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竞合｜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亨廷顿错在哪儿？

世界正处在文明竞合的时代，而不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这是一个长周期，将构成本世纪国际格局的基本面。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的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错误在于：把文明间的冲突当作后冷战时代的基本面，并从基督教一神论的观点看世界。
文明竞合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1、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历史已经过去。
没有一种文明有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主导世界，“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一部人类历史，虽然冲突频仍、战争多多，但整体而言依然是合作多于冲突。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欧洲国家制造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实力。欧洲国家转而通过联合谋求自强，并逐渐转向“以观念与规范引导世界”，与美国既协作又竞争。
冷战时期，两极对抗格局严重弱化了双方的安全感，迫使双方都在安全领域投入大量资源，相对弱势的一方投入的比例更大。两大集团都难以聚焦经济与社会发展。两极对抗消失后，经济与社会发展自然成为各个文明体的主要追求。宣称“文明间的冲突是时代特征”，无疑是放大矛盾，把支流看成了主流。
造成这种认知与判断的深层原因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它把世界上的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两类，认为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与义务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其途径是通过传教、征服等手段同化甚至消灭异教徒，并把母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移植到这些地方。这是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在全世界干的事，也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行为逻辑，更是冷战后美国外交的逻辑起点。
许多学者常常提到，美国政府与精英偏好制造对手与敌人。但鲜有人指出，其根源也在基督教一神论价值观。基督教世界的学者都不自觉地从基督教一神论的观点看问题，萨缪尔·亨廷顿、约翰·米尔斯海默与保罗·肯尼迪是典型，身为犹太人的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玛德琳·奥尔布莱特等整体上也未脱此窠臼。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局部发生的战争与文明间的冲突并非世界图景的基本面，经济全球化、跨文化交流才是。全球经济的发展与跨国流动的增加端赖于此。美国制造次贷危机并殃及全球之前，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说法远非共识，但经过十来年间的折冲，现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判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所认同。文明竞合是一种新型多极化。
2、“议题同盟”的作用上升，特别是在安全领域。
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核大战没有赢家，参与方都将遭受重大损失乃至毁灭，甚至人类文明都可能被毁灭。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冷战期间，核威慑导致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有效阻止了美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的信念让美国觉得核武器的作用下降并大规模减少核武库规模。在文明竞合时代，核武器的作用又上升，但“恐怖均衡”依然成立。中美俄法英五个核国家2022年1月3日达成的联合声明中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就是一个证据。
在文明竞合时代，文明间的冲突显然不会消失，但不会发展成主要文明（或其代表国）间的全面战争。冲突与战争依然会在局部发生：既可能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可能在亚文明之间，甚至在同一亚文明内部。较大可能在新教-天主教文明与伊斯兰教逊尼派文明之间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出现，也不排除在东正教文明与东仪天主教文明之间发生（编注：东仪天主教是从希腊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和一些较小东方古老教会中分离出来而参加天主教会者。东仪天主教现有信徒约1600万，占天主教全体信徒1.5%）。最大的可能性发生在代表新教-天主教文明的美国与某个国家之间。不争的事实是：美国是二战后参与或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它有“文化基因”、能力与意愿这么做。在文明竞合时代，美国在这方面会有量的改变（因为能力与意愿在下降），但很难有质的改变（因为“基因”难以改变）。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表明，信奉基督教一神论的国家多偏好建立军事同盟以打压对手、保护自己。在文明竞合时代，构建军事同盟——特别是北约这样的大规模同盟的难度上升。作为应对，美国一方面倾向于构建小规模的同盟，特别是在与同文同种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另一方面，就某个议题构建同盟成了便利的选择，因为比较容易动员相关国家参与其间，也便于美国弱化乃至休眠这样的“议题同盟”。
