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英国 对外战略

1945年，肆虐整个欧洲的战火终于平息，但对于唐宁街而言，这不过是新噩梦的开端：在国内，国民经济已经濒于崩溃，出口额不及1931年的1/3,战争期间巨额的租借及贷款使得1945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7.04亿万英镑；在国外，欧洲地区已被美苏两大巨头瓜分殆尽，任凭丘吉尔如何长袖善舞，昔日的平衡战略那一套已经很难有施展的空间；由于战争中海外舰队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海军力量已经几乎被摧毁殆尽，英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体系已经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存在。

饶是如此，丘吉尔还是提出了“三环外交”政策，试图依靠英国在与美国、英联邦国家和西欧诸国这三个环节中充当特殊纽带而重执世界牛耳。但战后的英国民众显然更关心自身福利，1945年7月保守党内阁下台，着手打造社会保障体系的工党上台执政。1945年8月，杜鲁门政府在事先未通知英国政府的情况下，宣布停止根据《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物资。虽然继任的艾德礼首相依旧积极推行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但此时国内加大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国外援助又遭停止的境地下，英国政府已经连维持印度驻军的资金都拿不出来了，更不用说去主宰世界政局。

而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已经说过，英国作为一个面积和人口有限的岛国，其能立足于世界舞台的根基在于殖民地广阔的廉价原料产地和强大的商品倾销市场。一旦殖民体系动摇，英国的国际霸权根基便不复存在，但战后的疲敝不堪的英国民众显然没有闲心去理清这种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民众需要的是惠及自身的社会福利保障。战时鼓舞民众“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险，也要争取胜利”的丘吉尔除了感慨“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之外，也只能一边撰写回忆录，一边对着《罗马帝国衰亡史》无尽哀思。而上台的共党内阁显然没有无官一身轻的丘吉尔这般洒脱，为了摆脱困境，英国政府一面继续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一面继续维持同苏联的正常关系以获得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上更大的回旋余地。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英国在欧洲事务上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现，美国开始积极拉拢英国。而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更让美国坚信，英国是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重要盟友，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出台，美国更加大了对英国经济的援助。1948年至1952年，英国共从美国获得了26.88亿美元的援助，这不仅帮助英国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也使得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作为回应，英国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中明确同意美国派遣B-29战略轰炸机驻扎英国本土，驻扎英国的轰炸机不仅用于向柏林空投物资，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对苏联的核打击。显然，此时的英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在英美关系中英国处于占主动性较小的那一方，虽然这毫无疑问的意味着英国已经将国际霸主的权杖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但同时也表明，英国政界虽然有其傲慢、保守和偏执，但同样也有着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和对利害的正确权衡，从而在面子和里子的抉择中果断选择了后者。

虽然英国在同美国的关系中处于占主动性较小的那一方，但却并未成为美国的仆从，在很多国际事务上，英国并不完全顺从美国的意志行事，相反，在很多场合中英国都保留了自身的判断。20世纪40年代末，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面对殖民体系行将分崩离析的大势，英国在经过权衡之后选择了一种“温和而体面”的方式退出，这其中当然有国力军力衰落后的无可奈何，但也有通过这种更有弹性的政策手段留有余地，以最大程度保留自身在当地利益的老道（所谓的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更重要的是，英国以这种顺应当地民意的姿态为日后的布局留下了后手，最典型的就是“蒙巴顿方案”即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也为自身插手南亚事务布下了暗线，所以直至今天，印度都同英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对于重新崛起的新中国，英国也并不认同美国的强硬遏制政策，虽然“紫石英”事件后丘吉尔叫嚣要对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施以颜色，但终究英国政府还是选择了外交解决，而且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

顺便说一句，正是英国这种务实的外交姿态，才使得新中国政府决心留下香港这个对外交流的窗口。也正是得益于作为新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地位，才使得这个曾经作为英国货运中转港口的城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得以飞速发展。在朝鲜和中南半岛问题上，英国也始终坚持战争不扩大，虽然朝鲜战争中英国也派出了1.4万兵力参加了“联合国军”，但英国政府始终反对麦克阿瑟将战火扩大至中国的的企图，并且公开宣布“英国参加朝鲜战争不能视为将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义务”。

而在中南半岛问题上，英国则明确回绝了美国要求其派兵参加的提议，同时也拒绝在该问题上同中国产生任何政治上的对抗。英国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并没有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利用美国和新中国的对抗谋求更多利益空间的平衡战略考虑。当然，最重要的是，以当时英国的处境，既要紧跟美国以获得支持和援助，也要防止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投入过多力量而无力同苏联在欧洲对抗，毕竟欧洲是英国真正的命门所在。

也正是由于英国在对外政策上同美国种种分歧，逐渐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开始在中东问题上不断向英国发难。美国在推动英国继续为中东地区承担防务义务的同时，又不断剥离英国在当地的政治影响，打压英国的殖民传统。英美双方的分歧最终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全面爆发，美国联合苏联施加国际压力使英法无力解决苏伊士运河归属问题的计划流产。“苏伊士危机”使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最低点，但整个冷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始终保持着大致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战略核武器和欧洲共同体得建设上双方进行了深度的合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英镑危机中，美国更是不遗余力的挽救英镑的币值稳定。

自二战结束一直到冷战期间，英国在维持同美国的盟友关系的同时，又不断在各方面同美国发生分歧，但无论是合作还是分歧，英国的战略出发点始终是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和自身利益。二战后英国国力的急剧衰落使得英国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但作为一个传统的国际大国，英国有着自身的全球利益，这种同美国既紧密合作又矛盾丛生的关系，折射出的正是英国政界对于国力衰落的无可奈何以及对于时局准确把握的精明。（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