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对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史景迁中文版著作系列。

　　史景迁与郑培凯在史景迁的花园里,2019年。　图片由鄢秀提供

　　史景迁2014年来华时留影。　理想国供图

　　史景迁(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本名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Spence,),出生于英国,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评论者认为,在西方世界,史景迁“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中国历史学者”。也堪称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汉学家。

　　晚年史景迁喜欢莳花弄草。他打理好家中后院的一块沼泽湿地,在旁边建起一座亭台,取名“呦呦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典出《诗经·小雅·鹿鸣》。

　　2019年5月,史景迁的大弟子郑培凯和妻子鄢秀去老师位于纽黑文的家中拜访,史景迁带他们探索屋后草木葳蕤的花园。一行人一直走到沼泽那边,在呦呦亭前拍照。照片上的史景迁显得有些虚弱,但仍有在园中散步和亲近自然的兴致。这是郑培凯夫妇最后一次与老师见面。呦呦亭背后深红浅粉的一树树花开得似云霞如烟火。

　　史景迁,一个凭天赋和本能写作的史学家,在他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几十年里,以其卓越的史学判断,独特的敏感性、同理心和优美文笔,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绩斐然,还成功地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在东西方史学界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他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以及《清代名人传》的作者房兆楹,中文名“史景迁”正是房兆楹所起,有“景仰司马迁”之意。史景迁并不拿自己比附那位伟大的中国史家,但其著述却无愧于司马氏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老一辈学者如费正清等人对他赞誉有加。费正清曾评价:“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

　　因此,有人将史景迁与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称为“三杰”。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这位早已须发苍苍的历史学家在家中辞世,享年85岁。

消息传出,东西方学界以及史景迁的无以计数的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可敬学者的纪念。南都记者专访了史景迁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著名历史学家郑培凯。他和妻子鄢秀也是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的主编。

　　郑培凯向南都记者回忆了史景迁的晚年时光,详述了史景迁的师承及治学特点、学术成就,厘清了钱钟书调侃史景迁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a　failed　novelist)的一桩公案,并且谈到史景迁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位历史学家自来痴迷文学,尤其爱读当代诗。他是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与乔治·霍兰德、约翰·阿什贝利等当代著名诗人同属于美国文化艺术精英的小圈子——难怪他出口成颂,以生花妙笔倾倒众生。

　　他还有未完成的写作计划

　　南都:您是否了解史景迁先生在去世前的生活情况?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住在耶鲁大学纽黑文郊外不太远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很好,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园林,他种了很多花木,有的特别漂亮。在园林一侧他还种了很多覆盆子。覆盆子是蛮野的东西,可是他打理得很好,还可以收得覆盆子。

　　他很喜欢做一些园艺的事情。他家后面有一个斜坡,斜坡底端是片沼泽,他也把它打理好,甚至在沼泽湿地那边打理了一方“秘密花园”,并建了一个小亭子。他生前蛮喜欢劳动的。只是他的健康状况在三四年前开始不太好了,得了慢性病,身体协调出了点问题。这造成他后来动作越来越慢,园艺的活也不太能做了。平时就散散步。他过世前两个星期摔了一跤,导致他身体越来越弱,最后过世了。

　　他晚年读书,特别喜欢读文学的东西,读读诗,读小说等。他最后还是有一个写作的计划,但没有完成,因为身体太弱了。他想要讨论西方思想当中,涉及中国儒家思想的材料,特别是孔子的《论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资料大体整理好了,可惜没有写完。

　　他的传道授业是很开放式的

　　南都:您是史景迁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能否透露史景迁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导师?他以什么方式带徒弟,如何传道授业解惑?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非常照顾学生。他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通过跟学生谈话和交往,可以了解到这个学生的性格和做学问的倾向。他基本上是让学生发展自己,从来没有要求学生,要跟着老师的路子做下去,发扬光大我的学术体系,成立家派。他其实是不赞成什么学术体系与家派的。

　　所以我们看到史景迁带出很多很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独立发展的学术方向。史景迁希望每个人自由发展,每个人最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所能。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兴趣不一样,追求也不完全相同。但只要是在学术范围的发展,他都特别鼓励。

　　至于他如何传道授业解惑,如上所说,他传道的方式是比较开放性的。他的授业呢,他会仔细地看你写的东西。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虽然写得通,但文采会有问题,而且有的时候表达不是按照英语的思维逻辑。他会帮我改文章,改得还蛮仔细。他自己的文字非常优美,所以他帮我改也改得很好。

