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4期 李振明(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

摘要: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辽金佛教寺院，所保留的唐代建制为国内少见。寺中现存的金代“朱弁碑”详实地记载了金代圆满大师历时15年的重建史实，对研究该寺的历史以及相关问题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现存于大同善化寺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亦称“朱弁碑”，镌于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由朱弁撰文，孔固书写，丁暐仁篆额，解遵一刊刻，圆满大师提点。碑通高4.45m，宽1.28m，厚0.24m，分为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现今仍完好地保存在该寺三圣殿内。碑文颜体书法，文字简洁，词藻考究，“词气雍容，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1](卷373，P11553)它翔实地记载了圆满大师主持修建大普恩寺的全过程，既是研究该寺辽金时期兴衰变迁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又是集史学、文学和书法为一体的丰碑正碣。本文就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朱弁碑”的字数

关于该碑的字数问题，过去不少学者都认为是925字，如《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刊载的王建舜先生的《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一文中就说:“朱弁碑共19行，每行52字，总计925字”，并抄录了该碑的全文。但笔者在阅读了该文并与原碑实物进行了仔细核对后发现，镌刻在“朱弁碑”上的总字数并非是王先生及其它学者们所说的925字，而仅在该碑的正面即镌刻有1088字。至于碑阴部分，则由于条件所限，目前尚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日后将专文进行论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在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王先生和其它学者们在统计“朱弁碑”的字数时，只统计了碑文正文部分的字数，并未将碑额、碑文标题、碑文的落款以及碑阴部分的字数计算在内。这几项内容的具体字数是:碑额(篆体)12字（见图1），碑文标题(楷体)13字，落款(楷体)138字，这三部分加起来为163字。如果再加上正文部分的925字，正好为1088字。笔者认为，在研究“朱弁碑”时，不应当将碑额、碑文标题和碑文落款以及碑阴部分的内容排除在外。理由有二:

其一，“朱弁碑”自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镌刻完成之后，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800多年当中，碑额、碑身和碑座始终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展现在世人面前，期间虽然经过了金元、元明、明清以及清末民初和近代的多次战争，包括自然灾害的侵袭，但它始终未受到破坏，甚至连它的最初安放地点也未做任何改变。因此，我们在研究“朱弁碑”所镌刻文字的时候，理应将该碑所有的内容包括在内，不应当只关注碑文正文部分的内容，而将该碑其它部分所镌刻的文字排除在外。

其二，“朱弁碑”的碑额和落款以及碑阴部分的文字包含有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如篆额者丁暐仁的官职和封爵不仅可以了解丁暐仁本人的情况，弥补《金史·丁暐仁传》的不足，而且可以借此了解金代官制及其它典章制度。再如为善化寺重修呕心沥血的圆满法师以及僧人的情况，也可通过碑文的落款以及碑阴部分的文字反映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在研究善化寺“朱弁碑”的时候，不仅要注重碑文正文的内容，而且对于碑额、落款以及碑阴部分的内容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对“朱弁碑”的字数进行统计时，也应把碑额、落款以及碑阴等部分所镌刻的文字统计在内。关于这一点，在今后的导游活动以及有关“朱弁碑”的宣传介绍中也应相应进行改变。

二、碑文记录的寺院沿革、规模及修建时间

根据“朱弁碑”所记，善化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据范文澜、张遵磂二先生所著之《唐代佛教》一书中所附之“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公元738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条下有“敕天下诸州各一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的记载来看，朱弁在碑文中将善化寺的始建年代定为唐玄宗开元年间是有一定依据的。但他在碑文中紧接着又说:“而寺独易名，不见其所至”。这就是说，在朱弁居住在该寺的时候，它已经不叫开元寺了，而改名叫大普恩寺。对于何时改名，朱弁也不清楚，他只是根据当时仍存在的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所铸的铜钟推断，由开元寺改名为大普恩寺“当在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但是，朱弁的这一推断毕竟有些太笼统了，因为从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到朱弁离开金西京大同府时的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在这200多年中，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地区不仅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后唐与后晋之间的政权嬗变，而且还经历了后晋皇帝石敬瑭为换取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支持而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重大历史变化。因为后唐的清泰三年也就是后晋的天福元年，即公元936年。而就是在这一年，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也就是说，从公元936年开始，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地区已经处于契丹(辽)政权的统治之下了。契丹统治阶级的佞佛在历史上是公认的，联系善化寺现存的大量辽代建筑，笔者大胆地提出，大同善化寺的前身—唐代始建的开元寺改名为大普恩寺的时间应在辽代。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那就是在契丹统治者将大同军升格为西京大同府的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前后，而非“朱弁碑”中提到的“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当然，这一观点还需要专家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和证实。

