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模特在刑警队站了一个月，吓得10年老警察不敢靠近

【本文节选自《我的骨头会唠嗑》，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一个成年人共有206块骨头，堆在一起看着不多，提着也轻，但如果把它们平铺开来，铺在一张2.45米长，1.1米宽的解剖台，居然会摆不下。

这是我最近的发现。

一个黑色尸袋的拉链被拉开——

大块的、小块的、长条的骨头乱七八糟地掺在一起，像套散了架的拼装玩具。

前一天下午，一个放牛老汉在河边小树林里发现了这具白骨尸。我们抵达河堤公路时，镇上接警的一个民警一个辅警正坐在边上的车里吹空调。

“你们赶紧把尸体运走看看，这天气太热了。”

尸骨被发现的位置距离河堤公路有50米左右。小民警不耐烦地领我们钻进小树林，沿着坑坑洼洼踩出的小路，绕了好几个弯才到现场。

当时，白骨尸就躺在那里，上身的T恤完全辨不出原貌，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又一个“无名氏”。

这种尸体几乎是贯穿广东整个夏季的“特有产物”：30多度的高温，小河边偏僻的树林。有人选择在这种地点自杀，也有人是吸毒致死。当然，更常见的是病死的流浪汉。

这类尸体往往没有家属，没有围观群众，也没有领导过问，平均一个月我能接到3、4具。处理得多了，大家都见怪不怪。

照相的同事似乎也觉得这些骨头不值得费太多功夫，“随便摆摆，拍几张就可以了吧。”

解剖台放不下这具尸骨了，我在地板上摊开一张白色床单，开始一块块拼图——

先是颅骨，我用双手把它从尸袋里捧出来。是个极其漂亮的颅骨：没有头发，完整、干净。让我一瞬有种拿骨骼标本的错觉，不像在验尸。

再是盆骨。接着是四肢，椎骨和条条肋骨。

他的上半身完全白骨化，仅有双脚和小腿残留些许干瘪的肌肉和皮肤，让人想起卖肉档口挂的连着筋膜的牛羊骨架。

一副“人骨拼图”一寸寸在我眼前显现。可关于他的一切，我还一无所知。

白骨尸是尸体中秘密最多的，也是法医“拼图”里最难的。

因为躯体基本腐败殆尽，留给法医的有价值信息最少。拼得越完整，我越困惑。

头骨没伤，盆骨和四肢没骨折，基本排除交通意外后被抛尸于此。

我捡起面前那些因为腐败而脱落下来的指甲，又看了看尸体的足底。指甲很短很干净，足底还没有彻底腐败，也没有长期赤足形成的老茧——死者生前应该不是流浪汉。

那是自杀者或者吸毒人员？

我在脑子里拼命回想着昨天的现场——

我还记得到现场戴上手套前，我看了眼手机：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我身上的白衬衣湿透了，我有些后悔中午把警服送去了洗衣房。它被早上刚看的一具水浮尸熏得发臭，不得已我才穿自己的衣服来看现场。回去赶紧把衬衣塞洗衣机里，多加点消毒水。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事。

“速战速决。”

听我催促，拍照的同事将拿出来的物证编号牌又塞回袋子，和我七手八脚收拢起散落的骨头。

是不是遗漏了什么？我脑子里又出现这个问题。

天色渐渐昏暗。我最后回头看尸体被抬走后留在原地的凹陷时，里面只有灰褐色的蛹壳层层叠叠堆积着。

哪儿不对劲？

正当我回忆着昨天哪里出了问题，解剖室地上白骨尸的颈椎骨骼上，一块污迹闯进了我的视线。

昨天的现场和解剖台上的白骨尸在我眼前渐渐重叠——

等等！没有针头，没有绳索，没有刀具。现场既没有吸毒用具，也没有自杀工具！

人是怎么死的呢？

我拿起那块骨头猛地站起来，或许是蹲得太久，我一瞬眼前发黑，缓了一会儿才走到水池边，小心地用水清洗那块污迹。

水流不断冲刷，污迹越来越浅，下面，三道平行的切痕露了出来！

我心跳一瞬快了起来。我不敢确定。

解剖室里光线昏暗，我快步走到室外，将那块骨头冲着太阳。

阳光下，骨骼上的几道切痕清晰可辨。

有人曾经用刀狠狠割过死者的脖子，这是一起凶杀！

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一开始根本没有认定成凶杀案的现场。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自己可能无意间已经破坏了现场。

