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贵
夏目漱石，乍一听这个名字，读者未免有些茫然。
作为一名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流传于我国的，不多，但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大家一定相当熟悉。
“今晚的夜色真美。”
当这句由“我爱你”翻译过来的句子成为了暗藏情愫的告白，那么作为被告白方，回应自然也不该直白普通。
其中最为诗意的回答是：“是的，风也温柔。”
当然，这只是两情相悦下的互相默许，顺利成就了一段鸳鸯相交的红线姻缘，但若是神女有心、襄王无梦呢？
尚留有一丝情面的人多半会婉言拒绝，若是碰到了那不解风情的，一句“适合”便会脱口而出。
刺猹
课本中的闰土刺猹
没办法，鲁迅先生的《故乡》如今仍是中国人启蒙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篇文章，闰土刺那晚的夜色，同样明亮得想让情人互诉衷肠。
猹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猹
向往美好是人之本性，对于鲁迅先生写的这篇文章，大多数人只对前半部分有些许印象，仿佛那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已经成了《故乡》唯一值得追念的人物。
但是还是有人记得的。
还有人记得，那个瘦骨嶙峋、身无长物，只裹着一件薄棉衣，带着一顶旧毡帽，战战兢兢叫鲁迅“老爷”的那个闰土。
鲁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身份、阶级，还是时代割裂空间与时间，那道不可逾越的、深不见底的鸿沟？
鲁迅先生大抵是知道的，不然也不会写出那句颇为经典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只是可惜，鲁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的1921年、日后许多年，也没有人将这条路走通。
直到1956年，鲁迅先生的独子——周海婴，在上海参加鲁迅坟墓迁葬仪式，见到了作为鲁迅纪念馆馆员的章贵，两家人才再度聚首。
2007年周海婴与章贵握手照
章贵的父亲叫章启生，便是《故乡》中“水生”的原型，而他的祖父，自然便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闰土”了。
“闰土”这个名号的由来与鲁迅先生写的“闰月生的，五行缺土”大差不差，却还有一个本名，为章运水。
其实，两家人的因缘远不止鲁迅《故乡》中书写的那般，实际上要更亲密些。
闰土的父亲章福庆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与妻阮太君育有二女一子。
有人称阮夫人便是鲁迅先生文章中数次提到的“长妈妈”，此猜测虽无根据，但她在周家打过长工却是真事。
鲁迅
彼时章福庆虽然只是个家中有几亩薄田的农民，但是好在为人踏实勤快，不错的竹编手艺更让他包揽了周家许多的活计。
夫妻二人带着三个孩子，称不上大富大贵，但生活水平也算中等，还有余钱给闰土打上一个纯银的项圈。
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去世，又正逢正月，周家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
因办事打杂的人手不足，于是颇受周家信任的章福庆带来了自己的儿子——闰土。
那年的鲁迅13岁，是个受过私塾教育的学生不假，但是男孩子该有的好奇心他可是半分没少。
于是，周家最盼着闰土来的，就是周树人了。
闰土15岁，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他自然比不得大家门户出身的鲁迅，可那满腹的捉鸟雀、捡贝壳、管西瓜的“本事”可让年纪尚轻的鲁迅羡慕极了。
鲁迅
现在想来，或许那称不上悲剧的悲剧，从二人相遇之时便上演了。
两个半大的男孩子在大人们的寒暄下都显得过于拘谨，聚在一起后，话匣子随着双方的熟稔迅速打开，组成了《故乡》前半段的欢乐与向往。
那时周家朝中有人做官，在当地也是颇为显赫的门户。
未曾经历人情冷暖的鲁迅还不是那个尖锐毒舌的批判作家，闰土也不是那个混迹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庄稼汉。
离别时，这对少年一度依依不舍，仿佛与交往几日的朋友分别算得上天大的悲事。
民国百姓
可再大的悲伤也会被时间冲淡，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撑不住光阴的磋磨。
鲁迅出外游学，二人渐渐断了联系，尽管长大后的闰土继承了父亲的勤快，依旧在周家做些短工。
时间与空间的阻断，即便是鲁迅也突破不了，于是在他心中，闰土依旧还是那个闰土。
