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传教士入华与“流产文明”的背后

17－9世纪的中国唐代，是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随着西亚波斯、中亚粟特诸国外来移民而进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基督教会传教士，开始在新的东方疆域内传播。景教在中国存在了二百余年，经历了初唐、盛唐到晚唐的社会巨变。传教士们能把一种远离自己发源地的外域宗教移植到中国，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景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企图达到的目标自然是希望扩大影响，并将自己的文明融入东方主流文明。但最后，景教以失败为结局，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世纪的“流产文明”。“流产文明”的命运在唐代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很多学者都有讨论与分析，与其他宗教相比，还有什么主要原因？

一入华后传教面临的困难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的活动中心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在进入中国前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拥有独立而完善的宗教传统。在制度上，坚持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等级分明；在教派上，突出修道院的特色；在语言上，执着于叙利亚语(Syrisch)创作；在文献上，限定叙利亚语的《新约》作为神学经典；在财产上，保证地方主教拥有绝对支配权；在建筑上，保持教堂组成一个教区的特征；在仪式上，保持全年繁多的礼拜；在行礼上，必向东方敲响木铎为号；在婚姻上，允许牧师娶妻生子而主教必须独身；在祈祷时，必须唱歌咏乐赞美《诗篇》(Psalms)。这一系列的特征与传统，有别于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教派，凸显了本教派的文化特色。

元代景教瓷墓志，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出土

这样一支在基督教发展史上颇有建树的教派，在进入中国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一，地缘障碍。基督教虽创始于中东，但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则主要是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聂斯托利教派的活动大本营在西亚地区，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中亚的崇山峻岭、流沙盐碛和恶劣气候往往造成天然的地缘障碍，当时的人员往来不仅路途艰险，而且时间漫长。按照聂斯托利派的规矩，中国教区的主教必须由叙利亚东方教会宗主教(Patriarch)派遣，尽管有丝绸之路相连，但因战事、封关、灾难等原因而导致联络中断却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巴格达城宗主教哈南宁恕(Hananishu)于778年去世，长安的主教景净(Adam)就不知道，三年后刻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仍然将哈南宁恕尊为东方教会的领袖，严格执行聂斯托利派的等级制度与总部节制，这说明地缘障碍影响着大本营宗主教和中国主教之间的沟通。中国主教每隔四年或六年向宗主教写信汇报一次，由于路途遥远，不可能时时处处向宗主教请示述职。9世纪时，随着西亚到中亚景教各个据点相继失守，宗主教不可能再源源不断地补充派遣传教士入华。

第二，语言障碍。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多为波斯人，日常交流语言多用波斯语，但在宗教活动中一律使用叙利亚语。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取代萨珊波斯帝国后，东方教会中仍普遍使用叙利亚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篇头篇末的叙利亚文字就是其语言文化的证据。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他们必须学习汉语，将基督教经典译成中文，所以贞观九年(635)阿罗本(Abraham)到长安后“宾迎入内，翻经书殿”。经过三年的经典翻译，终于使中国人初步领会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但原典中表现灵魂、救世等的词汇在现存汉文敦煌文书和碑石上没有一个确切的翻译，甚至用不敬语将“耶稣”译为“移鼠”，把玛利亚译为“末艳”，称“圣灵”(HolySpirit)为“凉风”，不对照伊朗语或叙利亚语的基督教经典文本根本不清楚其含义。尽管传教士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仍存在着词不达意、比较牵强的语言问题，聂斯托利派教义传播非常困难，只能借助佛道术语和名相仪轨，以至于后人怀疑景教碑和景教经典都是由汉人执笔翻译的。

第三，传播障碍。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盛的黄金时期，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佛道两家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优势。基督教和火祆教、摩尼教作为后来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机会要弱得多，并受到佛道两家的排挤歧视。这迫使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将自己的宗教“本土化”，借用佛道二教的词语来阐述教义，甚至勉强命名为“景教”，将教堂泛称为“寺”，将主教比附为“大德”，将牧师统称为“僧”，目的是为了借鉴佛道名相仪轨以便被大众接受，但在传道布教时也容易引起信徒概念的混乱，还受到佛道的谩骂攻击和汉族士大夫的耻笑毁谤，客观上削减了传教的力度。

第四，文化障碍。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在西亚中东的活跃，是因为它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而在中国，它就成了异质文化，与唐代文化主流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例如，儒家内圣之学鼓励通过修身养性，人人可以成为圣人；佛教般若学讲究“我佛一体”“有心即佛”，人人可以成佛；道教老庄玄学强调“三无三忘”“天人合一”，人人可以成为真人。基督教虽也注重自身赎罪，但信徒仅仅是上帝和基督的仆人、羔羊(经常是迷途的羔羊)，不是人人皆可为基督，至多通过赎罪，获得上帝或外在神灵的拯救。即使聂斯托利派提出的“基督神人二性说”，也没超越原罪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本善的预设与基督教人性本恶的预设相抵牾，两者文化缺乏契合，不相交融，心态隔阂，难有自然的亲和性。

亚美尼亚保存的《圣经》，1317年，大英图书馆藏

第五，国情障碍。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传教士绝大多数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他们在中亚西域本来就没有广泛的信徒基础，因为粟特人大多信奉祆教，即使少部分人改宗，信仰景教的人也不多。中国人当时信仰景教的证据至少现在还未发现。因为在汉人圈里，国家、家族的传统精神纽带是佛、道、儒，加之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迫使其改宗换道，整个国情与西亚、波斯不同，世俗心理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拜祖宗、敬君臣、分长幼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汉人很难接受基督教的新神，这种文化冲突心态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如此。

所以，国情不同导致不相容的民族障碍，传教士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融合的窘境。从外表上看，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削发光头，留须长髯，在波斯境内，在头上每每留下十字形图案，以区别西叙利亚基督教会即雅各派和西亚迦勒底派等其他基督教派。他们进入中国后的亮相仍要体现其特点，削顶去发，存留胡须，身着法袍，即“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这在信佛崇道的中国人看来，无疑是“异类”。再加上牧师以下可以娶妻生子，更会被列入旁门左道的“邪法”而遭到鄙视。

叙利亚文《圣经》中的主教上帝，932年，羊皮纸，大英图书馆藏

敦煌景教宗主教画像复原图

元代基督教徒墓志，1954年泉州出土

泉州元代景教墓碑

泉州元代景教祭坛式石墓

泉州元代景教十字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