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勇，义，礼，诚，克——解读武士道精神中“忠”

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一种道德准则与精神支撑，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名，忠，勇，义，礼，诚，克。因为武士道最初被日本所使用的目的是培养属下武士对主君的绝对忠诚，所以“忠”一直是武士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武士道在日本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在近代被日本的武士及军队广为传播。以日本的说法，其在近代数次战争中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等。即便是现代，日本人的思想中依然留有一定的武士道精神的刻痕。

一、日本武士道之忠

“忠”是日本最高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价值核心。“忠”的观念在日本道德观尤其是日本武士道中如此重要，是源自于日本古代的主君对下层武士的思想控制需要。

忠之精神自1192年以来，在日本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型的。在中国，中国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人民行为的指导，在日本把忠却放在了首位。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起到的作用则更加明显。

在关于日本武士道及其忠义思想理论体系中，日本的两位大师——新渡户稻造及井上哲次郎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日本武士道论

（1）新渡户稻造

新渡户稻造出生于1862年9月1日，于1933年10月15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去世。日本近代著名国际政治活动家、农学家、教育家。他的一生致力于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的融合与互通，曾编写《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稻造出生在岩手县盛冈市，后来就读于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曾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参与创建了东京女子大学并担任了第一任校长。为了表彰新渡户稻造的杰出贡献，日本银行将其作为1984年到2004年间流通使用的日本银行券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

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理解几乎都集中到《武士道》这本书中。他认为“忠”是武士道中最核心的精神，高过其他各种武士精神:“然而在武士的名誉信条中，忠诚才获得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在新渡户稻造的认识里，武士道精神中的“忠”已经是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近乎一种“愚忠”的精神，虽然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在他《武士道》中关于“忠”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主君”被另一个“主君”所杀，但是留下一个孩子即“幼主”。

敌人要求“幼主”的手下将其首级带去，这名手下为了保全“幼主”，杀掉了另一名很像“幼主”的孩子蒙混过关。这个孩子的父亲也效忠于被杀的“主君”，听说了这件事后高兴地对孩子的母亲说:“喂！老伴高兴吧！孩子已经效忠了！”

在其他读者看来，这是一件让人觉得残酷的故事。因为自己素未谋面的“幼主”，就要一个母亲牺牲掉自己的孩子，让一个孩子失去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因为接受了武士道精神的教育，这个孩子在赴死时是自愿甚至是兴奋的。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向主人证明自己忠诚的好机会，对自己将要失去的生命全无留恋。不仅是孩子，甚至他们的母亲也会鼓励他们这么做。

正如新渡户稻造在书中说的:“武士道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忠，妇女也鼓励他们的儿子，为主君牺牲一切。”新渡户稻造的认知里，包含着日本武士道是“忠”之宗教的理解。忠要求信奉武士道的人们把生命作为一种供奉、效忠君主的手段，而非做事时需要额外考虑的东西。

他曾在《武士道》中写道:“如果不能完成君主交给的任务，那简直比死还可怕。”

在这本书的观点中，尽管武士道具有这样近乎“疯狂”的主君崇拜，新渡户稻造却并不认为武士道是鼓励人们作为主君的奴隶。他认为忠不仅仅是简单地服从主君的命令，还有必要的对主君错误的劝谏。他认为有忠之精神的武士，敢于提出主君的错误并促使其改正。

与其他文化有些区别的是，武士道文化强调即使“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意思就是说即使主君是残酷暴虐的，没有主君该有的样子，臣下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分，不能离主君而去改投他人，更不能取主君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武士道精神鼓励臣下做出各种手段来挽回主君的行为来促使他改正。

如果主君不接受劝谏并责罚于自身，“这时，武士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溅自己的血来表明言的忠诚，以此作为对主君的明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则放在名誉上面。”

这就是新渡户稻造对于武士道精神中“忠”的理解与诠释:为了主君，武士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同为武士道精神方面研究的大师，井上哲次郎对于武士道的理解，与新渡户稻造有着一些相似之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些不同。正因为各种说法与思想的同时存在，我们才能更好地从各个方面来认识与诠释武士道的忠之精神。

（2）井上哲次郎对武士道之忠的理论

井上哲次郎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哲学家，可以说是日本哲学界的“三朝元老”。井上哲次郎于1855年在筑前国出生，因为少年时代就读于汉学塾的原因，对汉学有了一定的了解与兴趣。

20岁时他进入东京开成学校学习两年后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系，开始了他的哲学生涯。1880年毕业后主办《东洋学艺杂志》。

1884－1890他年留学德国研究德国观念论哲学，并将德国的哲学体系传播到日本。后来参加主持撰写注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

井上哲次郎对武士道精神也有很深的了解，为了日本政府他主持撰写了各类教育人民的武士道精神的教材，其中包括了对未成年人的教材，鼓励他们坚持武士道。井上哲次郎对于武士道尤其是忠精神的作用大加赞扬。上文所提到的武士道精神对近代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观点就来自于井上哲次郎。

他将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都归功于武士道精神:“如若问文明利器之状况，则我未必胜于彼，彼反倒优于我。然而，我军断乎制胜，彼俄军则百败而无一胜。何以使然?这是因为我有壮烈之武士道精神。”

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注重八项个人修养，在井上哲次郎的观点里忠被放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甚至于只注重于忠而无视了其他的美德。在1912年井上哲次郎出版的《国民道德概论》里，强调了忠与“死节”的重要性。

与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关于忠的诠释不同的是，井上哲次郎强调的忠更多是忠君爱国。在之前，武士道精神的忠强调的是对自己主君的忠，这个主君是指地方上的一些高等阶层。而在井上的观点体系中更强调对天皇的忠诚，然后又加入了“爱国”这一观点。

这是为了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实现军国化而推行增加的观点。他认为武士道的根本，在于日本万世一系的皇族思想，在于为一种“崇高”主义奉献自己的一切。这种崇高主义就是忠君爱国，忠于天皇忠于军国。这是井上哲次郎对于忠的不同看法，对于天皇和国家赴死，可以说是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观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总结。

实际上，井上哲次郎的这种禁锢、甚至于“奴化”国民的武士道思想把国民变成了为天皇、为军部奉献的工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多岁的孩子在军国主义、变质的武士道思想的指引下投入对中国人民的暴行中去。

甚至于在侵华战争失败后，还有大批信仰武士道的日本军人、军官选择剖腹自尽来彰显对天皇的忠诚，这是应该加以反思和批判的。

（3）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精神与井上相比，井上哲次郎对“忠”的重要性更加重视，由于井上的背后有着日本军部的影子，同时限于井上本身所处时代的局限。井上哲次郎对“忠”的凸显已经完全盖过了其他精神，将武士道中的“仁”、“智”等可贵精神忽视甚至于完全抛之脑后，只剩下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畸形“死忠观念”，这是他与新渡户稻造武士道观念的主要区别。

三、总结:

武士道精神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有利的道德观念，它对于日本的武士、人民有着提高自身能力与素养的作用。然而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假以井上哲次郎等哲学家的名义，对日本武士道中的“忠”与“勇”做出了过度凸显与歪曲。日本人民受到这种畸形的武士道精神影响，这是十分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