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深圳十大佳著”｜乡愁也是乡音的忧愁

以下内容摘自《潇湘多夜雨，岭南有春风》

01

家乡的朋友捣鼓出一本关于家乡话的书，要我写几句话放在前面。这大概看中的是我离开家乡35年乡音无改，而就我而言，乡音是我内心深处千万次的羞愧，是我生命河流中多次经历的暗礁险滩，和同一个族群的乡亲说说，可能是一辈子都难得碰上的机缘。

我是秧冲村鹅公坪人，1972年春季上的小学。那一年附近的村子只有定星村小招生，于是我们生产队六个小孩都去了定星小学。小学只有一个女老师叫刘新乾，她是邻县涟源人，她的丈夫彭勋德后来成了我的初中老师。刘老师一口涟源话，没有给我们教过拼音，但这一点也没有妨碍她教会了我们识字记数，教会了我们礼义廉耻。她的小儿子彭乐为就在我们班上，欺负同学或不认真听讲，都会被她骂一顿甚至打一顿，我们真正是归法归服。今天，坐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我想起刘老师当年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下巴上的那颗痣，心里尽是温暖和感恩。我是家里的满崽，哥哥比我大了十岁，中年得子的母亲让我一直吃奶，吸吮的后果是舌头特别肥大，讲话含糊不清。是刘老师在小学二年级逼着我断了奶，然后让我当班长，锻炼我的语言能力，提升我的讲话信心。离开家乡35年，无数人问我为什么不会讲普通话，我都归咎于自己小时候没学过拼音，但自己的病自己知道，这真不是拼音的事，于我而言是因为天赋，于大多数乡亲而言是因为那方水土养成的族群性格。

我16岁那年到湘潭大学中文系读书，曾在语言上感受到巨大的危机。第一学期上“现代汉语”课，几乎每堂课都被一位姓梁的女老师叫起，为一个发不出音的韵母，我至少起立过五六堂课，到普通话考试时，别的同学要么是朗诵北岛、舒婷的诗，要么是高尔基的《海燕》、歌德的“维特”，善良的梁老师为了让我蒙混过关，指定我读夏明翰的《就义诗》。可就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四句，梁老师还专门辅导了我两回。因为羞愧，我很是认真地学普通话，有小半年时间我把自己粗声大气的讲话习惯改了，语音、语调也改了，还请后来当了湖南电视台名主持的室友施华耕纠错，但小半年时间熬下来，被双峰籍室友王斌辉下了“洋不洋，土不土”的结论，绝望之余，我只有放弃自己的“普通化”过程。记得第二学年快放暑假之际，贵为粮食部部长千金的梁老师要调离湘大，同学们都说是我气走她的，我也觉得对不起她，就认认真真地给她家打了两天包，把家具和行李装上卡车之后，我独自一人在南阳村体育场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真有些伤感的意思。

大学七年，我过得热热闹闹，同学们用嘴巴交流，我用肢体交流。篮球、排球、足球，偶尔还打乒乓球、羽毛球，把业余时间塞得满满的，愣是把自己弄成了学校名人，到毕业的时候，竟一致要我留校当老师，系主任羊春秋老师、党总支马国兴书记都来找我做工作。真是吓死宝宝了，我落荒而逃。