我开始气恼，被害人是谁？又是谁下了这么狠的手？案件性质因为这三道不起眼的切痕天翻地覆，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解剖室里，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一个杀人命案和一个普通猝死案，现场勘查的细致程度有天壤之别，我必须重新回现场，必须弄清楚白骨是谁，还有找到凶手。

第二次抵达现场的时候，我的心情没法像昨天那样轻松。

树林外围已经被警戒线圈了起来，河堤边停了六七辆警车。上次加我在内只有三个技术人员，这次我们到了两组，六个人。

我远远地和专门负责命案侦查的外侦兄弟们打了招呼，往尸体原来的位置走去。

通往林子深处的这段路依旧难熬，太阳的炙烤再加上神经高度紧绷，我再一次浑身湿透。

位置这么偏，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抛尸。

因为从公路到河边的距离比到树林里更近。抬着一具尸体走这么远的路，体力上难以支撑，况且把尸体搬进树林，不如直接丢进河里更不易被察觉。

现场正中，那个浅浅的泥坑是尸体搬走后留下的。坑里早已被腐败液体浸透，加上旁边的小垃圾堆和燥热的空气，一种怪异的混合腐臭味萦绕在我们四周。

我翻开一层层垃圾，给那一堆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破烂”挨个编号、拍照，从1号到30号，连周边的树都没有放过。物证编号牌用光了，干脆拿便签写上数字临时充当。

大案组的胜哥戴着口罩朝我走过来。他军体校毕业后和我同一年入警，一直在大要案队里负责外侦工作。搭档多年，他对现场同样十分了解，张口就直接逼问我要点，“死了多久了？”

我用长柄钳子再三确认尸体原本的位置没有其他东西，然后脱掉一层手套，只剩最里面那层，捏起泥坑里一个苍蝇蛹壳，用指尖轻轻捻动着。

灰褐色的蛹壳已经完全脆化，不需用力就变成了粉末——再综合时间和天气，可以大致估算出，尸体在这片小树林里放置的时间超过两个月。

上学时，我总觉得老师讲死亡时间推断多神奇，等我开始干法医的时候才发现，这对法医来说就是个“世纪谜题”，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我扔下手里的蛹壳，给了胜哥一个保险的回答：“死亡时间超过两个月，但不超过一年。”

胜哥立马不干了，“这他妈怎么查？时间跨度也太大了吧！”

他蹲下来凑到我边上，轻轻用肩膀撞了撞我。这是摸准了我肯定有比书本上更大胆的“私人建议”。

对于广东的天气，我挺无奈，就像老天爷额外给我工作增加的难度。冬天即便只出两天太阳，气温也能飙到二十六七度，在这里冬天穿T恤出门并不奇怪。

“先查今年四月份之后的吧，年初还是挺冷的，应该穿不了T恤。”

时间范围缩小了一半，胜哥满意地走了，留下我对着几箱标了号、散发着恶臭的“物证”发愁。

就连我自己也想象不到，第二次出现场一回来，我就开始细细清洗那件尸骨上的T恤。

T恤已经有些腐败脆化，我不敢使劲搓，更不能用力拧，只能开着水龙头用流水冲。

从大学毕业就没怎么手洗过衣服的我前后小心翼翼揉洗了两遍这件“尸骨衣”，T恤依然漆黑一团。我将T恤捞起来，翻出内里，那里还沾着一些蛹壳，和更多辨不出面目的腐败组织。

从现场淘回来的几箱垃圾里，这是我最“宝贝”的一样。

虽然已被腐败的尸体浸润，又因为风吹雨淋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但衣服正面隐约可见的两个大写字母让我忍不住兴奋：有明显标识，衣服的辨识度很高，说不定家属能认出来！

我换上一张塑料布，将T恤平整地铺在上面，一个个将蛹壳摘下来。再用刀片轻轻将上面附着的不明组织刮下来，然后用洗衣粉一点一点涂抹到那些污迹非常明显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处理。

终于，浸泡T恤的水不再浑浊。

我摘掉手套，把我一个半小时的劳动成果拍照传给了胜哥——摊平的灰色T恤正中，两个大写的字母清晰可见——“FE”。

这具无名白骨尸的第一封协查通报终于发出去了，我们都在等那个能认出这件T恤的人。胜哥排查了辖区里近一年的失踪警情，但是来认尸的三四家父母都对不上。尸源的查找范围从本地辖区扩大到了邻市。

