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

摘要：以天津聚落地名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史学地图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揭示天津不同类型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形成机制，充分挖掘天津地区地名文化景观中蕴含的城市历史信息，为保护地方文化多样性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发现：１）以社会要素为主、自然要素为辅的命名体系是天津聚落地名命名的基本范式。２）自然景观类地名受地形起伏度、河距以及植被覆盖度的影响，总体呈现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模式。３）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其中，姓氏类地名受移民融合与军屯制度的影响，集中分布于北部与西北部地区，军事活动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战役频发的北部、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中部地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与运河的辐射带动，成为经济、建筑、交通类地名密集区，表征统治阶级和群众各自价值和愿望的意愿祈福类地名空间分布均匀。

关键词：聚落地名；空间分布；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天津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地理空间属性和非物质特性，其形成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活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有关。加之很多地名长期保持稳定性，它已成为极具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作为区域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能够为研究自然环境及人地关系演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地名学者以文化景观学说为依托，综合现代地理学3S技术与数理统计等定量分析方法，对地名的空间分布、演变规律以及地名资源开发等议题展开研究。如Graeme Gill系统研究过莫斯科地名的时空演变规律；Gian Franco Capra综合GIS技术与土壤学知识，揭示地名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内方面，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数理统计方法探索地名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形成机制成为当前研究热点。如王彬、司徒尚纪等通过构建EOF定量模型，并借助GIS空间分析，科学地解释了广东省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规律；林琳、王洪波、陈晨、李巍等运用核密度估计或空间聚类方法探索了增城、保定、北京等区域地名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大多在分析地名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从研究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信仰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对地名文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描述和考证。总体而言，当前地名文化的研究对象涉及乡村地名、城市地名、岛屿地名，研究方法包含核密度估计、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等。

显然，当前对地名文化形成机制的研究多采用定性或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缺乏对地名影响因素的系统定量分析。针对此问题，文中研究在以核密度估计法可视化地名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与史学地图对比法定量分析地名文化现象与地理空间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而揭示天津聚落地名的隐性文化特征和形成机理。以期透过地名文化景观的梳理和分析，挖掘出天津历史时期丰富、复杂的城市信息，为地名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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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西靠首都北京，境内水网纵横交错，地势总体自西北向东南呈簸箕形下降，地貌景观从北到南呈现出山地丘陵 － 堆积平原 － 海岸潮间带多级阶梯分布状态。多样的地貌类型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是以北宋时期成为宋辽对峙的前沿阵地，金元明清以来跃升为拱卫京师的畿辅门户。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又成为疏散首都功能的重要平台，城乡经济发展活跃，人地关系特征显著。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文中以聚落地名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国家统计局获取天津各行政级别地名，共计 5478个，通过Java网络爬虫技术调用百度地图 API获取各地名坐标信息，并将其结构化处理。其次，了解天津市聚落地名的命名缘由，并去除不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名，对实际涉及的4584个地名进行数理统计分类。再次，将结构化和分类后的地名点基于GIS技术进行空间化处理，为后面核密度估计法可视分析天津各类地名的空间分布，以及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各类地名文化景观的生成机制提供数据基础。研究中，空间分辨率为30ｍ 的DEM以及植被覆盖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 ），水系数据来源于OSM。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法以距离衰减函数探测要素局部密度变化，并通过“波峰”和“波谷”来强化空间分布模式。以核密度分析对天津聚落地名空间分布进行视觉化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ｆ（ｘ）为核密度值；ｎ表示带宽范围内点的个数；ｋ为核函数；x－xi为估计点x到样本 xi 处的距离；h为带宽，对分析结果的综合程度有显著影响，取多个带宽值进行探测分析，发现当带宽阈值小于16km时，随着带宽的增大，要素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趋于明显，而当带宽大于16km时分析结果过于综合，因此将最佳带宽设置为16km。