02

我没有选择去政府机关，而是来到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好就好在这里基本不需要坐班，一年到头也不开会——这能最大限度地掩盖我的病。但是，病终究是病，最终总会暴露的。有一年，省作协开始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开会季，第一次党员座谈会就是学党中央相关文件，党组书记谭谈老师讲，谁来念念吧。我普通话讲得不好，就有人举手，“叫小聂念，他是研究生，普通话也讲得好”，会议室里的人哄堂大笑。幸亏我又碰到了贵人，来自邻县涟源的谭谈老师一点也没有为难的意思，就让我念，在我念完后，他还表扬说：“不错！不错！比双峰话好懂多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事情包下来。”于是，从长沙上大垅省作协大院到浏阳县委招待所，一个月时间里我念了无数的文件、社论和文章，我当着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夏赞忠同志面念过，他后来竟然动了把我调到他身边工作的想法；也当着前来观摩的省社科院、新闻出版局、广电厅等单位领导的面念过，每一个领导都频频点头，散会时都不忘与我亲切握手。在讨论一个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在免不了要相互攻讦的时候，在会议陷于僵局出现闷场的时候，作协主席未央老师就睁开总在养神的眼睛，笑眯眯地对我说：小聂，念篇社论吧。于是，全场的气氛就松弛下来。毫不夸张地说，我让省作协的反思会由严肃变得活泼，由沉重变得轻松。二十多年过去，想起谭谈和未央老师对我的包容，我依然深怀感恩，而他们高深的人生智慧，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开会季结束的那一天，一位著名诗人偷偷告诉我，开会第一天举手推荐我念文件的老师居心叵测，“他就是要你出洋相，就是要放大你语言上的缺陷，怕你以后对他构成威胁，幸亏你这傻小子命大福大……”我正沉浸在意气风发的喜悦中，根本不相信他的“阴谋论”。接下来的那两年，我开始被省作协组联部、创研部安排到各类文创班去讲课，我竟然都去了。在那个文学创作热潮持续高温的年代，望着总是济济一堂的红男绿女，我自我感觉良好，完全忘了自己的病，今天想来真是罪过！

03

1992年下半年，我来到深圳加盟《女报》杂志社，急于一露身手。那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深圳义工的报道，觉得是完全新鲜的题材，就拨通报道中公开的义工热线电话联系采访对象。在荔枝公园深圳青少年活动中心那间办公室和那位女义工见面的晚上，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双峰口音痛不欲生。那位清秀的潮州女孩在银行工作不久，或许还从来没有接触过湘中地区的人吧，从我自我介绍开始她就像遇见外星人一样惊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她就一脸茫然，她很紧张，她怀疑我的身份并检查了我的工作证，又打了电话给同事讲有个叫×××的人在采访她，然后她叫我把问题写在纸上，她一个一个回答。屋漏偏逢连夜雨，中间还碰上停电，她找蜡烛时我一动不敢动，汗如雨下……噩梦一般的采访终于结束了，我骑着单车回莲花二村蜗居的路上，第一次嗅到前路险恶的味道。

那次采访稿在1992年8月号的《女报》杂志上作为头条发出，义工女孩给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你的人、你的话为什么和你的文章完全不同呢，她还是很惊讶。她不知道，这次失败的采访让我此后高度重视案头的准备，把能够找到的关于采访对象的东西认真研究透，把想问的东西列个清单，现场只剩下简单的验证并鼓励对方讲故事。二十多年我写过的人物稿有上百篇，从深圳本土诞生的全国道德模范陈观玉老人，到被拐卖在海陆丰生了一堆儿女的安徽打工妹；从海外归来创成大业的女总裁，到工厂流水线上冒出来的天才女诗人，我都尽量藏匿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让她们保留原汁原味的自己。但方言之病在写作上能找到对症之药，在生活和工作中却无处不在释放它的痛感。

紧赶慢赶在年底调入深圳，到桂园派出所办身份证，碰上一个马虎而泼辣的女警官，我把调令、长沙身份证原件和照片递上，她很快给了我回执。我一看，号码不对呵，我说：警官，我的号码是430033不是430303，是不是长沙到深圳要变号码呵？她听不懂，我就指着号码给她看，她一脸茫然，然后又点点头。后面是焦急办事的长队，窗口是任我怎么说都不懂我话的女警官，我还能怎样！基于语言的劣势而进行的放弃，在几年后得到报应——公安找到我单位审查我身份证的问题，把我气得够呛，幸亏碰上其中的一个警官是邻县人，热情地带着我从派出所到分局到市局，办理了我后一个身份证的合法性证明文件。回到单位我把文件复印了20份，至少十来年都随身带一份以防不测。这是唯我独有的体验。

