带出现大量日本兵船，望早做准备，以应付局势。”

宋哲元哪还有心情下棋下，挥了挥手示意秦德纯先回去。此后的几天时间里，宋哲元一直心事重重，他越来越感到形势不妙了。日华北驻屯军编制不断扩大，军演频率也在增加。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宋哲元下令部队保持克制，不可引发冲突，这样鬼子就找不到借口。除此之外，他还试图通过与日本方面的高官拉近关系来缓解紧张局势。

这一年的北平比往年要热很多，刚进6月就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有一天，宋哲元突然想到，可以在自己的寓所招待一下日本人，借避暑宴客的机会，缓和与日本人日益尖锐的矛盾。

他的这个想法受到了智囊萧振瀛的支持。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本来是一场缓和关系的宴席最后却让双方的关系更僵了。

当天参加宴会的大多数是参加过长城会战的29军将领，一想到当年自己与日本鬼子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如今却要对他们笑脸相迎，这些耿直的军人心里十分别扭。

尤其是席间日本人还十分挑衅地挥舞自己的军刀，跳上桌子大唱日本歌，这些做法让在座的29军将领十分恼火，何基沣也站起身来唱了一首《黄种歌》，接着董升堂耍了一套虎虎生风的八卦拳。尤其是李致远的滚堂刀，镇住了在场的所有日本军官。

在此期间，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尤其是吴佩孚与松岛斗字，让整个宴会的气氛变得极度紧张，宋哲元见罢，赶忙结束了宴会。

宴会结束后，宋哲元知道丢了面子的日本人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为了避免日本人借机报复，便躲到了天津。

矛盾已不可调和

不料，接下来在天津发生的一件大事，让宋哲元真切地感觉到，中日之间的矛盾确实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或许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当时负责天津城内治安的是由29军换装后组建的保安队。其中有一个叫邹凤岭的分队长是个从农村来的年轻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天津城着实让他有些迷恋。

跟随部队驻防天津后，邹凤岭早就想在纸醉金迷的天津城内好好逛逛，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时间。正好前两天他因为感冒发烧跟中队长请了三天假，今天他觉得身体好多了，但是假还没到，就想着趁此机会到处看看。

于是，邹凤岭就脱下了自己的军装，换上了一直没机会穿的便装，溜出了营房。

一路的霓虹璀璨确实让他陶醉。走过市政府前的金刚桥，邹凤岭溜达着一直往东走。因为对周围不熟悉，时间又比较充裕，邹凤岭便一直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直到他发现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灯光也昏暗了许多。

道路两旁的一幢幢小洋楼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他就走进了洋楼区，在七拐八拐的小路上继续行走。

也不知走了多久，他隐约听到远处传来了天津海关的钟声，一共敲了10下，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去了。但此时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根本记不得自己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了。

于是，他只好凭着模糊的记忆，在满是洋楼的的地方绕来绕去，试图寻找来时的路，但是却始终记不起来该怎么走。

正当他在昏暗的小路上四处摸索时，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什么人死死抓住，紧接着随着腰部一阵剧痛，邹凤岭昏倒在地上。

过了很久，邹凤岭才从昏厥中醒过来，并感觉到浑身疼痛。他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根很粗的木桩上，胸口处满是伤痕，正在滴血。

有七八个鬼子站在他周围，目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他。

“你是谁？深更半夜跑到日本租界干什么？”见他醒来，站在最前面的汉奸翻译官赶紧上来问道。

邹凤岭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误入了日本在天津的租界，被对方的宪兵队给抓了。邹凤岭心里明白，此时要是实话实说，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那必死无疑。

头脑清醒的邹凤岭转念就编了个故事：“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北宁新车站附近一个茶馆的伙计，今天晚上闲来无事，到处转转，没想到居然迷路了，跑到了日租界内。”

这时候，一个日本宪兵突然冲了上来，给了邹凤岭一巴掌。然后扭头跟那个汉奸翻译说着什么，邹凤岭听不懂日语，只听得两人对话中提到了“宋元哲”三个字。

简短的交流之后，汉奸翻译对着他说：“皇军不相信你说的话，说你一定是宋元哲派来刺探情报的，让你老实交代。”

邹凤岭坚持说自己是茶馆的伙计。几个日本兵立马上来，用皮鞭恶狠狠地抽打他，打得他皮开肉绽，再次昏死过去。

醒来之后邹凤岭依旧坚称自己是茶馆跑腿的伙计，日本兵拿他没办法，所以决定第二天带着他去那家茶馆对质。

邹凤岭不觉心中暗自窃喜，因为从这里到他所说的那家茶馆必定要经过市政府门前的金刚桥，那里正是他们分队平日里值勤警戒的地方。

次日一大早，鬼子就把遍体鳞伤的邹凤岭押上了卡车，朝着金刚桥驶去。

昨天晚上，分队长一夜未归，这可急坏了那些保安队员，纷纷出去寻找，但始终没有结果。

早上就在大家边值勤边议论邹凤岭“失踪”的事情时，突然看见从远处开过来一辆卡车，车上除了有几名日本鬼子外，还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国人。但因为对方耷拉着脑袋，脸上都是血，所以根本认不出来是谁。