　　至于解惑方面,他的方法很有意思,比较开放。就是说,你已经读博士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有的。你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你应该自己去找,老师不能去帮你找答案。你找到的答案,他帮你看看,某个地方还应该更清楚一点,你就再去找一点资料。假如资料已经穷尽,那你就要设法把它讲清楚,能够讲几分就讲几分。

　　我是史景迁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我的研究方向是16世纪中西最早的接触以及早期全球化雏形出现的历史。史景迁觉得我的题目和他并不相同,因为他是研究清朝及以后的。所以他在指导我的时候,Arthur　Wright也同时指导了我在古代史这方面的研究。但Arthur　Wright过世很早,我还没写论文,Arthur　Wright突然因为心脏病过世了。他走了,历史系就空出一个讲座教授的位子。史景迁很厉害,他说服了学校,由他出面去请哈佛的余英时,把余英时挖角挖过来,做我的论文评审。耶鲁因此聘了余英时做讲座教授,我也就有了两个老师,史景迁是主要的论文指导,余英时是评审论文的老师。其实我跟他们两个都很熟,来往很多,受益也非常多。这是我的师承。其他的我的师弟师妹,当然都是出自史景迁门下。

　　他是金针度人,工夫花在背后

　　南都:史景迁是历史学家里的“讲故事的人”,他的文笔生动细腻、充满细节和想象,富于文学性。对于这一点,学界有人认为他“不够学术”,钱钟书戏称他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您个人怎么评价史景迁的这种治学方式和修辞策略?

　　郑培凯:关于这个问题,有些是传闻,有些是断章取义,然后以讹传讹。其实,历史写作文笔生动,故事叙述精彩,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的人可能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史景迁高超的表达能力,觉得自己学问也不错,怎么没能享大名,总是想要暗示他的学术根底不好。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态度,而且大多数都是中国学者。可能是嫉妒吧。中国人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羡慕嫉妒恨。

　　现在有的年轻的学者用这样的态度批评老辈学者,是很轻佻鲁莽的。他们还会引用一些权威人物说过的话,随便给人定性。钱钟书先生讲话,偶尔尖酸刻薄,我们都知道,他是极度聪明,有时管不住嘴。他假如捧你,经常是不把你放在眼里,随便说说；假如他批评你或者讽刺你,反而表示看得起你,可是也能看到你的缺欠。人无完人,他批评的大都是古人,也总是有某些可以批评之处。你有没有发现,钱钟书从来不批评比他差的人,或者是后辈,钱钟书从来不批评后辈。

　　所以就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钱钟书觉得,史景迁写历史这种写法,干脆写小说算了嘛,但他又不会写小说,是一个“不成功的小说家”。所谓的failed　novelist,failed不要翻译成“失败的”,英文也不是那么简单直白的意思。Failed在这里的意思是不成功的,一个没有成为小说家的人。比方说我们要演出一个剧,已经安排献演了,但又没演成,这就是一个failed　play。大家引述钱先生,讲史景迁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翻译首先就误会了,没听懂弦外之音。

　　许多年轻的学者,自己的中英文根底都不好,他一看到这个硬译过来的词,就误会了。其实钱先生说这句话不见得是有意讽刺,可能是说个笑话,显示自己的俏皮。他讲的俏皮笑话,也只有他有资格讲,现在的后辈千万不要当真,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成拙,就成了轻佻的“洋场恶少”了。

　　至于史景迁叙述一个故事,为什么叙述得这么动听呢?首先是他很会找资料。经常是中文资料、原文文献他找过了,可这个文献不足以铺垫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图像,所以再去找各种各样相关的历史材料,把这个时空的所有的历史环境搞清楚。人间处境他呈现了,然后把他最先掌握的有关人物的历史材料放进去,把它捋清,这就是一个故事。

　　我们看他研究的方式,通常一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题目,主题很清楚。然后,他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把这个主题在历史里展现出来。他不会说找到这个文献,就死钻这个文献,考证与对勘不同的材料,是甲说的这个部分对呢,还是乙说的部分对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呢,他不是这种考据型的学术研究。

　　从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我们看出,他有一个宏观的历史认识。他原来做清初,后来延伸到晚明。从晚明以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大的环境、氛围跟历史走向是怎么回事,这个他有兴趣。这是宏观的。因为他教近现代史,在耶鲁教了几十年,他必须要从16世纪讲到20世纪,永远在思考这些问题。

