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周光权刘艳红等：高空抛物罪理解与适用

张明楷周光权刘艳红林维姜涛：

——关于高空抛物罪理解与适用的讨论

高空抛物现象曾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为防范该现象带来的社会风险，保障公民“头顶上的安全”，2021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将高空抛物行为正式入刑。同日，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对徐某某涉嫌高空抛物罪“首案”开庭审理。本案中，徐某某和朋友王某某因言语不和而发生争执，进而在位于三楼的公租房内发生了肢体冲突。打斗过程中，徐某某相继从窗口扔出两把菜刀，其后被警方控制。法院据新设罪名“高空抛物罪”判处徐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本案宣判后，以该案为代表的高空抛物类本类案件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探讨。如何看待“高空抛物”行为正式入刑？如何分析与理解高空抛物罪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如何解释“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又应如何理解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的关系？本罪增设后产生的上述问题，亟待明确与厘清。因此，本期邀请张明楷、周光权、刘艳红、林维、姜涛五位学者，对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张明楷周光权刘艳红等：高空抛物罪理解与适用

专家介绍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刑法学》《法益初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刑法的基本立场》《行政刑法概论》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0余篇。

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版《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刑法学的向度》《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注意义务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0余篇。

刘艳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出版《网络犯罪的法教义学研究》《实质刑法观》《实质犯罪论》《实质出罪论》《走向实质的刑法解释》《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林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间接正犯研究》《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的认定与适用》《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姜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劳动刑法制度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问题一：如何看待“高空抛物”入刑本罪的增设会带来哪些问题或风险

周光权：有必要增设高空抛物等轻罪，但本罪在立法类型化上仍有不足

增设如高空抛物罪等必要的轻罪，对于提供足够的裁判支撑，消除司法困惑，防止重罪被误用和滥用，实现妥当的处罚，均具有重要意义。从晚近多个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来看，我国刑事立法已经明显从消极的刑法立法转向积极的侧面。刑法通过增设新罪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是“刚性”需求。抽象地、一味地反对增设轻罪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明显不足是没有看到司法遇到某些案件所陷入的窘境。对于直觉上危害严重、影响“体感治安”的行为，如果不增设轻罪，被勉强定罪成为大概率的事件。如高空抛物、抢控驾驶装置案件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口袋罪”处理，就属于这样的类型。为了避免将高空抛物行为人为地“拔高”认定为重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相关条款，使该行为原则上不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此可见，及时设置轻罪对于减轻司法压力、防止轻罪重判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增设轻罪也应当尽可能实现对类型化行为的规制。如果一个罪名所惩治的不是类型化的危害行为，该规定的司法适用空间就有限，这样的立法模式就不太理想。我对高空抛物的犯罪化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是，也应该认为该条文的设计在类型化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对其可能的质疑是：这个新增条文仅针对某一种（而非某一类）行为进行规制。

刘艳红：高空抛物罪的增设体现了打击高空抛物行为的严厉性

当前我国刑事责任条款的设立体现出的趋势就是对一些民事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仍然体现的是刑事与民事并重的治理理念。其中，高空抛物罪所彰显的问题极其典型。在立法上，高空抛物罪的刑事立法是为了确保公民头顶上的安全。晚近以来刑法从严密恐怖犯罪的法网到加大对侵犯社会安全的处罚与新罪名的增加，再到细化的各类具体行为的处罚，如针对脚下安全的盗窃窨井盖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再到《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头顶上安全而新增的高空抛物罪，体现了对公民安全的高度关注。在实践中，司法实务对高空抛物行为的认定，由于刑法过于积极而使公民的权益受损。如，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高空抛物行为并未发生实际损害后果，严格来说是不能适用《民法典》第1254条侵权责任条款的；但因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情节严重”这种抽象的规定，法院却可以将此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

林维：高空抛物的独立定罪可以明晰该行为的体系定位，但会扩大刑法处罚范围

高空抛物独立定罪的益处在于它能够以更为明确的体系定位，确定高空抛物行为并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险方法行为，而是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从而扭转过往实务的一般做法，尤其是《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所带来的僵化处理，以使这一行为的法益回归到科学合理的定位，最终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将诸多高空抛物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就会不适当地加重其刑事责任或者进行前述种种混淆处理，导致定罪量刑的不平衡。但与此同时，由于刑法中“高空抛物罪”所保护法益的突然转向，本罪的处罚显然较之以往扩大甚多。此外，该罪法定刑也是一个谜一般的设计。高空抛物罪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到认为可以按照寻衅滋事罪认定，到现在按照高空抛物罪认定，其法定刑呈现断崖式下降。本罪的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最低刑为罚金，且仅有一个量刑幅度，其刑罚设定远较寻衅滋事罪更低，就此而言，其处罚行为的恶劣程度和范围就应当比寻衅滋事罪更低、更广，这也就势必造成法定刑幅度的处罚范围跨度过大。

问题二：应如何理解和解释高空抛物罪所保护的法益

刘艳红：本罪属于保护超个人法益、集体法益的犯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犯罪化立法主要集中在超个人法益或集体法益的犯罪。德国学者H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