所有人都盯着那辆车，待车辆驶近一些，只听一名保安队员喊道：“那不是队长吗？”其他人也都看清楚了，确实是邹凤岭。

见队长被日本鬼子打成这样，其中一个队员怒火中烧地朝着日本人的卡车开了一枪，正好打中了一个日本兵，对方当场毙命。开车的日本兵见有人开枪，猛踩油门企图冲过岗哨，结果被保安队员一窝蜂拦了下来，冲上车去把奄奄一息的邹凤岭架了下来。

因为有一名士兵被误杀，中午时分大批日本特务围在天津市政府外讨要说法，与保安队形成了对峙，形势一触即发。后来，经过多方协商此事才得以平息。

这就是发生在1936年7月21日，震惊平津的“金刚桥事件”。

这起事件之后，日军加快了向平津地区增兵的步伐，大量日本鬼子涌入北平，使一直处于战争边缘的平津形势迅速升级。

9月18日下午6时，我29军一个连在举行“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军事演习后，返回驻地途中与日军一个中队狭路相逢。日军拒不让路，双方又发生冲突，日军与国军分别增兵，相互包围，双方相持一昼夜。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以北平为攻占目标的万人秋季大演习。宋哲元和29军不屈服于日军的压力，也于11月11日至14日举行了有5万人参加的演习。

宋哲元亲赴庞各庄指挥，29军驻河北的主力师第37师、第132师全体官兵参加演习。为配合我军，驻防河南北部的万福麟第53军、商震第32军和庞炳勋第40军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演习。

卢沟桥事变爆发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接下来一年，29军也积极厉兵秣马，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时间进入到1937年夏季，宋哲元得知了一些从日本国内上层人士中流传出来的消息：七夕的晚上华北将会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让他变得焦虑不安。

联想到自6月末以来日军频繁在宛平城附近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宋哲元心中不免有些担心。

实际上，面对日军越来越频繁的演习，可能随时会发动战争，29军也采取了更加严密的警戒，密切监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自6月初开始，29军就增加了对北平城的守卫，尤其是增加了卢沟桥一带的守军。

与此同时，29军还特别重视对宛平城的守备。而早在1936年6月日军就通过第二次丰台事件，占领了卢沟桥东面的丰台镇，并在那里屯兵，最终变成了卢沟桥事件的屯兵处。

7月6日那天，北平地区暴雨倾盆，而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不顾道路泥泞，再次展开了以卢沟桥为攻取目标的军事演习。在步兵演习期间，炮兵则加紧构筑工事，坦克装甲车也纷纷开到了卢沟桥一带。

后来，日军居然提出要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进行演习，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但是日军迟迟不肯离开，双方僵持了十几个小时，天黑前才退回丰台。

面对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争，29军上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守备宛平城的219团：如遇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

7月7日上午，日军再次来到卢沟桥附近演习。下午，日军河边旅团下辖的第八中队从丰台兵营出发进至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附近，声称要在夜间举行军事演习。

随后，日军第八中队开始在宛平城外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早早就关闭了东门。

当天晚上7点半，天还没完全黑下来，第八中队就展开了夜间演习。

夜里10时40分，密切监视日军行动的29军将士突然听到，从城东北方向日军演习的位置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

片刻之后，几名日本兵跑到城门附近，跟中国守军说他们的一个士兵不见了，要进城搜查，被宛平守军以“深夜进城搜查会妨碍治安”为由拒绝。

然而，日军坚持要进城搜查，见守军将士坚决不打开城门，便立即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开枪示威。同时，还要求上级派兵增援。

随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与宋哲元冀察当局展开交涉，声称在当天夜里的演习中有一名士兵失联，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寻。

秦德纯回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无故进入该地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走失士兵也不该由我方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

并表示“等天亮后，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秦德纯的回复显然不能让日方满意，对方威胁说：“如不允许，日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秦德纯依旧严词拒绝，同时电告37师师长冯治安，要求宛平守军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

7月8日凌晨两点，驻扎在丰台的日军500多人开始向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向集结，并抢先占领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

为了平息此事，中方代表于3时抵达丰台北平日本机关部与日方展开谈判。面对日方的威逼，负责谈判的王冷斋始终沉着应对，多次严词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

谈判并无实质进展，此时日军已经做好了攻击宛平城的准备。随后，王冷斋又去到宛平县城与日方代表谈判，就在谈判正进行时，日军进攻的枪声响了起来。

7月8日清晨5点半，日军开始向驻守宛平县城的29军冯治安部发动进攻。顷刻间，密集的枪炮声打破了宛平城清晨的宁静，侵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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