1.3.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度量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挖掘其背后的驱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文中基于因子探测模块来分析不同因素对地名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利用ArcGIS10.5中Create fishnet工具在研究区构建1000m×1000m的矩阵像元，运用Natural Break分类将地形起伏度、河距、植被覆盖度离散化处理为类型量后，提取地名的核密度值及影响因子的类型量值到格网中心点，数据去噪后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探测。表征因变量空间分异及解释变量多大程度上解释其分异特征的统计量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ｑ为某一影响因素对地名空间分布的解释程度值，取值区间为［０，１］，ｑ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地名空间分布的影响越大；Ｌ为影响因素的分层数；Ｎｈ和Ｎ分别为层ｈ和全区的影响因子本数；σ２为指标的方差。

1.3.3 史学地图对比分析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史学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筛选出历史时期的社会指标数据（如移民迁出地、移民路线、军事战役区等），进而运用地图量化展示历史过程，以揭示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主要用来研究天津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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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聚落地名统计分类

依据其命名缘由，文中将地名划分为两大类：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包含地貌、水文和动植物三亚类，文景观类地名包含姓氏、经济、军事、建筑、交通、意愿祈福六亚类（表1）

2.1 自然景观类地名统计分类

自然景观类地名共计1215个，水文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出现次数高达707次，多包含“河、沽、滩” 等通名用字，其中，“沽”从水，指汇流入海的自然水体，例如丁字沽，因河流蜿蜒形如丁字而得名。地貌类地名次之，共计338 个，以“鞍、峪、台”等通名用字为主，如苦梨峪，因该村建于山谷中，且遍植苦梨，故名苦梨峪。动植物类地名共计170个，包含“槐、牛、柳”等地名通名。如杨柳青，北宋政府曾在大清河沿岸建碉筑堡，并广植柳树以防御外敌，短时间内大清河沿岸杨柳成荫，以此景色作为村名。以上各类地名充分反映了天津市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体现了古代聚落选址的思想理念——枕山面水、随坡就势。

2.2 人文景观类地名统计分类

明清时期天津土地开发和社会活动的开展为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天津市人文景观类地名多达 3369个。其中，姓氏类地名共计1446个，主要包含“王、张、刘”等237 个姓氏。如王庄村，明永乐年间山西王姓、徐姓来此定居，称徐王庄，后因王姓势力渐大而改名为王庄村。军事活动类地名中的“营、屯、堡”等18个字出现次数为439次，如验甲宫因唐太宗东征高丽在此晾晒盔甲而得名。经济活动类地名以“埠、店、仓”等通名用字为主，总计332 个。如北仓村中的“仓”指仓廒，为官粮存储之地。建筑类地名中“宫、楼、园”等24个字出现次数为338 次，如芥园社区前身为清代盐商巨富查为义所建“芥园”。交通类地名仅有130 个，主要包含“道、路、车”等通名用字。意愿祈福类地名共计684个，包含“顺、和、孝”等通名用字。如富民庄，因希望生活富裕殷实而得名。通过对人文景观类地名的梳理，不仅可以了解天津历史时期的人文风情，也能从中发掘丰富多样的城市信息。

03

结果与分析

3.1 聚落地名的空间格局

3.1.1 自然景观类地名的空间格局

自然景观型地名分类记述着天津地貌、水文、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地貌类地名在北部蓟州区形成了高密度核心区，高密度区外围的宝坻成为聚落分布的次级热点区域；水文类地名空间分布均衡，呈现典型的“多核”结构；动植物类地名表现出明显的北部集聚分布模式，并由北部高密度区逐渐向四周低密度区过渡。

3.1.2人文景观类地名的空间格局

人文景观类地名作为天津尚武文化、租界文化以及运河文化的真实体现，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姓氏类地名主要集中于北部与西北部地区，折射出天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口迁徙和定居过程；军事类地名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沿东北 － 西南向形成了三个地名热点区；作为漕运和盐业发展的产物，经济活动类地名主要围绕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分布；建筑文化类地名由来多样化，分别于中心城区和北部地区形成了两个核密度高值区；交通类地名于中部地区形成了单核热点区；意愿祈福类地名空间分布均衡，在各地命名中均有所体现。

3.2 聚落地名的形成机制

3.2.1 自然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机制

基于自然景观型地名的空间分异特点，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可量化原则，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地形起伏度（Ｘ１）、河距（ Ｘ２）、植被覆盖度（Ｘ３）对各自然景观类地名的影响程度，以分析各类地名的形成机制。探测结果（表２）。

