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鞑靼，震古烁今，明朝著名将领王越

（上图）《平番得胜图》（局部）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随着也先于内讧中被杀，瓦剌与明帝国的恩怨情仇终于告一段落。但是，明帝国与蒙古诸部的纷争却没有结束，反而越发复杂。

据统计，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对九边大大小小的侵扰多达近四十次，几乎是土木堡之变前的三倍。当河套那块抵背扼喉的战略要地也被蒙古人充当入寇跳板后，毗邻河套的陕西三边，即甘肃、宁夏、延绥，还包括后来的三边总制府驻地固原地区，都成了边患的重灾区。正所谓“山崩钟应”，在当时，“套虏”、“套患”开始兴起，一场与之紧密相连的蒙古内附部落的叛乱也开始酝酿并爆发。

幸运的是，此后有一位杰出的明军将领继承了明朝未尽的“搜套”、“捣剿”大业，并在其之上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功绩。他就是明朝著名将领王越。

这位名将似乎自幼就与抗击蒙古有着不解之缘。《王襄敏公集》曾写王越“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经过多年苦读，他在景泰二年中进士及第，做到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所谓无巧不成书，当年与王越同批登榜的进士中还有三位后来也曾镇守北边，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余子俊、马文升和秦纮。这四位同科进士后来一并成为明中期抗击北虏的赫赫功臣，并且都为明朝西北的边防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王越入仕后曾受召奏对，因其姿表奇迈，聪慧绝人，引起了英宗注目。天顺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因故调京，英宗苦于寻找一个“得似韩雍人品”的替代人选。吏部向英宗推荐了时为山东按察使的王越，王越因此出任右副都御使，巡抚大同。弃文从戎后的王越，其人生、事业都与明蒙战事紧密联结，边墙内外的广袤土地也成为他展现军事才华的舞台。

王越初到大同赴任，便着手完善大同镇的边防事务。他整军经武，修城筑堡，鼓励农商。王越在大同边防的建设成果，不过数年就在抗击毛里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图）现存的明代镇北台

杨信“搜套”计划随毛里孩请求封贡而终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毛里孩太师的缓兵之计，而且这一番掩人耳目的表演多半是其在内战中实力大减后，用来转嫁矛盾的阴谋。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在奏报中称：

“虏酋毛里孩久住河套，近于大同西路一带屯住，欲称入贡踪迹诡秘莫测。其奸传闻其与阿罗出、阿失帖木儿自相讐敌，所以不敢北还沙漠。欲东入大同复惧我加兵，佯为款塞，或言其欲肆陆梁而未得其便。假好辞以缓我，俟得衅而长驱二者之言。”

毛里孩太师慑于明朝集结在边墙下的搜剿大军，寄希望于通过自己对明朝示弱服软，让明军将征讨的目标转移到与其敌对的阿罗出与阿失帖木儿身上，所以他才三次致书明朝，乞贡互市。明宪宗拒绝了毛里孩心怀鬼胎的请求，于是毛里孩太师在大同一带寻事生非，虚张声势。巡抚大同的王越恰在这场风波中初露锋芒。

一次，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一千人巡边，与大股蒙古军队相遇。朱永一时不知所措，急忙对王越说：“且走！”结果王越厉声回绝道：“勿复言。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接着王越让士兵上山列阵严守。敌人见明军阵容齐整，始终不敢轻易出击。两军对峙到黄昏，蒙古人逐渐松懈下来。这时王越命令全军下马，马衔枚，军队保持阵形，悄无声息地鱼贯而行。王越自己亲率三百名骁勇殿后，其余士兵在朱永带领下在前行进。王越还规定“不许前兵反顾，反顾者，即斩以殉；务使一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斩以殉”。就这样，明军最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从容撤走。明军到达五十里外的明军堡寨下，清点人数未损失一人。事后，王越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只能不动声色地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才能逃脱。”

王越表现出的机智果敢赢得了世人的诸多赞誉，譬如冯梦龙在其所著的《智囊全集》里将此事与李广智退匈奴一事相提并论。王越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出巡中所展现出的临阵不乱的指挥才能与注重纪律的治军风格，也是他日后比肩古代名将伟大业绩的预兆。

