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秀│60年代在陕北无定河边的农村过大年

作者：永秀智库创始人、著名管理专家、西北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 白永秀教授

原创 白永秀 白永秀 2022-02-03 22:41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都是在陕北无定河边的农村过大年，但“年味最浓”的是60年代初。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程序严谨，操作规范，仪式感和神秘感强，这让我一直认为陕北过大年就是走程序，练规范，培养人们的仪式感和神秘感，使人们有一种敬畏感，从小就学会敬人敬神敬天敬地敬祖先。

除夕这一天，早上起来父亲还是照常带着哥哥去劳动，或者是到自家挖土窑洞的工地上继续挖送土方，或者到自留地里整理土地，准备正月十五闹完元宵开种，或者给自留地里挑粪。母亲则在家里准备年夜饭，以及一些早已准备好的油糕、黄米馒头、肉食、豆腐、豆芽、稠酒以外的辅助性食品，为正月初一到初五备好吃的。

在陕北农村，冬季一般是两顿饭，但除夕这一天却是三顿饭：早上9至10点吃擀长杂面条，中午1至2点随便吃一些为过年早先备好的熟肉食和为年夜饭提前蒸的枣馍馍，晚上则是把几乎准备了一个冬天的过年食物全摆上桌。

我们年龄小的孩子早上起来的任务是打扫和整理院子，倒垃圾。农村的土院子兼有养鸡场、养猪场、养羊场以及农机农具存放的功能，有的还兼有打谷场、柴火堆放场的功能，因此院子又大又乱又脏，收拾起来相当困难。

早饭后，我们找一块沙粒比较大的沙滩，一大群孩子用沙子擦家里作为灶具和摆设用的铜器，如铜勺、铜脸盆、铜钱等，家境好一些的还有用于装饰桌子和柜子的铜器。我们把这些铜器擦拭的锃亮，心里也十分舒畅。其中，铜钱是供正月初一包饺子用的，那时候几乎没有作为人民币辅币的铝镁合金硬币，即使1分、2分、5分的人民币也都是纸币，反而在民间储藏了不少铜钱。

午饭后父亲带我们男孩子去上祖坟。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后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墓地，一般会葬在山顶或者山上的避风湾。白家是一个大家庭，在家庭事务处理方面，既保持着传统的大一统体制，又保持着各家各门的相对独立性。就选墓地来说，老爷爷及其以上祖辈的墓地集中迁在了一处，爷爷辈的墓地就分开了。上坟程序多，路程远，任务重。墓地在四个地方：虽然我爷爷排位老三，但我们首先得去他的墓地，接着去我大爷爷的墓地，再去二爷爷的墓地,最后去老坟即祖坟。每到一地先磕头，再上祭品和烧酒，然后上香和烧纸，再磕头。最后,在祖坟附近找一块空地,把剩余的祭品供在地上,请没有人祭拜的那些孤魂野鬼来聚餐,省得他们与自己的祖先争食吃。这可能就是原始的、另一个世界的共同富裕吧！因此，上坟需要花几个小时，爬几座山，走十几公里路。

上完坟回到家里，我们要伺候父亲写对联。父亲虽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毛笔字写得很好，对联的内容构思的也很不错，而且很有仪式感，有着强烈地享受文化人尊严的欲望，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爱摆谱。他一个人写对联要我们弟兄俩人为他服务，磨墨的磨墨，烧热水泡毛笔的泡毛笔，还要裁纸。等我们兄弟俩把笔墨纸都准备好了，父亲把对联的内容也构思好了。那时候，对联的内容都是直奔主题辞旧迎新方面的，通俗易懂，识字的老百姓一看就懂，不识字的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但写对联还要一个过程，由于父亲一年没有写毛笔字了，还要练练手才能进入角色，而且写的很多，有院子路口的、石磨上的、石碾子上的、门上的、锅台上的，等等。

趁着父亲写对联的时间，我们抓紧点燃高粱秸杆，在小铁勺里用面粉搅拌贴对联的浆糊。父亲写好对联，还要亲自指挥我们小心翼翼地贴上去。

贴完对联，父亲又指挥我们在脑畔（窑洞顶上）上压灯笼杆，拉好灯笼绳，把灯笼挂上去，这时太阳差不多就落山了。

把家里的事情安顿的差不多了，父亲就带我们去村子里的白家祠堂，祭拜白氏祖先。

天麻麻黑的时候，父亲指挥我们点亮已经挂好的灯笼。在一种严肃而神秘的气氛中，父亲端着供着各种各样祭品（熟食）的盘子，带着我们两个男孩子开始拜土地爷、门神爷、财神爷、灶马爷等等。这时我们的肚子已经空空如也，闻着盘子里熟肉的香味，心盼望着父亲尽快结束祭祀活动。

