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66——熊伯龙的《无何集》和无神论思想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三章 明清时代的无神论

十三、熊伯龙的《无何集》和无神论思想

熊伯龙是清初顺治年间的“榜眼”，曾做过国子监祭酒，也就是最高的学官。后来又做皇帝的侍讲，即给皇帝讲课的人。因为不相信“神怪祸福”之说，就借用《荀子》“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的“无何”二字，著《无何集》，以说明那些人们认为的由鬼神主宰的善恶报应、吉凶祸福、祥瑞灾异事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依据自己的认识，他曾著《适逢说》，接着宋代欧阳修的思想，不相信所谓祥瑞灾异是上天的表彰和谴告，认为那些祥瑞灾异事件，如果说和人间的事情有什么相应关系，也不过是“适逢偶会”，即偶然的巧合，而不是有什么天帝鬼神在主宰。又创作《鬼辨》，认为人在死后，和未生以前一样，都处于气的状态。没有意识，也不会闹事。又作《神论》，反对人神同形论，认为山神的形象就像山一样，水神的形象就像水一样。人们平时相信的人神的神，是不存在的。这也是对传统低级、粗陋的鬼神观念进行的清算。

他著了这些文章以后，有一天，购得了一本《论衡》，发现一千多年前的王充，早已说过这些问题，而且比自己说得还好，还透彻。于是，他认真研究王充的著作，删除其中重复的，或者他认为有错误、或是他的伪造的部分，保留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以类相从，编为十二卷，加上自己的评论，使之成为王充之后，篇幅最大、反对鬼神迷信思想最为深刻的一部无神论著作。

其第一篇是《天地类》，摘录王充的言论，论述天上星象的变化与地上政治状况并无关系，天也不会有意的创生人和物。打雷也不是天怒，雷也不会惩罚世人。日食、陨星不过也是自然现象，不是对人事的反应。也就是说，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观念，是错误的。

第二篇是《古今类》，论述古人和今人没有根本区别。传说共工撞断天柱，女娲炼石补天，都是没有的事。圣人也没有预知的后事的功能。这一篇，是批驳神化古人的迷信思想。

第三篇是《鬼神类》。首先批驳人“死后有神”的传言，都是一些虚妄的故事。人死以后，是不会变鬼的。因为“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而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人死后的燐火，不过是自然现象。人血产生燐火，就像楮树汁枯也会产生燐火一样，都是“其气然也”，而不是鬼魂。他赞成范缜的“形质神用”说，也赞成张载的“二气之良能”说。认为人死无知，不能害人，也不能报德。类似的故事，都是虚妄的言论。

清代有一种被称为“端公”的人，人们认为端公能够看见鬼。清朝法律严厉禁止端公的活动，熊伯尤认为是正确的。

在这一篇，熊伯龙还对“枯骨有声”、“死不瞑目”等好像与死后有知相关的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进一步说明了人死是不能为鬼的。

第四篇《祸福类》，说明天对人无所谓保佑和惩罚，所谓报应，是不存在的。人的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和天地鬼神，没有关系。

第五篇专讲灾异祥瑞，认为祥瑞不是天的表彰，灾异也不是政治的缺失，不是上天的谴告。这一篇还特意讨论了对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的《河图》《洛书》问题，举出了二十三条理由，证明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不可相信的神话。

第六篇《感格类》，认为人的行为不能感动鬼神，更不能感动上天。第七篇讨论各种禁忌，特别是忌时日和住宅、葬地的风水。按葬师的说法，人的吉凶祸福，全决定于葬地。熊伯龙说，朝廷考试，突发新想，增加了几个名额。如果不加，这几个人就考不上。那么，加这几个名字，是由于他们家的葬地呢，还是由于人事的变化呢？

第八篇《人事类》讨论人的命运。认为人的命运都是一种自然的遭遇，求神是没有用的。特别是当时儒者们流行的祭祀文昌帝君，也就是梓潼神。熊伯龙说，过去都说，这尊神就是四川人张亚，与其祭祀他，还不如祭祀司马迁、韩愈好一点。把张亚子说成神，完全是“好事者为之”。至于《文昌阴騭文》，在熊伯龙看来，完全是一本“为恶之书”。第九篇《儒术类》，主要为儒术辩护。

第十篇《道教类》，讨论神仙思想。熊伯龙说，不仅淮南王刘安等人没有成仙，宋代的陈抟也没有成仙。因为成仙是不可能的，血肉之躯，是不可能不死的。他在王充的议论之后，又加上汉代以后那些追求成仙者的命运，以及方士害人的事例，认为后世的道士尊崇老子，其实都是老子的罪人。

十一篇《杂家类》，认为相术、卜筮等巫术是不可相信的。十二篇《百物类》，认为龙非神物，不能升天；鳄鱼无知，曾有人捕杀烹食，并没有一点灵性，不可能因韩愈一篇祭文就逃离潮州。当是鳄角就要离开，恰好韩愈进行祭祀，巧合而已。类似的传说，都是不可信的。熊伯龙在这里，又对后世仍然保留的动物神观念进行了一次清算。

十三篇《释氏类》，讨论了佛教问题。熊伯龙批判了因果报应和轮回观念，否认什么阴间地狱；认为什么十殿阎王，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熊伯龙的书，由他的儿孙们加以整理。其子熊正笏在《无何集》后，还增加了《勿广余言集》一卷，继续收集各种破除迷信的故事和言论。

总体看来，熊伯龙和王充一样，对当时的世俗迷信，深恶痛绝。他看到了《论衡》，就像是找到了千古同心的同志。他在《论衡》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汉代以后的各种破除迷信的言论和故事，因此，比《论衡》的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贴近他当时的现实。比如佛教问题，梓潼神信仰等等，都是王充以后的新问题，需要进行新的论证和批判。

熊伯龙比王充更进一步的地方，是他也批评了王充的“疾虚妄”不彻底甚至是错误的观念。比如《骨相篇》，王充不仅是为相术辩护，甚至是自觉地宣扬相术；《宣汉》等篇，相信祥瑞的存在；《订鬼篇》一面否认人死为鬼，同时又承认鬼的存在。熊伯龙甚至认为，有些内容，可能是后人的伪造，不是王充的书。

熊伯龙对王充的批评，说明王充以后，新一代的无神论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准确了。无神论思想，也在不断发展。

熊伯龙和王充一样，都是儒者。熊伯龙不仅处处辩护说，王充是尊崇孔子的，甚至否认《问孔》《刺孟》是王充的作品，认为是后人的伪作。和其他儒者一样，他们相信上天是主宰世界的至上神。王者敬天法祖，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他们和其他儒者不同的，是其他儒者往往掺杂一些世俗的迷信，也就是“淫祀”、巫术类的内容，而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却有着一副清醒的头脑。由于这些淫祀、巫术类的东西，今天仍然危害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所以我们仍然有大力宣传王充、熊伯龙思想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