回忆二人曾经相处时的愉悦时光，已经化名为“鲁迅”的周先生似乎忘记了，他都早已被时代磋磨成了个愤世嫉俗的浪子，遑论闰土。
八国联军、《辛丑条约》、武昌起义、民国建立、复辟失败、护法运动，这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事件，好像与闰土无丝毫关联。
民国街景
可是，兴亡百姓皆苦，即便是历史的一粒尘埃，也足以让天下人蒙上一层无法洗去的灰败。
1919年，鲁迅回到家乡，帮助母亲整拾旧物，接家人前往北京置办的一家屋子中居住，那座老宅子，则是被卖给了一位朱姓人家。
《故乡》一文中，鲁迅先生将此次搬家的故事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写，其中的主角，却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
一位是“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像“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似的女人——杨二嫂。
鲁迅对杨二嫂的描写与另一位主角完全是天差地别，整篇文章却充斥着一股诡异的相似感。
绘画作品中的杨二嫂
曾经的杨二嫂，是略施粉黛便能惊艳四方的豆腐西施，如今的她，却小气无能、贪小便宜，一副妥妥的小家做派。
一句“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将那个刻薄吝啬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一位便是闰土。
闰土早已成了家，脸上的神色却愈发灰滞。
鲁迅叫他“闰土哥”，他叫鲁迅“老爷”，时隔多年，二人的相处不再平等，至少鲁迅觉得此次见面充满了他最厌恶的那类气息。
他们之间，如何能没有隔膜呢。
彼时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鼎鼎大名的革命先锋，任职于北京大学，追随者甚众，一月大洋几百块，即便生逢乱世，家中底蕴也足以横扫底层大多民众。
鲁迅
而闰土，会捡贝壳、会抓鸟、能为人看管西瓜地，也能在月光下刺杀偷瓜的獾猹，可这有什么用呢？
他生了5个孩子，继承了父亲的几亩田地，一年到头四处都在收租，兵野将的欺压，都让这个不过40岁的男人成了个人事都可欺压的“木偶人”。
匪
当然，他算不得最苦的人，家境放到那时，可打上“普通”二字。
但是世道艰难，普通的家境就意味着生存受限的危机。
闰土若是没遇见鲁迅，那这样的悲剧在时代的大潮中也不过是极易被人忽视的一朵浪花，可人嘛，就怕对比，更怕被记录。
民国农民
因为这就证明会有无数人对他人的生活指指点点，不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在告诉那个人：
“你看看这个人，多惨呀！”
最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还会持续到下一代的身上。
闰土带来的那个“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的孩子——水生，完全是闰土的翻版。
水生与鲁迅的侄子宏儿交往甚欢，分别之时也曾如几十年前的鲁迅与闰土一般，恋恋不舍。
可他的命也不好，和闰土一样不好。
闰土57那年离开了人世，走前经历了旱灾、卖地、生疮，无钱医治，受尽病痛折磨而亡。
插秧
水生继承了父亲的勤劳，也继承了几辈的贫穷。
偏僻的山村并没有受到炮火的袭击，他却在艰难捱过战争的危机后，因为过度劳累，死在了一场肆虐大地的疫病中。
那年，章8岁。
贵
父亲水生去世后，他们一家孤儿寡母唯一的经济来源——几亩玉米地，被水灾冲垮，妹妹同样因为饥饿和无钱医治的疾病去世。
冬去春来，时间按照既定流程按部就班的前进着，章贵一家却被现实打击的陷入沼泽地中，难以脱身。
他们仅剩的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做保姆、做童工、做长工，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却看到每个人都在拼命活着。
章贵
一代接着一代的贫穷与疾病让幼年的章贵坚韧上进，这不得不感激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时势格局的变动。
变得
新中国成立后，章贵一家终于得以脱离苦海，章贵却满心满眼的苦涩。
做惯了长工，他无比羡慕书堂中的朗朗读书声。
“既然不打仗了，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上学了呢？”16岁的章不无希冀地想着。
贵
要上学，要摆脱“文盲”的帽子，16岁才开蒙的章贵开始读那些晦涩难懂的文书，记不住就大声念，直到嗓子沙哑，说不出话来。