祭祀仪式结束，先是孩子们叫着喊着跑到院子里放鞭炮，然后洗手洗脸，穿新衣服。那时候，除过我们男孩子夏天在无定河游泳的时候顺带洗澡外，一年四季没有洗澡的概念和习惯，当时的条件也不容许，而且由于缺水，洗手洗脸也是全家人一盆水轮着洗。

接着全家人围着小木桌盘腿坐在炕上吃年夜饭，这就是盼望了一年之久的年夜饭。年夜饭应有尽有，自家一年在地里种的粮薯（蔬）、在院子里养的猪羊鸡都要做好摆上桌。就连自己用红枣或者高粱蒸馏的红枣酒、高粱酒，也要用酒壶在开水锅里热好摆上桌（这也可能是陕北人酒量大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始终没有学会喝酒，后来也影响了我对职业的选择）。这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心理平衡，好像一顿年夜饭，要把一家人一年的辛苦全补回来，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不再那么辛苦。

年夜饭结束后，全村孩子们最激动的就是放“夜火”。在我们那个地方，所谓“夜火”，就是把平时烧火做饭节约下来的、堆积了好长时间的酸枣树枝等带有木质性的、耐燃烧的柴火点着，谁家的夜火升得最高、照得最亮、持续的时间最长，自然谁家院子里的孩子就最多。实际上，这是在比谁家有实力，看谁家储存的柴火多，谁家有能耐敢放开烧柴火。

放完夜火，躺在烧的热乎乎的炕上，心里盘算着天一亮就能拿到父母给每人发的一毛压岁钱，带着微笑进入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一早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坐在炕头包饺子的母亲，自己伸手在枕头底下摸出1毛的压岁钱，这时一股幸福之感涌上心头。高兴片刻，急急忙忙爬起来，跑到院子里放鞭炮。

放完鞭炮，与一群同辈孩子浩浩荡荡地去给长辈磕头。凡是本族长辈都要去磕头，长辈们住得又很分散，因此要从村东头磕到村西头。正月初一可不是白磕头的，按老规矩长辈要给磕头的晚辈压岁钱。但那时农民太困难，更主要的是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而农村遗留着大量的自然经济，可以以物易物，但拿不出现金。因此，只有自己的亲爷爷奶奶才给压岁钱，其他叔伯爷爷奶奶及其叔叔婶婶只给糖果、瓜子、花生、醉枣（酒枣）等零食。因为身上的口袋少，装不了那么多零食，在拜年的空档还要抽空把东西送回家。

结束磕头拜年，回家吃饺子。吃饺子的乐趣在于看谁吃出来的铜钱多，为此小孩子们经常吃过量，闹肚子疼。

吃完饺子进入娱乐休闲阶段，孩子们到村子的活动中心去看秧歌队表演及其他节目演出，俗称“看红火”。在看秧歌队和文艺节目演出的空档，孩子们还玩玻璃球、滚铁环、扇纸元宝等，或者有时候也看大人们玩纸牌。有时候玩得兴起，往往忘记回家，连中午饭也顾不上吃，害得母亲把饭菜热上一遍又一遍。

从正月初二开始进入村子之间的文化交流阶段。如果有排练好的秧歌与节目，就会把本村的秧歌送到外村演出，俗称“送铁”。顺便解释一下，“送铁”是民间为了和谐村子与村子之间接送秧歌关系而采取的一种智慧处理方式。首先送秧歌的村子选择两个同目标村有渊源、有威望的老年人，扛着枣树杆，上面挂着耕地用的铁犁，到邻村送秧歌。对方（目标村）如果把铁（犁）接了，热情招待吃饭，就意味着同意接待秧歌来演出；如果对方只热情招呼吃饭，不接“铁”（犁），就意味着不接待秧歌来演出，二位“送铁”人吃完饭就知趣地返回了。这样，不用说话，不伤和气。如果本村秧歌不出门，就要接待外村秧歌来本村演出。有时候，自己没有排练秧歌，也没有外村秧歌来送，或者因收成不好无力接待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秧歌来演出，只能到附近村子或者到公社所在地的大村子看演出。

在我60多年的人生记忆里，60年代初在陕北无定河边的农村过大年的记忆最为深刻。这是因为50年代我年纪尚小，记不大清楚，而自从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陕北农村再没有这样过大年了，其中有些东西被当作“四旧”受到了破坏。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民的注意力被深深集中在“进城打工—拼命赚钱—买房定居”三步曲上，有能力的农村人纷纷为自己成为城里人而奋斗，很少有人把心思操在农村的事务上，更少有人把自己的精力花在不拿一分补贴而自愿花大量时间组织农村秧歌队及其节目的排练上。农村的春节没了昔日的热闹，因而自恢复高考上大学以来，我也没有再回陕北过大年，那是一段无法再体验、让人怀念的有趣记忆。

文/白永秀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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