根据表２因子探测结果可知，地形起伏度是造成地貌类地名空间分异的决定性因素。天津地跨燕山褶皱带和华北沉降带两大构造体系交界处，燕山褶皱带上升性的地壳运动持续抬升北部地区，而位于华北沉降带的平原地区则大面积沉降，致使总体地貌由南至北呈现出山地丘陵-堆积平原-海岸潮间带多级阶梯分布状态。因此地形起伏较小的中南部平原地区地名分布广而离散，而地形起伏明显的北部山地丘陵区呈集聚分布（如图3ａ）。

由表2可知河距是影响水文类地名空间分布的主导因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高达 69.42％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下游，境内水网纵横交错，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以及南运河五大水系分别从北、西北、西、西南方向汇入天津，经海河干流由大沽口汇入渤海，同时北部山间盆地为天津降水量最多的区域，存在大量河流湖泊。因此水文类地名分布与流经天津地区的主干水系相一致，且河网越密集时相符合性越显著（如图3b）。

根据表2可知，造成动植物类地名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依次为：ｑ（植被覆盖度）＞ｑ（地形起伏度）＞ｑ（河距），而北部山地丘陵地区植被覆盖度较高（如图３ｃ），生态环境良好，存在大型野生动植物，因此成为地名分布的热点区域，且多以“松、柏、虎”等命名聚落。

3.2.2 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机制

（1）移民融合机制。以《中国移民史》为依据，通过地图量化显示天津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三次大型移民潮。如图 ４ 所示，元朝时期，天津盐业和漕运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南方人北上迁徙，为天津最早的一次移民潮。至明代，统治者实行军屯制度，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天津一带屯垦官田，蓟县、武清、静海作为屯田起源地，出现了一系列冠以姓氏的“官屯”地名，如徐官屯、马官屯等。再一次迁徙是清雍正年间，天津由卫升至州府，城市功能大幅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人口聚集。移民来源的复杂分散，造就了天津姓氏地名的多样性，且经过长时间的繁衍生息家族不断壮大，为姓氏地名的密集分布奠定了基础。

（2）军事斗争扩散机制。如图 ５ 所示，天津所处的“幽燕渔阳”之地战事多发，历来为兵家所重。首先，西北部蓟州据北京、天津、唐山、承德四市之腹心，扼关东之咽喉，战略位置险要，曾是秦始皇东巡、曹操北征乌桓、唐太宗东征高丽的行经之地，也是宋辽金争夺对峙的重要战场、明朝北方的关键防线以及清朝的“畿东锁钥”，同时其境内有长城经过，关隘烽墩、古寨营盘贯穿沿线地势冲要之处，构成一道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蓟州境内出现了许多包含“关、屯、营”等带有鲜明军事色彩的地名。其次，地处“京畿肘腋，达八州之冲”的武清区，因地扼转漕之要，明代政府不断向其增添驻军，以监管漕运、保护仓廒，由此出现了大量以“官庄、百户”命名的地名。另外，西南部静海区曾为宋辽对峙的前沿阵地，因此沿大清河出现了一条军事性质地名带。

（3）运河辐射机制。自元代兴起“岁漕东南粟，以实京师”制度以来，天津作为漕运入京的河海转运点，城市商品经济逐渐兴起。随着明代罢海运兴河运政策的推行，国家漕运进入运河阶段，而明政府所实施的漕船附货政策促使南粮北运逐渐演变为商品交易，依托运河开展的商贸活动带动了人群和货物集聚，从而孕育了运河两岸的聚落。同时长芦盐业的迅速崛起从内部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快速发展，宝坻、静海、宁河作为长芦盐的重要产区，同中部地区联系紧密，经济发展活跃。立足漕运，依托盐业所造就的发达商品经济，促使中西部和北部地区聚集众多经济活动类地名，推动天津城市功能由军事卫所转变为经济中心。