白骨化尸体的好处是，煮耻骨联合特别省事，这道工序能帮我准确判断死者的年龄。但弊端也很明显——面对一堆骨架，就是亲妈来了也没法认出死者。

一周后，依然没有人来认领尸骨。

我预料到这个案子会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毕竟死亡时间越长，遗留在现场的物证和线索越少。

除了目前这些手段，只剩下“颅相复原”——那是一种通过颅骨形态，结合剩下肢体的脂肪厚度，绘制死者原貌的技术。但因为很难准确还原五官和发型，偏差较大。我实在不想用这一招。

那件被我已经清洗到了极限的T恤还在那，那些凌乱的破口和褶皱总让我越看越恼火。

眼下，T恤是最有可能确认白骨尸身份的物品。我突然冒出个想法：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

第二天，当我把一个男塑料模特扛进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我收到了所有同事诧异的目光。

门卫笑着过来拦住我，“是不是嫂子准备开服装店？”我摇了摇头。

警队里一帮小伙子没人摆弄过这种东西，大家热情高涨，手里没活的都跑到天台上来围观，七手八脚把“人”组装起来。

我把死者那件T恤小心地套了上去。

大家围着塑料模特转着圈看，都觉得新鲜。照片拍出来的效果出奇得好。

有了照片，接下来就是修片：T恤上的破口、污迹浸染严重的色块都需要修复。

我之前玩过摄影，这次一边在网上搜PS教程，一边自己慢慢捣鼓。当天晚上花了两个小时，终于将新拍的T恤照片修好，传给了胜哥。

胜哥立刻发出了第二封协查通报。

拍完照之后，我就把那个塑料模特收进了五楼的临时物证存放室。在我看来，整个警局大楼就属那个房间合适：空间大，平时很少有人去。

我把它立在房间的角落，想着不碍事就行。

没想到，塑料模特“住进去”的头两天，就有不止一个同事晚上去物证室时被站在角落里的“人”吓得嗷嗷乱叫。

这帮人平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说起各种重口味现场、半夜坟场之类生龙活虎，结果一个塑料模特就让他们“原形毕露”了。

我跟胜哥讲了这个事，胜哥嘴里说着晚上要去物证室见识一下，可之后再也没提过这茬。

转眼进入11月。这天上午，一个陌生女人给胜哥打了电话，“我认得那件衣服！”

塑料模特终于在发案一个月后显出神威。

胜哥在派出所接待了打电话的女人。她三十岁左右，在长椅上哭得很伤心，一手捏着眼镜，一手拿着纸巾擦眼泪。

她说通告上那件衣服是她亲手买给弟弟林宇的生日礼物。

女人说，7月初的一天，林宇穿着这件T恤，骑着她的摩托车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开始她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弟弟好赌，一赌起来三四天不回家是常事。可一个星期过去了，弟弟还没有回家，打电话又一直打不通。她和家里人开始着急了，开始四处打听。

她陪母亲去当地派出所报了警，但是直到胜哥把协查通报贴到她住的那条街上时，她才知道自己的弟弟可能已经遇害。

女人还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个赌友说，林宇在失踪前一天刚借了3000块钱。

关于林宇被害的细节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

胜哥觉得，自己真应该去物证室看看那个站在墙角吓人却立了大功的塑料模特。

当天晚上，DNA比对结果证实：死者就是林宇。此时，距离他失踪已经超过4个月。我们终于可以给这具白骨写上名字。

胜哥立马调取了林宇失踪前的电话记录，出现在记录最后的那串号码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通电话来自林宇的同学兼老乡，吴勇。

吴勇是一个小眼睛、厚嘴唇，看起来宽厚老实的年轻人。他在林宇失踪前还到林家吃过饭，林家人也都认识这个老实的同乡。

按照林宇姐姐的说法，吴勇话不多，不管干什么都听林宇的，“就像我弟弟的跟班。”

林宇的父亲在儿子失踪后，两次找吴勇问过林宇的去向，但吴勇都说自己不知道。

而通话记录显示，林宇失踪那天他们通过电话，而且他是林宇最后一个通话人。可他却从来没有和林宇的家人提过这一点。

他撒了谎。

但仅凭一个通话记录，还不能惊动对方。

我们立即寻找路面监控。监控保存期限只有3个月，何况河堤上的公路根本没有监控，最近的一个摄像头在几公里之外。

从我的法医专业看，时间过去太久，现场环境复杂，就算遗留有什么物证，能够发现和提取的可能性也很小。

“如果他们作案时的衣服和鞋子还在的话，可能有办法。前提是他能老实交代作案时穿的是哪件衣服。”