成化四年，毛里孩弑杀鞑靼大汗摩伦汗后，开始向东扩展势力，致使其部与蒙古诸势力反目。最终，毛里孩在阿罗出与自吐鲁番而来的癿加思兰等部的合击下战败身亡。随着一代枭雄的终结，东蒙古的统治权过渡到阿罗出、癿加思兰与出身黄金家族的满都鲁、孛罗忽所结成的松散联盟上。并且这几位强酋继承了毛里孩太师的丰厚遗产，即其麾下的六万旧部。蒙古诸势力的重新洗牌，也令战争的阴云再度笼罩于河套之上。

成化五年冬，阿罗出这位在《蒙古源流》中被冠以“巴图尔”（即勇士）之称的猛将，率部自漠北南下，越过冰封的黄河重新进入河套，拉开了新一轮“套患”的序幕。十一月，他的军队进犯榆林，被明朝击败。十二月，有万余蒙古骑兵逼近延绥边墙。

成化五年十二月，延绥告急。当时“虏寇入寨剽掠边民，守平夷堡指挥刘胜等遇之于鹰窝梁，千户瞿清百户曹义战没”。接着，蒙古军队“入延绥，保安、安塞二县分道剽掠，焚营堡，杀军士居民男女，钱谷牛羊扫境一空”。

北虏入寇延绥的塘报一时间如雪片般飞来。延绥依据粮运、分巡需要所划分出的三片防区，即靖边、榆林、神木三路，几乎同时传来了敌军入侵的消息。兵部急调大同镇守总兵杨信与巡抚王越领兵驰援延绥，迎击边境上“四散出没”的虏寇。

成化六年正月，王越赶到镇城榆林。他作出部署，明将许宁与范瑾分别领兵由西路的龙州、镇靖与东路的神木出发，王越自己亲率骑兵由中路的榆林进发，为两路援应。激战首先在东路的厓窰川爆发。在两路明军的夹击下，敌军败退，明军乘胜追击至沙峰子等处。西路许宁于梨家涧与敌军相遇，明军“转战三十余合皆捷”，残余敌军一路溃逃至塞外。

杨信决定借此机会扩大战果。他选取官军五万，分作三营，“深入虏境，伺便征剿”。然而，就在计划实施的前夕，又有五千蒙古骑兵南侵。杨信还师延绥，在胡柴沟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将敌军击溃。蒙古的残兵败卒再次聚拢，但在杨信“身先众卒”的突击下再次大败。明朝一战缴获敌军战马五百匹，盔甲弓矢四千余件，牛羊二千余头。

延绥镇捷报频传，警报解除。但是王越考虑到延绥难以供给外镇援军的粮草，于是擅自回师偏头关。结果延绥马莲岘一带又传出了敌情。这引起了兵部的不满，欲追究他“擅回之罪”。最后王越得到了宪宗的赦免，并获命屯兵于延绥镇附近，伺机行事。

（上图）出土的明代锁子甲

很快，阿罗出的大军卷土重来。成化六年七月初六，阿罗出率领着万余骑兵，分道五路，自双山堡深入明朝边境，沿途烧杀掳掠。王越、朱永与房能将延绥本镇与宣大京营士兵分作诸哨，把守各路。七月初七，明朝一名把总带领的队伍首先与两千敌骑在开荒川（今榆林安崖乡）相遇。紧接着，其余各路蒙古军队一同涌向这片河滩，很快就汇聚起数倍于前的兵力。据记载，当时近万名蒙古骑兵紧随在一名身着耀甲的酋长身后，径直向明军战阵发起冲锋。

这支寥寥数百人的明军与赶来支援的右哨立即下马结成紧密的阵列。在顽强地承受了敌军数十次冲击后，明军终于等来了主力。随着前哨、右哨以及王越、朱永麾下的官军陆续进入战场，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了明军一侧。阿罗出带领全军撤退，登上四口川的高地，凭借有利地势据守。然而这道败卒构筑出的防线在士气大涨的明军面前就像一层纸般脆弱，蒙古人的防御被明朝赶来的追兵轻而易举地撕破。蒙古军队再度落荒而逃，遗弃的盔甲马匹以及掠夺的牛羊器物掩丘蔽野。

本文摘选自《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