更多的是许多长者和领导对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改。有四五年时间余秋雨夫妇和我住在相邻的小区，熟悉了之后就有了一起吃饭喝茶的机会。我和他们的交流总是磕磕绊绊，有一次余先生刚刚担任央视青歌赛评委回来，落座之后他给大伙讲，此次青歌赛再次打破CCTV收视纪录，杨台长讲每场平均有4.9亿人观看，至少有4.5亿人是来看我的。然后他就侧过头来看着一脸崇拜表情的我：“小聂，我要是你，哪怕是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也要把普通话练好！”我唯唯诺诺，一脸惭愧。在《女报》杂志社干了四五年，我就动过调动的念头，我把调函送到主席那里，主席一脸沉重：“小聂，不是我不放你，而是你要想想你的短处。你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老总，到别的单位谁听得懂你的话呢。”我一身冷汗。在《女报》杂志社工作二十二年，其间参加过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写作组，为深交所、华侨城等大型企业当过多年的写手，不是没有机会，但自知之明总会自然地制止我的冲动。我从不在研讨会上发言，也谢绝过要我担任诸如市出版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娄商会会长之类的好意，我也尽量拒绝陌生人的邀约。唯有一次，作为“三打两建”专项活动调研的发起人，我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做过一次大会专题发言。我认真写了一夜稿，念起来也抑扬顿挫，声音洪亮，但下来之后好几位相熟的代表都对我说：“聂总，你讲得很好，但我没太听懂。”

04

我再不能讲自己生命中的羞愧了。

事实上，这种羞愧对于从湘中丘陵地区走出来的乡亲而言，肯定是普遍且深刻的。几年前，龙应台在《南方周末》上讲她父亲龙槐生：“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作为女儿，龙应台尚且是在送父亲骨灰还乡，听了族中老人用乡音念祭文才有这份觉醒，才发出“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的痛悟。活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当下，弱肉如我，当然不能指望别人的了解或聆听。

于是，在吾乡吾土近三十年所发生的几次大事件，从来无人了解事件的真相，舆情沸沸，无论点赞或是痛批，皆为隔靴搔痒，最后沦为笑柄。第一次，是20世纪八十年代被《人民日报》盛赞的“哑巴卖刀”的故事，讲吾乡一个哑巴在京城街头卖刀，竖着“哑巴卖刀，货真价实，一把二十，先试后买”的牌子，党报记者目睹哑巴削铁如泥的过程，发出“营销不如真练，广告不如哑巴”的慨叹。那年寒假我回到家乡，远亲近邻都在讲，金蚌人真聪明，想出做哑巴的绝招，发大财啦。金蚌村是我堂嫂的娘家，离我村十余里，每次侄女侄儿从金蚌外婆家回来，我都要逗他们：“又去打铁去了？当哑巴好玩不？”他们总是笑嘻嘻地点头。那个家家户户都是铁匠世家的村庄，在改革开放的当今社会，不得不以丧失语言能力为代价向全中国推销菜刀，他们是不是很痛？他们是不是有病？第二次是20世纪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假证之乡”称号，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中央媒体多轮寻根溯源，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我为无数因贩卖假证被拘留的乡亲送过衣物求过情，我因贴着“双峰人”标签，禁不住朋友的苦苦相求也为一些人办过假证，我当然知道假证的危害，但有一个细节让我刻骨铭心，制假贩假的乡亲从不与客户做语言交流，他们总是约好客户一手收钱一手递证，行色匆匆而去。第三次就是近几年吾乡吾土以PS手段制造淫秽照片敲诈犯罪轰动全国，从寄信到发带有网址的威胁性短信和微信，据说万恶的乡亲搞死了好多优秀的教授和胆小的干部。在双峰人引起全国侧目的这三起事件中，相同的特征就是双峰人在做事过程中语言的缺席。他们一次又一次改进自己的技术，与时俱进地加入高科技的含量和互联网成分，但就是不说话。回想龙应台的那句话，除了我，有谁真正了解他们的痛，谁真正了解他们的病在哪里。邻县的邵东是假药之乡和盗版之乡，另一个邻县新化是假币之乡，在几轮严打之后基本都已荡然无存，只有吾乡吾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本的原因在于，邵东人和新化人的普通话要好一些，他们在作案时总会留下语言的痕迹，语言又为他们改邪归正留下活路；而双峰人呢，语言是他们的生所，也是他们的死穴。