萤火之光不敢与皓月争辉，可谁说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章贵
5年的时间，白天种地，夜晚上课，章贵从开始目不识丁的庄稼汉，慢慢变成了一位尽管称不上博览群书，也是颇具学识的文化人。
1954年2月，章贵被调到了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初期场馆便占地4200平米以上，作为文学历史上影响力巨大的文人，吸引了各国各行各业的人前来参观。
作为鲁迅相当著名的一篇文章，又被选入小学课本中的《故乡》，“闰土”之名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虽然无缘得见闰土真人真容，但是当参观者听说其后人在馆中工作时，各个都激动不已，想一窥章贵容貌。
章贵在接受采访
初被调入纪念馆时，章贵做的，只不过是馆中的后勤工作，可找来的参观者多了，他也多了几分内疚。
原因无他，只因为那些前来攀谈的观众都是文化界或其他行业的佼佼人物，当他们带着一张崇敬面孔，询问一些关于鲁迅的往日旧事之时，他竟感觉自己脑中空空，哑口无言。
“我不能让远道而来的学者们失望。”
章贵不知自己何时成为了鲁迅纪念馆的一张名片，他努力让这张名片“活”过来，而非如场馆中的摆件般，精美却无丝毫生命力。
他开始拜读鲁迅文章，更加努力地汲取知识，慢慢地，对他人的疑问，他不再模糊不清，也能在无数学者文人面前侃侃而谈。
鲁迅纪念馆
那个终日在黑暗中追寻光芒的少年，终究也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光芒。
自1956年起，章贵开始在各个领域发表关于鲁迅家乡的生活旧习、鲁迅著作的文学解析、鲁迅本人的习惯日常分析。
几十万字的文章，其中遣词造句十分讲究，谁能想象到这出自极贫出身、16岁还大字不识一个的青年之手。
1976年，章贵还于鲁迅逝世40周年之际被邀请前往日本，参观访问。
同行的，还有周海婴等一众鲁迅直系亲属子女。
造化弄人四个字完全概括了命运的无常，谁能想象到，长达30几年的空白期让两家人再无交集，却在某个时间点仿佛从未断交般的再续前缘。
周海婴
这段仿佛上天注定般的缘分，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结尾说过的一段话：
“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
鲁迅与闰土的年少情谊折断于乱世砸下来的铡刀下，宏儿与水生的幼年承诺夭折于横跨江水的浪潮中。
只有章贵与周海婴，结交于，却终生都未曾断了联系。
中年
2011年4月7日，鲁迅先生唯一的独子周海婴逝世于北京，听闻这个消息，章贵十分悲伤。
“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好像是个大哥哥一样照顾小弟弟,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他拉着我走,怕我撞到车上去了。”
周海婴
已经退休许久的章贵直言，二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以书信的方式互相联系，如今却只能看着老友的笔迹寄念情思。
章贵还曾透露，二人就像兄弟一样，一个住北京，一个住绍兴，不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回家省亲，都必然要见面团聚。
因为出众的能力与对鲁迅文化知识的渊博，1982年，章贵被提拔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一当就是11年。
退休三年后，他在在纪念馆旁边的的卖纪念品和书籍的小铺子，一周六天工作制，本身和老伴有不低的退休工资，在这个小铺子工作完全是自得其乐。
（左）章贵
夫妻二人膝下有一儿一女，一个是幼师，一个是经济师，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过的异常幸福，用章贵的话来说，那便是：
“比起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100年前，当鲁迅先生在谈及闰土之时，那句叹息般的“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完全不似鲁迅的犀利文风。
那年，中国很乱、人民很苦、环境很差，站在某个高点的鲁迅先生是否已经窥见了未来？或者，是否这只是一句希望。
《故乡》绘画
夏目漱石说：“你不要说我喜欢你，你要说这夏夜的月色真美丽。”
章贵说：“我的后代没有再吃鲁迅的饭，他们都在企业工作。”
浪漫与现实是永不可能交错的一条线，两相对比之下，一切，都来源于那个明月悬挂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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