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失败”与“探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遗产

宋神宗

“探路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
王安石的变法终究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皇权制度的束缚和一时的成败，就彻底否定这次改革。“失败者”王安石，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大历史定位，那就是“探路者”：他的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也为千年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因此，我们不能只把他放在“宋代”的历史纠结当中，而是应该拉长时空维度，看王安石变法带来了哪些后续影响，趟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石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树了一个靶子，扎了一个根子，埋了一颗种子。
首先，“变法”二字，在经历了北宋晚期的党争和南宋的反思之后，成为一个被批评反对的靶子。有了王安石这个“前车之鉴”，后来的几代王朝都把“祖宗家法”当成了不可违背的规矩。“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成为老成谋国的主流共识，而各种改革、新政则被看作轻浮躁进，弊大于利，推行的阻力很大。
客观地说，在皇权政治的格局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变革虽然是打破利益垄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但难度大、风险大、阻力大。如果执行者不够强力，反而会出现“不变还好，一变更糟”的状况。反过来呢，偏向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于王朝维护自身的稳定，建立大一统的秩序，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保守的弊病也很明显：一方面，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利益格局严重固化失衡的情形下，消极对待社会底层的变革诉求，是很危险的。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晚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深，最后民怨爆发、推翻固有秩序，使历史在治乱循环的泥潭里艰难挣扎。
除了对变法本身的批评，南宋之后的思想家们也对王安石的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比如朱熹，他羡慕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也不反对“恢复三代”的政治理想。但是，朱熹觉得不应该搞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路阻力太大，而且对各种外在的条件要求太高。理想的改革者，必须既是最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时还要有皇帝和士大夫们的鼎力支持，有稳定的、不受干扰的政治环境。这些因缘条件想要完全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改革者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什么呢？理学家的回答是“必有《关雎》《麟趾》之意，方可以行周官法度”。要先从基层、从民间做起，通过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建立起一套普遍的社会共识和社会秩序，一代代人前仆后继，这才是能够长期持续并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变革”。因此，南宋以后，理学家们特别重视办书院、建祠堂、搞童蒙教育，乃至编写小说、戏剧、评书，把儒家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向普罗大众输送。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出现了两个基本倾向：一个是偏向保守的政治文化；另一个是儒学下沉，与基层社会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这两个趋势可以说都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靶子”产生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方面，王安石变法扎了一个根子，那就是“道理”二字。现代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是“讲道理”，虽然是一句平常的大俗话，但它的内涵很深。“讲道理”意味着不偏见、不迷信、不盲从，不被鬼神、祖先、权威禁锢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和世界打交道。
这种“讲道理”的观念，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就已经体现出来，孔孟老庄，都是在“讲道理”。但是从战国秦汉一直到魏晋隋唐，“道理”其实并不是社会主流观念，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乃至谶纬迷信、民间宗教，才是影响力最大的精神元素。所以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神文时代”。
这种观念意识，经历了晚唐五代，从北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作为武将出身的皇帝，不能拿武力和权力压服别人，而是尊重道理，用道理来让人心服口服。但宋太祖和赵普所说的“道理”，还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没有太多哲学内涵。
直到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才从各个角度对“道理”这个概念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讨论，真正给这个理念赋予了深刻意义。王安石不仅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学术引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风气：不迷信权威、不沉汩于传注，勇敢提问、大胆质疑，打破旧的观念桎梏，用“道理”作为判断价值的依据。
在这种时代风气的作用下，北宋中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由王安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这些思想家们掀起的哲学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世的“启蒙运动”，将“道理”二字的内涵阐述得丰富且深刻。所谓“道理”，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也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同时还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标准与规范。这些思考探索，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启发了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后世的哲学家；又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转译，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产生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让“天理”“良心”这些哲学概念，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俗语，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成为现代人三观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可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却有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家国情怀。如此既可以避开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和教派斗争，又能建立起类似于宗教的，甚至比宗教更强大的群体凝聚力。所以说，王安石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行动，给中国文明深深地扎了一个根子。
最后，王安石变法埋下了一颗种子，什么种子呢？就是“变革”二字。王安石仿佛是一个“穿越者”，在他的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认同，身后也背负了千载的质疑甚至骂名。但是他把“变革”这个种子埋了下来，在大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积蓄势能。
到晚清时期，保守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越来越难以压抑中国社会中沉淀累积下来的深刻矛盾。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殖民，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这个火药桶。这时候大家回顾王安石，忽然发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国家治理观念，与近代西方探索出的很多发展路径不谋而合。比如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由国家主导金融信贷，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基层社会的网格化管理——这些在传统社会被士大夫们视作异端邪说的治理手段，到近现代却成为司空见惯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用他的变法，揭示出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变革才合理”。变革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但变革作为一种态度和方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用变革突破观念的桎梏与枷锁，用变革洗去自我的油腻与贪婪，用变革回应治理的矛盾与困境，用变革戳破历史的暮气和迷雾，用变革探寻未来的方向与道路。
今天的中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蜕变，越来越表现为一个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同时也在不断自我挑战、自我变革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正所谓“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王安石种下的这颗种子，经过千年历史的浮沉涵养，终于开花结果，也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放眼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未来，王安石变法又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除了上面说的“变革”之外，王安石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强调国家的政治责任，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枢纽作用，主张用政治的力量来管控和约束市场中恣意膨胀的逐利倾向。这个判断是符合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拥抱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深刻地显露。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整个西方社会都面临着经济结构乃至金融根基的严峻危机。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危局当中，国家对政治经济的规划统筹能力起到的离合器、定海针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快速攫取，地球生态环境的反向制约也越发显著。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负责的国家政府进行规划和统筹，任凭个人或小团体的逐利欲望去对地球进行挥霍式的掠夺，这是无以为继的。
所以，从现在到未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格局，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同舟共济”。正因为有这样休戚与共的命运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拥抱政治理想，需要建构国家能力，需要有未雨绸缪的发展规划和风险管控。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思想和变法的经验教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是中国历史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思索。
（本文首刊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