　　有了宏观的整体架构,再做一个很细的、看起来很小的题目。比如他主要通过人物写历史,可是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必须把人物和环境的关系讲清楚。这就是史景迁的本领。宏观的观照跟微观的细部呈现相结合,你读起来会觉得,有先有后,顺序清楚,历史的图像也就徐徐展开了。这哪里不是学术?这当然是学术。

　　其实讲起来也蛮有意思。有的人居然说钱钟书研究的东西支离破碎,完全没有系统,不是学术。钱钟书哪里没有系统?钱钟书对于中西文学背后的文化背景,宏观的方面他是了然于心的。他就是一步一步写一些读书札记,这些札记每一个都是研究题目,都可以铺展成一本专著。所以呢,钱先生的方法是不把金针度给人。史景迁是另外一种,他就是金针度人,他把一切都弄好了给你看。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后花了多少工夫。他背后的材料,背后的整理,背后的组织,以及他写作的时候,聚精会神把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现象,一个历史人物经过的历史阶段,他的生平或者生命中一个特别的片段,把它突出展现。这是史景迁呈现历史的方式。

　　他属于美国精英文化艺术的小圈子

　　南都:之前您在一个访谈里提到,史景迁是文史哲打通的。据说他还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据您所知,他日常有怎样的阅读习惯?他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郑培凯:其实古代的学者大多是文史哲打通的。现在因为学术分化,专业化、职场化,人文的跟科学的、理工的、医学的,甚至社会科学的,越分越细以后,就出现了断裂,甚至出现了某些奇葩,学历史的不看文学作品,学文学的不参考历史著作,学哲学的什么都不看,真是二十一世纪怪现象。大多数人进入学术界,学术界对他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你是个专家。别的不懂没关系,反正大学里有别人懂别的。

　　有的人是寻求自己的知识,即孔子所谓的“为己之学”。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学术变成一个职业,这是一个职场,它有要求,学术变成了“为人之学”。可是我们看比较了不起的学者,像钱钟书、史景迁……这些人还是在追求自己的兴趣。他这一生的学术追求,其实就是他对知识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就没有文、史、哲那么清楚的分界,因为它都是通的,是连在一起的。

　　史景迁很喜欢文学作品。所以钱钟书有点笑话他,说他应该搞文学,不应该搞历史,说他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史景迁最喜欢的却是诗。他从小浸淫于古典文学,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莎士比亚。他读英文小说,也读整个欧陆的小说。诗歌方面他读古典诗,也经常读当代的诗。

　　有两个诗人他时常跟我讨论。我自己也写诗,虽然不怎么发表,可是我喜欢诗。他有时候跟我讨论,一个是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霍兰德是美国东部的一个诗人,后来也做了耶鲁的讲座教授。他的诗蛮有意思,他对音韵之美很讲究。英诗的韵律传统上很规整,现在比较自由,可自由当中也有一定的韵律。霍兰德的诗除了意象很鲜明,音韵方面的强调也很独特,这很值得我们想想,史景迁写作,在遣词用字上,也讲究文字的节奏与韵律。

　　约翰·霍兰德成名于1958年,耶鲁大学给他出了一本诗集,隶属于“耶鲁青年诗人系列”,编者是了不起的英国大诗人W.H.奥登。史景迁跟霍兰德有比较多的来往,而且他们都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所以他们也算是“同行”。

　　换句话说,史景迁喜欢诗,当然也跟他认得的这些诗人有关,可最主要的是,他在这个圈子里。他自己不写诗,但他属于美国文化艺术精英这个小圈子。

　　他开启了西方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面相

　　南都:《王氏之死》是史景迁在《康熙》之后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史景迁为什么对山东郯城的一个农妇的命运感兴趣?这种对历史当中卑微的小人物关注、同情,以及通过小人物来反映社会历史图景,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什么意义?

　　郑培凯:其实蛮有意思。这是一个命案。当时法律的参考书《刑案汇览》里面记载了这个案子。有前有后,有简单的故事轮廓。就好像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个命案,从头到尾记录下来。可是还有一本《福惠全书》,是给那些太守、县令的师爷们作参考用的,也记载了这个案子。所以不是一个孤立的材料。

　　发现这一点后,史景迁就开始把山东郯城的地方志找来看。蒲松龄也在那一带活动过。这几个连起来,就勾勒出了地方的整个环境、经济、社会,以及清朝在这个地方社会里的结构。通过这个命案,可以显示出地方行政的运作。山东郯城算是比较偏僻的,怎么执行大清帝国中央的政令呢?原先史景迁研究的是康熙皇帝,这个案件发生在地方上,人物是一个贫民农妇王氏,怎么具体地展现地方上,以小见大的历史状况呢?