05

其实，双峰人窘迫和羞愧的历史并不太久。以1955年年底中国推广普通话为界，双峰人在此前都大大方方称自己为湘乡人，托曾文正公的福至少享受过百来年的语言强势，湘军的组建依托于湘乡的子弟兵，湘军的胜利带来清朝的咸同中兴，也带来湘乡人才在全国各地的重用，所谓国之督抚十之八九出自湖湘。我的父亲宗儒公、伯父宗藩公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到贵阳、成都做过生意，如鱼得水，他们从未跟我诉说过语言的隔膜之苦，反而言之凿凿地给我讲，要是曾大人当了皇帝，我们湘乡话就是普通话！而1955年到1980年之间，双峰人大多活在乡土社会的熟人之中自得其乐，方言之痛只发生在极少数跃龙门的大学生和进兵营的军人身上，显得微不足道。双峰话（老湘方言）成为双峰人的痛和病，一定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有文正公留下的文脉，我们不怕高考这座独木桥狭窄，初中老师的儿子胡庆丰第一年（1977年）就轻轻松松考上了北大；我们不怕吃苦，下深圳的百万打工妹中有许多双峰人的身影；我们不怕牺牲，中国无论哪一支部队都愿意招湘军的后裔……这个时候，双峰话作为祖国古音保留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所到之处遇到尴尬是无可避免的，遭受创痛是无可避免的。他们无法用乡音演讲证明能力，极少获得升迁机会；他们无法用乡音念诗感动别人，很难找到异性朋友在异乡成家；他们无法用乡音说服对手，自然无法顺利做成生意。群体性的人口流动，四处印证着老湘方言的土气和难懂，就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个迂腐的孔乙己一样，双峰人大多不受人待见。但双峰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期待富裕，追求体面和尊重，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这三十多年里开始无语地征服，假“哑巴”把菜刀卖给长城内外千家万户，假证件至少“武装”了大江南北几百万人，而PS假照片呢，我想至少有几亿人接到过这类诈骗短信吧，有多少人吓得通宵失眠，有多少人把钱乖乖地打到双峰人的卡上，只有天知道。对于双峰人的这次反击，至少我个人觉得十分悲壮。

06

作为一个“把故乡天天挂在嘴上”的双峰人，作为一个普通话讲得最差的异乡人，我在深圳的遭遇和感受并不是走出双峰的游子中的特例。我在大学的老师陈宗瑜先生和王建章先生，在长沙工作时的师长谭冬梅先生，在深圳生活的好友宋渤海和李希光等师兄，都是同一个乡村走出的英才，尽管他们都事业有成，众人称羡，但在我看来，或许他们都没有达到自身期许的高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乡土赋予他们的口音和性格。我想说，湘军的辉煌岁月早已是久远的记忆，让全中国迁就湘乡话（含双峰话）在过去没有兑现，在未来也绝无可能。因此，老湘方言的逐渐消亡应该就是几十年的事了。

