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百年沧桑 鉴证一域史实 鄂州珍稀楹联手抄本解读（张靖鸣）

前不久，笔者在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一带采风，发现一册民国时期楹联手抄本。页面微黄，封面封底缺页，正文有49页；左下角残缺，约有数十副楹联缺字。楹联抄写者张芸生，民国年间读过私塾。全册系毛笔抄写，字迹秀逸，共计337副楹联。笔者经过一番考证，相关情况基本厘清，楹联作者大致分为政坛名宦、科举精英、乡间塾师：

曾国藩（湖南人，清代名臣）、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彭玉麟（湖南人，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北人，湖广总督）、曹鸿勋（山东人，陕西巡抚）、黎元洪（湖北人，民国总统）。

朱国桢（沼山人，翰林）、纪夔（金牛人，进士）、朱映清（大冶朱家山头人，进士）、王子畴（金牛人，进士）、林仲镛 （金牛人，举人）、黄朗吾（沼山人，举人）、张省三（太和人，举人）。

邓祖章（太和人）、纪惠生（金牛人）、熊馨珊（涂镇人）、金珊堂（沼山人）、孟燎明（沼山人）、叶青（东沟人）、贺楚乔（金牛人）、朱质清（沼山人）、朱楚翘（沼山人）、杜星符（保安人）、贺方美（金牛人）、张仁辅（沼山人）、陈烺卿（太和人）。

楹联作者多达数十人，他们的身份与文化层次较为复杂。科举精英与乡间塾师大多是湖北鄂州人，世居梁子湖东南岸，其中有的是金牛人。金牛是千年古镇，原属鄂城县，解放初划给大冶县。鄂冶自古山水相连，民俗同源，文人交往密切。楹联集中出现了一些家族文人群体撰联现象，而在清代考取十三名举人的鄂冶望族——朱氏家族文人冠冕群贤。

楹联手抄本中有不少挽联，这与梁子湖一带民俗风气有关。鄂风楚俗衍传千年，至今不绝，而地方白喜事礼仪尤为讲究。如果某家老人去世，必定要悬挂挽联、挽幛等；因为对联言简意深，实用性超过了其他文学形式，甚合百姓认知能力。这册楹联中有挽亲人、朋友、同学等，联文涉猎的人情世事，多出乎意料。

这册手抄本中有一副楹联是曾国藩为湖北武昌县符石乡（今鄂州市东沟镇）龙塘湾村民张善准撰写的：“寒夜一星沉，歌泣载途，信君不愧囗囗囗；遗篇千卷在，文章名世，有子真能读父书。”作为晚清重臣与文坛巨擘的曾国藩为何给这位乡间文人撰联？因为张善准（1796年——1864年）是清代莲池书院山长张裕钊之父，而张裕钊是曾国藩得意门生，师生感情笃厚。在张善准去世之际，曾国藩为之撰联哀悼，他在联中纪颂张善准文章名世，并非虚言，我校已故文史专家丁有国教授曾读过张善准文章，称其文采斐然，以骈文尤佳。张裕钊之所以能成为清末桐城派重要作家，骨子里自然是续衍了先严文脉。

这副楹联是《曾国藩文集》未载录的，尘封一百五十余年之后再次面世，的确不失为一份文化膏泽。

清 张善准手抄本（现藏于台湾图书馆，陈奕君博士提供）

另有曾国藩挽罗泽南、官文与彭玉麟题楚北昭忠祠等联文，笔挟太平天国战争风云；张之洞题西山、黎元洪挽柯逢时等联，则凸显本土人文；上述联句合构成名宦题联景致，从中涵盖了湖广地缘因素。本土科举精英与塾师对联声律协和，功力非凡，大略展现出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社会概况。在众多楹联中，令笔者动容的是一副乞丐自挽联：“胡为乎来哉，生从苦海波中，想幼被难、壮被蹇、老被干戈，何以有我；溘然而逝矣，死到阎罗殿上，愿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切莫作人。”虽然联句缺字，但文气毕现，不难看出这位乞丐是读过书的，却为何沦落乞讨？联中字字浸透血泪，如汇波澜，看似历数生活困蹇，实则是对黑暗社会的强烈鞭挞。另有几副挽妓女联文十分罕见，妓女地位低下，命运中饱含太多的眼泪与辛酸；她们在许多士大夫的眼里，几乎是没有被当人看待的。而这位作者竟然蔑视礼教，果敢地为弱女子撰联，这需要何等勇气与良知，人性之光于此辉耀夺目。

手抄本载录了樊川学校的四十副楹联，有开学典礼联、过年门对等，有几副楹联竟然是樊川学校的一上、一下、二上学生所作，“以三育四科庆祝今年元旦；用八音九品歌舞来日升平。”由此知悉当时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这所学校注重传统儒学，而年少未敢忘国忧，学子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盼望抗战早日胜利。这是笔者首次见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鄂州学生联作。

此外，还有名噪一时的鄂南抗日第七支队司令成渠为樊川学校教员贺楚江写的挽联：“草檄多才，帷幄当年资大力；哲人其萎，樊川此日赋招魂。”成渠（1906-1945），字良海，号波澄，鄂城金牛镇（今属大冶）人。他既是抗日英雄，也是祸害一方的匪首，可谓毁誉参半。成渠一生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他的部队在梁子岛打败日本鬼子，二是创办樊川学校。

樊川学校早已消失于岁月之尘，笔者仅见《鄂州市教育志》（1989年元月的打印稿，盛耀乾、王力丁、廖俊勇主编）第88页有两行文字记载，这所学校也称樊川中学，原址在鄂州市公友乡宅俊中学。又听说樊川学校有一名学生叫邓栋生，现年九十岁，家在太和镇，笔者赶忙去拜访；老人回忆说：“我于1942年在樊川学校读书，后来学校准备办成军事学校，便退学了。”这所学校办学时间仅有两年历史，转瞬风流云散；而作为唯一见证樊川校史的四十副楹联，所涉人事繁杂，不禁让人回眸那所乱世之秋的校园。宅俊与金牛近在咫尺，而金牛则是当时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这所学校居然在敌人眼皮底下再起弦歌，堪称鄂州教育史上的奇葩！

这册手抄本是体现鄂冶地区这一时期楹联文学风貌的重要文本，尽管有些联文夹杂着封建思想的糟粕，但毕竟瑕不掩瑜，其地域与文史特色并耀光泽，而楹联本身在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的过渡痕迹，也值得研究者甄识。

就时间而言，可以上溯到清代咸丰年间至上世纪解放初，约有一百年历史。而这一阶段正是中国社会局势剧烈动荡时期，内忧外患，国势积弱；这一地区社会、文化、教育、民俗等事象在联语中留下了深刻烙印。这册楹联手抄本犹如华夏帝国没落时期的一首挽歌，其国仇家恨、骨肉离别、契阔沉浮等悲惋情调尽在苍凉暮景中低吟。

本文作者张靖鸣，湖北鄂州人。文化学者，鄂州职业大学副教授。曾担任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文化建设负责人，鄂州职业大学雕花剪纸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

张靖鸣（右二）在民间采风

从事地方文化研究二十余年。搜集民间资料一万余篇、拍摄图片五万余张、音像资料三百余段。主持与参与科研课题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题写序文等六十余篇。主要著述有《敦义儒林》（编著）、《张裕钊卷》（执行主编）、《山水乡愁 歌游鄂州》（副主编）、《鄂州文化简史》（副主编）。点校《絸翁录存》《朱峙三日记》等多册古籍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