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何这么高？
国家统计局更新公布了31省份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从数据来看，除上海和北京继续远高于其他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成为“7万元俱乐部”仅有的两两个地区之外。浙江成为其他省份中最耀眼的“明星”，以人均可支配收入57541元，独享“5万元俱乐部”。而且，比排名第四的江苏高出了1万多元。
所谓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是能够转化成购买力的。因此，用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还是比较恰当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客观地讲，北京和上海两个一线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遥遥领先，是能够理解的，也是必须的。毕竟，两地除企业实力强之外，服务业水平也很高。特别是金融、证券、保险、互联网等高收入行业，很多也集中于两大城市，自然会带动城市居民收入的整体提升，从而拉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因此，具有一定不可比性。天津和重庆虽也是直辖市，为什么没法与上海、北京相比，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服务业做支撑，没有高收入行业聚集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浙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除上海和北京之外的其他省份，特别是高于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一、第二位的广东和江苏1万多元，是一个值得好好剖析的问题。因为，浙江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四，比排名第二的江苏少3.8万亿，比排名第一的广东少4.6万亿。即便是人均，也落后于江苏1.6万元，但高于广东1.4万元。为什么GDP总量和人均GDP都低于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远高于江苏呢，显然，与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的温州就率先探索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紧接着，台州等地也接捧温州，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涌现出了很多全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如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以及皮鞋、领带、西服、纽扣、打火机等特色产品，大多在世界市场占据很高比例。不仅如此，以温州、台州为首的浙江人，大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生意、办企业、搞投资，并把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转回家乡，慢慢地，浙江居民的收入水平就越来越高。“老板经济”的美誉也响彻全国、唱响世界。
正是“老板经济”的特色，才让浙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远高于上海、北京之外的其他省份。因为，浙江人只要有一间房子、一张凳子，就能在门口的凳子上摆上皮鞋、放上各种打火机、挂起各类领带当老板，他们能够花钱住五星级酒店，也能躺在火车的候车室甚至座位下面，他们舍得花钱吃山珍海味，也可以几天都是面包加榨菜，但是，他们都想着当老板。
当老板，自然就会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只要不是亏损，再小的经营，收入水平也能够高于打工获得的收入。慢慢地，浙江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就越来越高，并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距离。
相反，全国其他省份，仍然把“房东经济”当作推动经济总量上升的主要手段，虽然“房东经济”对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等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江苏的经济总量能够一直处于全国前两位的水平，与“房东经济”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只是，“房东经济”与“老板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很大，一个对居民收入的贡献很大。因此，江苏的经济总量远高于浙江，浙江的居民收入水平则远高于江苏。
客观地讲，两者都没错，经济总量需要，居民收入也需要。但是，随着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特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大循环目标的提出，经济发展的重心也要转移，那就是在继续扩大经济总量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通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有消费对经济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增多的能力才会增强。自然，浙江的发展模式就更值得推广，那就是“老板经济”、“创新经济”，通过老板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通过老板来推动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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