在我看来，双峰话所代表的老湘方言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存在呵！只有这种语言生气如此饱满，个性如此鲜明，古意如此盎然，结构如此合理。我们把出生讲成“落地”，把人生过程讲成“受罪”，把死亡讲成“上山”，是何等精辟！父母交代我们做任何事情，结果总是用“道路”来考量——“你咯哒道路做得么子样”“你咯哒道路都做不成，还能做么子”是何等高度！老人总是用“执古”来教育我们，“你看人家的手艺做得咯样执古，学着点呵”“你看人家的字写得执执古古，你怎么得了”，那一声叮嘱那一声叹息，是何等源远流长！我们在惊喜时大喊的是“妈得了”，在悲伤时大喊的也是“妈得了”，是何等的至情至性！在双峰话里，族群的文化密码若隐若现，把上厕所文绉绉地讲成“解手”，其中暗含血腥的暴政：我们的祖先从江西移民而来，大多数安土重迁不情不愿被兵士捆绑而来，上厕所总得大喊“解手”吧。中国人都知道“敲竹杠”的含义，但竹杠怎么与敲诈联系在一起，却只有我们知道。当曾文正公率领的湘军攻下天京，洪秀全十来年从大半个中国掠夺的金银财宝，就成了湘军的战利品，战利品也不敢明目张胆往老家运，就想出把楠竹掏空的绝招。那个年月没有飞机汽车火车，由南京长江码头沿江上溯到洞庭湖转湘江再转涟水，竹排连绵十几里，沿途镇关守卡的清兵面对得胜还乡的湘军，敲敲竹杠，湘军大大方方奉上买路钱，彼此心照不宣。这样鲜活的语言，这样深厚的文化，这样自然的人性，这样悲壮的生命，当代中国人很少有人理解其价值了。但日本人理解，因为他们在湖南吃过大亏，就花大力气研究湖南人尤其是湘乡人的性格；美国人理解，看看美国人裴士锋（Stephen R.Platt）著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就知道；毛泽东理解，他把最高的赞誉给了两个双峰人（原属湘乡）——“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我的童年时代，故乡三里一公祠，五里一庄园，学校、医院、供销社和乡村政府机关都装在这些湘军祖先的遗产里。春日寂寞的下午，我有时就坐在神公祠的门槛上发呆，看春燕衔泥，看春雨打荷，看春风吹柳，看春牛犁田。我的教室空空荡荡，偌大的天井长满青苔，耳边依稀有攻城的炮声滚过，有祖先的足音滚过，有大地的春雷滚过……现在呢，这些遗产连断垣残壁也很难寻觅，只剩下夕阳西下，芳草萋萋的悲凉景象。暮色苍茫，暮色很久之前就苍茫了；群山蹒跚，群山很久之前就蹒跚了。故乡只有蹒跚的老人与幼童，他们都一脸苍茫。

有心的故乡朋友所编的这本书，让我温暖也让我心痛。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选择故乡和爹娘，但故乡和爹娘所赋予我们的乡音，尽管是无与伦比的神圣与高贵，也终究会被抛弃。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到当代的普通话，在有利交流、促进共享的旗帜下，多元文化的共生，民族心理的传承，血亲密码的延续，精神气场的激活等，从来都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事情，何况还有城市的高楼大厦在召唤，金钱堆砌的新生活在驱动呢！你不能让双峰人成为异类吧，你不能让双峰人世世代代不讲话吧。

想一想，是操着这种乡音的曾国藩把湖南人从几千年的平庸中挺拔出来；想一想，是操着这种乡音的蔡畅、唐群英、向警予、秋瑾让中国妇女从裹脚布中解放出来；想一想，操着这种乡音的人竟让故乡成了“院士之乡”“书画之乡”，我满怀敬意。而这种乡音一定是要消亡了，我又怎能不悲从中来！

2017年10月

《潇湘多夜雨，岭南有春风》

聂雄前

978-7-5207-1740-3

东方出版社

这是作者关于人生的系列文字，分为潇湘夜雨、故土风流、女报回眸、鹏城写意。书中以细致、深邃的笔触，有对生活的礼赞，也有对人性的探究。我们生命的原点有许多回忆，或美好，或惆怅，都即将被不可遏制的洪流淹没，百味杂陈……乡愁、远方，远离故土、异乡拼搏的人情感都是相似的，但每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却还是令人回味不已。人生中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也都让人无法忘怀，写作是自我的，但文字却能让人产生极强的共鸣，本书态度诚恳、坦白，写人则生动真实，写情则感人质朴，既是一部美妙、丰沛的散文，也可视为作者的精神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