（4）环境相生机制。天津地处河海津要，泥沙淤积而形成的平原地貌为建筑园林的修建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其中，中部地区不少聚落地名以私家园林命名，如芥园街道、留园里社区等，这是由于津沽园林以效法自然、借景衬景为设计理念，强调借江河之美来衬托园林的恢弘之气，因此园林多坐落于河网密布，平原地貌发育良好的中部地区，如清代三大私家园林之一的水西庄、“小玉山云”之称的问津园等。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优越，近现代时期英、法、美等九国相继在中部地区设立租界地，各租界内教堂、洋楼、公园等造型各异，这些多姿多彩的著名建筑大多演化为聚落地名流传下来，如小白楼街道、五大道街道等。

（5）政治民生驱动机制。元、明、清时期，朝廷不断向蓟县、武清、静海等区域派遣驻军屯垦官田，推动了当地居民点的形成和道路的发展，许多道路地名演化为聚落地名流传下来。近代，天津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文化理念，在河北新区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借鉴欧洲城市规划中道路与街区网格状布局的人本理念，修建了以南北主干经路为主，东西分支纬路为辅的棋格状路网，街区内聚落地名多沿用道路名称，如三经路社区、八经路社区等。

（6）阶级博弈机制。地名是其命名者依照主观意识赋予客观地理实体的社会文化符号，统治阶层和群众均希望借助地名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表达各自的价值和愿望。自秦始皇创立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为强化君主专制，积极提倡忠君爱国的社会文化。随着时间流逝，孝悌忠信等文化思想逐渐渗入民众内心，人们多引经据典命名聚落，如“二贤里”取意于伯夷、叔齐两位贤士。集权制度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集权统治的僵硬腐化带来官僚贪污暴政之风，引起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人们内心产生了祈求天下太平、安宁的愿望，因此永和庄、幸福村等地名应运而生。

04

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史学地图对比法定量分析了自然和社会环境要素与地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更科学的诠释了地名文化景观的形成机理。类似研究发现，自然景观类地名的形成机制表达出明显的环境指向性，即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自然环境裹挟下，人类不仅把自然环境给予的有利因素尽可能的纳入生产生活体系，而且将自然环境造就的江河山岳、草木鸟兽等以具象的形式嵌入聚落名称。因此，地貌类地名作为人类对地形高差认知的产物，主要分布于地形起伏明显的地貌过渡区；而水文类地名的空间分布与河距联系紧密，主要是由于聚落循水而建可行供水、调温、出行之利；表征当地优势种的动植物类地名集中分布于北部地区，与森林、灌丛植被密集区域大体一致。人文景观类地名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是天津历史发展进程中多种社会文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天津城市形成初期的功能以军事防御为主，战事多发的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地名景观。其次，河海津要的交通便利性加速了货物、人群的聚集，推动天津由军事卫所演变为经济中心，为姓氏和经济类地名的密集分布奠定了基础。再次，随着西方的入侵和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天津成为近代最早的开放性城市之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以建筑和交通类地名为载体遗留在历史中。

地名是综合性的文化符号，除文中所分析的地形、河距以及政治军事外，其他的自然社会因素，如方言、民俗等对地名的产生和发展均有深刻影响。例如，通过对增城地名的梳理和分析，发现方言类地名分布与方言的空间分布相一致。囿于量化数据的可获取性，文中暂未分析这些因素与地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今后可通过实地调研等方法获取地方性数据，以丰富影响因子得到更综合的结果。此外，未来可在地名文化的研究中引入时间变量以分析地名的时空演变历程，对于地名文化发展过程模拟与形成机制分析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05

结论

基于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史学地图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天津聚落地名的空间分布与形成机制进行了探究，主要结论如下：

自然景观类地名分布与自然地理特征高度贴合，其中地貌类地名主要分布在地形起伏明显的北部山区。水文类地名与河距联系紧密，空间分布均匀。动植物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北部地区，同时地名用词反映出区域生物资源的差异性。

人文景观类地名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姓氏类地名受移民融合的影响，集中于北部与西北部平原地区。军事活动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战役频发的北部、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中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运河辐射带动成为经济、建筑、交通类地名密集区。表征统治阶级和群众主观意识的意愿祈福类地名空间分布均匀，在天津各地命名中均有所体现。

作者：路娜、曾佩枫等

来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年 第2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檀金玲

校对：汪晨云

审订：郝志坚

责编：刘优华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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