大普恩寺也就是后来的善化寺，在经过辽代数十年的辉煌之后，又在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这也就是“朱弁碑”中提到的“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坋，殿堂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骄兵悍卒指为列屯，而喧寂顿殊;掠藏俘获纷然杂处，而垢净俄变，残僧去之而饮泣，遗黎过之而增欷。”及至女真族统治者建立金朝并取代契丹族贵族统治了黄河流域的中国北部地区之后，尽管统治者由契丹族变成了女真族，但崇佛佞佛的做法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这才有了“寺之上首通玄文慧大师圆满者”“与其徒合谋协力”修复寺院的不朽功绩。

金元交替之际，大普恩寺发生过何种变化，现存的文献和碑刻都无记载，但从现存遗迹来看，这次政权的更替并没有像辽金之际那样，给大普恩寺带来严重的破坏，只不过是由于蒙古统治者崇信道教和喇嘛教，也就是藏传佛教，因而使得大普恩寺这个汉族“自古号为大兰若”的寺院不像辽金时期那样受到统治者们的青睐而已。及至到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它的名称便由原来的大普恩寺改为善化寺了。此后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但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

根据善化寺现存明清时期的碑刻以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朱弁为之撰写碑文的这次“重修”，应当是自唐代创建开元寺以来，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重修。碑文云:“经始于天会之戊申，落成于皇统之癸亥。凡为大殿及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将碑中记载与寺院的现状对照，二者大体相符。“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即今大雄宝殿和两旁之朵殿。考察大殿结构形制乃为辽式，当是碑文所记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之乱“存者十不三四”的幸存部分，与碑题曰“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言重修而不言重建，可谓记载之真切。文殊、普贤二阁中的东侧文殊阁于民国初年因附近皮坊失火而殃及焚毁，2008年文殊阁在原址上修葺并恢复原貌。1933年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来同调查古建筑时，把普贤阁定为辽构（见图2），但在1953年落架重修普贤阁时却发现梁架上有“贞元二年一行造”的题记。

这一发现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贞元二年(1154年)距皇统三年(1143年)已有12年之久，既然“朱弁碑”已说明皇统三年落成项目包括普贤阁，何以时隔12年后一行和尚再造普贤阁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在这12年间或许天灾人祸，使普贤阁又一次被毁，所以一行和尚重建此阁；另一个可能是在朱弁撰写碑文时，普贤阁的修建并未完工，因他即将返宋，所以提前写好碑文，而在他走后修建遇到某种困难，所以拖延到12年之后在一行和尚手中方才完成。从此碑写于皇统三年，立于大定十六年，中间相隔33年这一史实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不论是哪种可能，结论都是一个，那就是如今的普贤阁乃金贞元二年(1154年)遗构。尽管如此，它仍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楼阁建筑，重檐九脊顶，三间见方，结构虽为金式，但采用平暗层做法，又有唐代楼阁的遗风，结构奇特罕见，令人叹为观止。碑文所云前殿、大门，即现在的三圣殿和山门。左右斜廊不知何时被毁，但两侧廊基尚在，2009年在原址上修葺。东西配殿虽有，显然非金代建筑，当是辽代无配殿之一例证，罗汉洞今已无存，遗迹亦难觅。

在重新修建殿宇等建筑物的同时，金代的此次重修还对大殿内四壁进行了彩绘，殿内的佛像也重新加以塑造。正如碑文所云:“为诸佛萨埵而天龙八部合爪掌围绕，皆选于名笔;为五百尊者而侍卫供献各有仪物，皆塑于善工。脺容庄穆，梵相奇古。慈悯利生之意若发于眉间;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来瞻仰，莫不倾诉;五体投地，一心同声。视此幻身，如在华龙会上，百宝光明中。”由于殿壁墙体在明清时期及其以后的历次重修中已进行了重砌，善化寺现存壁画仅存120m2(在大雄宝殿内)，但已非金代作品。据清碑记载，乃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五年(1708年~1716年)之间所画。随着罗汉洞的消失，五百尊者更不知何处去矣。不过，现存大雄宝殿内的如来、菩萨、二十四天王等塑像，仍可窥见金代塑像的气魄。这些彩色泥塑有的虽经后代彩绘，风韵稍减，但仍不失为国之瑰宝。中间五方佛造型端庄肃穆，胁侍菩萨温婉娴雅，似有辽塑余绪。特别是二十四天王像，犹如一组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人物肖像，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美，或丑，人物形象生动，个性突出。尤其是浮雕线条在原雕作品上的成功运用，使所刻画的人物面部的表情和肌肉的弹性以及衣饰的纹理，表现得是那么自然流畅，服装细致入微，可区别出单、棉、夹、皮之细腻的质地。总之，善化寺彩色泥塑尽善尽美，体现了它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深厚内涵。