　　《王氏之死》是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史景迁自己蛮喜欢的一本书。它能够把这些东西编织起来,组织这些材料,然后从不同层面思考,清朝小地方的人,生活在大中国的环境中,她的处境是怎样的?她可能有什么遭遇?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是王氏在雪地里做梦的那一段,那是蒲松龄的材料,应该是蒲松龄的梦,移置到王氏身上,像是扶鸾之后仙魔附体了。这也在清代郯城这个小地方,做梦想像的可能性,意识或者下意识活动的可能性,材料来自蒲松龄,这种探索是非常有趣,很吸引人的。

　　《王氏之死》在西方好评如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启发了我们,历史怎么写?你想要反映什么历史的环境?你问王氏死前昏迷了做梦,是否梦见这些东西?天知道。可是有没有人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呢?在当时山东这个小地方,有,蒲松龄就这么想。史景迁扩展了整个历史想象的空间,基础却还是历史的材料。你要注意到,所有材料他都在注解里列出来了。所以,他在西方史学的研究上,开启了许多新的面相。这也是为什么史景迁在史学界影响这么大。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深层的求知欲

　　南都:您觉得史景迁为什么着迷于研究中国历史?

　　郑培凯:其实他原来也不是研究中国史的,他是到了耶鲁以后才开始接触中国史。可是他跟我讲了他童年的一个故事。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父母带他去看一个展览,展览里有一些中国的文物,比如玉器、青铜器、书画之类。他觉得这个世界好特别啊,他很沉迷中国文化里一些奥秘的东西,他搞不懂。他当然没有机会再去钻研,那时候他那么小。可这个东西深深藏在他的心里。后来他已经变成了重要的中国历史学者,他跟我讲,不晓得是不是藏在他心底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艺术品所展现的那种奥秘感,那种奇妙的,有一点捉摸不定的,搞不清楚的东西,促使他要去探索。所以这是一种深层的求知欲望。

　　其实很难讲,童年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向往、迷恋,到底会影响我们人生多少呢?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史景迁决定这辈子研究中国史的那一刻,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可他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很好玩,一直在他心里头,萦绕在那里,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南都:担任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的主编,您认为这套书是否忠实地呈现了史景迁的文风特色?史景迁的作品为什么能受到东西方读者的喜爱?

　　郑培凯:我主编的这套史景迁的著作集,大体上是忠实地反映了史景迁著作的面貌。可是翻译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史景迁的文笔是这么的优美,这就有一点翻译上的困难。我想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讨论不同译本的差异与优劣。不同的译者,在读原文的时候理解有所不同,落笔翻译的展现方式又不太一样。我们选择的译本,是大体上意思到了,是不是完全展示了原文的韵味,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整个的历史叙述,在结构上,在题材上,译文都还有比较忠实的再现。我们在处理译文的时候有没有困难?也有的。因为所有的译本,我们都发现,在原文的理解上有个别的小差错。因为史景迁表达一个历史场景也好,人物的心理也好,有的时候遣词用字是比较婉转,比较曲折的。婉转曲折的英文表达,虽然看起来很流畅细腻,这种文章却最难翻译。所以我们在处理译者的译本的时候,时常发现误读。都是很小的错误,大意不失,但味道就不对了。这时候,我们做主编,除了更正翻译的具体小错误,不会改动其他的东西。

　　也有个情况,是史景迁原文里头,反映了他在理解中文原文文献的时候出现误读,这个我们不改,这是史景迁的问题。我们只管翻译,只管把著作译介出来。我作为他的学生,我也不会写一篇文章去批评老师,不会去吹毛求疵。

　　至于史景迁的历史著作为什么会赢得那么多读者喜爱,因为他文笔好,叙事清楚,他讲的所有历史情况都是有学术文献支持的。他的著作,你看后面的注解,无一字无来历,可他把它编织得很好。读下来,引人入胜。

　　所以,我觉得史景迁对西方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讨论当前的一些政治冲突,也不会从哪个利益角度,比如国家利益角度,来探讨历史文化上的问题。这就能够丰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