3、文明内卷（或“文明还原主义”）成为普遍现象。
冷战后在伊斯兰国家再度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对政治伊斯兰的追求无疑是文明内卷的典型案例。新世纪以来，文化内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大力提高东正教的地位与作用，包括促成俄罗斯境内外两大东正教会的统一。东正教会也强化自身的政治参与，如反对北约东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世俗主义（这是凯末尔确定的土耳其立国六原则之一）不断被弱化、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政治与文化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次贷危机后美国开始全球战略收缩，并演化出孤立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主义”。印度总理莫迪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历届印度政府，并且在立法中公然歧视穆斯林群体。欧洲国家对接纳大规模难民的态度从积极转向消极，欧盟更为注重“欧洲价值观”，以便进一步发挥“规范性力量”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1992年开始的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2021年演化为突厥国家联盟。此外，自豪于“单一民族”身份的日本、韩国、丹麦、波兰等也通过不同措施强化文化身份。
凡此种种，展示出一幅文明内卷（文明还原）的全球画卷。
4、文明竞合的行为体分为不同方阵。
全球文明体依据人口与影响力的大小，大致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为新教-天主教文明（简称“新天文明”，约等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逊尼派文明，人口在10亿以上；第二方阵为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为代表）、大和文明（神道教-儒家混合文明，日本为代表）、伊斯兰教什叶派文明（波斯-什叶派混合文明，伊朗为代表）、天主教-非洲（原始宗教）-印第安混合文明（巴西为代表），可能还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非洲原始宗教混合文明（尼日利亚为代表），儒家-基督教混合文明（或称高丽文明）人口在0.8~5亿；其他文明构成第三方阵。
逊尼派文明缺乏公认的核心国家，可能进一步分化为一些亚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与沙特为代表，4.5亿人口）、马来文明（印尼与马来西亚为代表，2.9亿人口）、孟加拉文明（孟加拉国与印度西孟加拉邦，2.6亿人口）、突厥文明（土耳其为代表，6国1.5亿人口）、旁遮普文明（巴基斯坦旁遮普语地区、印度旁遮普邦与哈里亚纳邦，1.4亿人口）等。这些次级文明的人口在1~5亿之间，它们以宗教、语言、血缘、历史记忆等为纽带，日益抱团，从而成为第二方阵的事实成员。
5、“新西方主义”与“新东方主义”可能构成不对称竞争，包括在安全领域与非安全领域。
“新西方主义”以新教-天主教国家为主要成员，它们深受基督教价值观影响，偏好构建同盟。在难以结盟的情况下，转而搭建不同领域与议题的排他性俱乐部。
安全领域，美国将以小多边为主构建安全同盟，类似澳库斯（AUKUS）这样的安全机制还会出现。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美菲同盟这样的双边同盟也会继续强化。多边领域，北约内的跨大西洋协调依然存在，但有可能分化：英国、波兰、丹麦、立陶宛、加拿大等构成“紧密层”，土耳其等构成疏远层，以法国为代表主张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国家则构成“中间层”。随着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陆续推出印太政策文件，“印太再平衡”正在演化为“印太欧再平衡”，但介入国家数量的增多、各方希望纳入的内容增加，机制化程度将下降。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很难转化为正式的军事同盟。
非安全领域，如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美国也倾向于联合非西方国家构建排他性的俱乐部，以限制对手、强化自身。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美国的盟国与密切伙伴国将采取“区别应对”方略，安全上呼应美国但有上限，经济上保持自主但有下限。以德国为例，安全上，内心赞成法国发展独立防务力量的主张，但不会如法国般行事；经济上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但在高科技领域将限制与中国的合作。
“新东方主义”以中国、俄罗斯为主要协调者，还包括不受美西方待见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匈牙利、委内瑞拉、叙利亚、朝鲜、柬埔寨等。它们不大可能结盟，但会在不同议题上形成比较紧密的伙伴俱乐部，以便冲破新西方俱乐部的各种限制与打压，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外交方略？这需要另文论述。
（感谢肖河、邓仕超、张榕、薛江等先生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意见与修改建议）
“文明竞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的专栏。在“各个文明趋向内卷，不同文明又竞争又合作”的时代，本专栏将以此为基调，探讨“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两个方面的不同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