三、碑文中相关的历史人物

1.朱弁(1085年~1144年)，字少章，江西婺源人，号观如居士。他是一位颇富民族气节的江南名士，也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之叔祖。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金灭北宋，掳走徽、钦二帝。朱弁毛遂自荐出使金国和谈，任南宋通问副使，问安两宫来到西京(即今大同)。西京留守宗翰得知朱弁乃满腹经纶的江南名士，便以高官厚禄劝降，朱弁不为所惑。后又以断粮困之，朱弁忍饥待尽，不为所屈。在被扣西京期间，朱弁幽居大普恩寺(今善化寺)14个春秋。

朱弁在大普恩寺期间，与主持和尚圆满结下深厚友谊，他亲眼目睹了圆满大师主持修建寺院的全过程，并应邀为之撰写了“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言简意赅，文采飞扬，显示出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和佛学等方面都有高深造诣。朱弁不愧才华横溢的一代才子，西京降而叛，叛而复取的两次陷落史实，他仅以“再罹锋烬”给予高度概括;一个“骄兵悍卒”把金王朝穷兵黩武、金兵嚣张气焰便跃然纸上。同时，我们也从字里行间见证作者不畏强暴，敢于直抒胸怀的大无畏精神。在羁留大普恩寺期间，朱弁于寺内设馆教书，他的高尚品德和渊博学识深受当地父老的爱戴和敬仰，甚至金朝贵族们也纷纷把子弟送其门下读书，因而朱弁为传播中原文化和促进民族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金和议达成，许使人还乡，朱弁与洪皓、张邵三人回归故国。回国后，朱弁因力主抗战，为秦桧所不满，屡遭刁难。高宗赵构昏庸无道，忠奸不辨，朱弁怀才不遇，最终郁闷成疾，次年忧愤而死，终年59岁。碑文中，不仅对朱弁使金的时间与云中际遇及归宋时间提供了可信的资料，而且可补《宋史》记载之不足，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宋史·朱弁传》说，朱弁使金被扣17年，但却并未说明被扣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碑文:“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乃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庚戌为1130年，上溯三年为1128年，即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元年，亦即金太宗天会六年。同时，又可知被拘之地均在西京大同，并且其中有14年幽居于大普恩寺。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认定，朱弁使金被扣押的17年时间全部都是在大同度过的。

2.圆满，山西广灵人，金代西京大普恩寺住持和尚，法号通玄文慧大师。大师以花甲之年立志重兴此寺，金天会六年(1128年)寺院动工修建，至皇统三年(1143年)，凡15年如一日，经年累月，备历艰辛，在他74岁时终于完成，了却平生之夙愿。此次重修共建大殿及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阁和普贤阁以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殿内塑像庄严，壁画绚丽。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圆满大师奠定了善化寺如今的规模与形制。为此，朱弁称赞他说:“自惟君恩佛恩，等无差别。成此功德，志实有在，非独为前途津梁也。然此功德，为于治安无事之时，则其成也甚易;图于干戈未戢之际，则其成也实难。圆满身更兵火，备历艰勤。视己财货，犹身外影。既捐所蓄，又裒檀信。经营终始，淹灌时序。皆予所目睹也。则其成就，岂的以治安无事时比哉?”

3.孔固和丁暐仁

孔固，字德远，孔子第47代孙，宁海州人，进士出身。金世宗时曾在宣徽院任职，当“朱弁碑”建立前后，他在大同任西京路都转运副使。孔固书法有“沙锤泥印结字体，雅姿拙趣何缠绵”[2](卷20，P658)之赞誉。

丁暐仁，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人，冲淡寡欲，喜好读书，皇统二年(1142年)登进士第，先后在武清、磁州、和川等地任职。大定三年(1163年)以后任定武军节度使并兼各部等职，后历任祁州刺史、同知西京留守事、陕西西路转运史。“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卒官”。[3](卷90，P2008)也就是说，他最后是死在大同的。

孔固与丁暐仁都是由于在大同任官而得以和善化寺结缘，并为“朱弁碑”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由于他们刚健遒劲的书法和雁门著名雕刻艺人解遵一娴熟精湛的石刻技艺，与朱弁碑文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所以为该寺陡增不少光彩。“朱弁碑”以其特有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令人欣赏、探讨、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