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快评：史景迁，一扇联通古今中心的门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Johnathan D Spence于美国时间 12月27日病故。从他的英文姓氏即可看出其出生于不凡，作为一个英国显贵世家的子弟，他13岁便进入英国最著名的公学温切斯特学院学习，这所1382年便建立的公学也是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母校，以希腊、拉丁语为基础的人文教育是英国公学最基本的教育方式。

Johnathan D Spence在一个西方古典人文传统文化中成长，但是最终他却以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而闻名于世。在一个社会科学占据学院统治地位的时代，史景迁不仅以人文学者灿然孑立，而且以潜心于长期被欧美视为边缘地方性学问的中国历史人文文化为终身事业。2004年-2005年史景迁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一重大学术荣誉，既是对史景迁本人学术成就的认可，又是欧美中心的历史学对中国人文传统的正视。某种程度上，史景迁是推动这种“正视”的主力和主流人物。对于习惯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学界而言，生前就收获到如此大的成就和社会关注，史景迁确实可以比肩其前辈校友汤因比。

虽然拥有一个以景仰司马迁而来的中文名字，又是汤因比的校友，但是史景迁本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治史方向。即便同样是叙事高手，然而，不同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史景迁更热衷于讲诉人本身的经历，不管是帝王还是民妇，他们不过是不同处境下的人，寻找人物本身的经历和情境，这才是传述人文的境地。虽然都是精英学校高材生，自幼受西方古典学训练，有着探究文明特征的共同兴趣，但不同于汤因比欲求说尽文明兴衰，追溯文明的历史作未来的先知；史景迁更感兴趣的是文明之中的每个人，在遭遇到不同文明环境之下的变化和处境。不管是历经波折的传教士还是有着“世界征服者”名号的大汗，他们自身故事才是不同文明交汇冲突的本身——你在寻找理解他人的路径，而他人也在寻找理解你的法门。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微观史学的兴起，秉持这种以“人-环境-时间”为本的治史方法的学者很多，史景迁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确又是其中极少的以非西方文明为自己学术中心的学者。当中国人开始以阅读《马丁盖尔归来》作为了解认识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途径时，《王氏之死》同样在也被西方人作为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路径，这是史景迁所搭建的人文历史路径，也许作用还没有目前所褒扬的那么重要，但是这一路径本身的重要意义却不应被低估。

作为中国人，阅读一个外国人写中国的历史文化，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期待。要么是近代以来希望从他人眼里看自己的缺陷，比如鲁迅非常推荐明恩溥，要么就是希望从所谓发达的文明那里找到出路，例如马克思论中国或者列文森、费正清论近代都被当作是重要的现代化解释理论，或者希望运用他者优势的技术能力，协助中国人更多地挖掘古代中国是怎么回事，直到今天仍然有大量中国学者去西方学习夏商周考古。中国学或者说汉学成为一种独立学科，其本身是东方学的一类，但是并非所有东方学都是现代西方文明征服的武器，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发掘汉学对中国自己社会科学发展和现代知识体系的实用价值。

但是如果以之前中国人的需求而论，史景迁却不算是一个中国所“需要”的汉学家，甚至于虽然他被费正清列为美国汉学三杰，他本人则排斥这一身份。不过，论阅读量而言，史景迁却是海外汉学家作品中被中国人阅读最多的人。除了博士期间有少数探究所谓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著作，史景迁的论述都集中在那个被中国历史研究长期认定是“落后本源”的明清时代，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还是普通民妇，他富有温情地讲述一个一个曾经的中国人的故事，没有批判，也没有褒贬，只有一种人的经历和阅历的展示。可能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阅读史景迁的著作，是在看一个自己先辈的生活，历史学家交织了一副历史时空的交叠，这里中国读者可以找到自己的先辈。

当然作为中国人无法确认的是，美国人如何看一个英国贵族出身的美国教授写的中国史。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史景迁的作品在美国也深受欢迎。对于史景迁个人而言，虽然他和他作品的人物有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是却有着更多的共通之所，正如史景迁的后辈学者，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所言，“当我们研究生活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当中国人研究欧洲古代的人们，当大家今天研究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时，都可以发现这种相似性”。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之前的汉学家，以史景迁为代表的这代学者致力于做一扇门、一座桥，联通古今中西。他们不仅联通着中国，也联通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如今斯人已去，但是他打开的这扇门不应就此关闭。

（作者：本报评论员,李靖云 编辑：洪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