四个月的时间足够他编出一整套符合自己逻辑的说辞，但这里面有没有漏洞，我们可以替他检验。

我点子多，又想到一个冒险的方法：测谎。这像一次和嫌疑人的对赌。

那天，胜哥以询问证人的借口将吴勇带到了公安局。当时他正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

办公室里，胜哥例行询问了吴勇是否对林宇的死亡知情，吴勇神情放松地回答：“不知道。”

当胜哥问道，林宇失踪那天，他是否给林宇打过电话的时候，吴勇的眼神开始有些飘忽。显然，他对侦查手段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看见桌上那个酷似心电图的机器时，吴勇开始有点紧张了。手指不自觉地做起小动作。

我让吴勇坐在测谎仪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告诉他：这是在测谎。他本来垂下去的眼神不自觉抬了起来。

二十几年前，测谎仪刚引进国内的时候，一线侦查员都以为这东西神得很，直到“杜培武杀人案”被认定为冤案之后，再也没人把测谎结果作为证据。这次，我们打算让测谎仪发挥点别的作用。

我们并没有直接开始测谎，而是故意拖延。长时间的等待会让被询问的人愈发紧张，破绽堆积。

我给吴勇的手上涂上酒精，粘好电极。我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双手僵硬。我掏出准备好的扑克牌，突然递过去一张黑桃A。

他诧异地接过去。

“请问，我给你的是不是黑桃A？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吴勇不明所以。

我又递过去一张方片3。

这种预设问题的目的是，测试对方的配合度，并且让对方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这台机器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

“请问，我给你的是不是方片A？请说你拿到的是方片A。”

“我拿到的是方片A。”

我看着仪器上的曲线出现轻微的变化，那是吴勇撒谎后触发的生物本能一时还没法控制。

让他“信”只是第一步。到底能不能成，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胜哥和我跳过了第一关键问题“你有没有杀人？”而是直接抛出后续两个关联问题——“你是不是把杀人后的刀丢在了现场附近？”“你是不是把杀人后的衣服带回了家里？”

吴勇像是一瞬被箭击中了铠甲的缝隙，对于这两个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他抬起头一脸茫然，“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啥意思，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不管你回不回答，我们都能知道结果，沉默就代表‘是’。”

测谎的第二步就是让他“慌”。

吴勇开始了一连串的否认，仪器上的曲线剧烈地上下波动。

“测谎仪已经明确检测出你在撒谎，抵赖没有任何意义。”

吴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很快，在我们准备好的摄像机面前，他承认自己杀了林宇，“人是我杀的，还有吴兵帮我。”

根据吴勇提供的消息，胜哥当天抓住了吴兵。

两人都招供了，异常顺利。

让我没想到的是，此刻我和案子却被推到了悬崖边，摇摇欲坠——因为没有证据。

案子最关键的物证是割颈的凶器，还有案发时吴氏兄弟穿的衣服。如果我能在这些东西上找到林宇的血迹，就可以串起完整的证据链，杀人者就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现在这几样我一样都没有，真成了“死无对证”！

吴氏兄弟说，犯案当天穿的衣服都扔掉了；至于凶器，说是吴勇从家里带的一把不锈钢菜刀，样式普通，也用了很久了，杀完人就扔河里去了，他完全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什么样子，胜哥从淘宝上随便点开一张菜刀的照片他都说像。

树林边的河是我们辖区最大的一条河，水面宽阔，河里常有上千吨的货轮航行。

吴勇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在什么位置扔出去的，只记得自己用了很大力气，“至少丢出去十米吧。”

就为了这一句话，我和同事拿着金属探测仪和超大的电磁铁，开始打捞。

三天里，我收获了一个废旧的铁圈、两根钢筋、几块不明用途金属块和若干螺丝，却连一个长得像刀的玩意儿都没捞着。

队长叫停了我的打捞工作，这意味着这起案子到这儿可能就悬着了。

我知道，这档案要么在我桌上，要么被放进档案柜。而一旦被放进那个黑漆漆的柜子，之后的10年、20年可能都不会再有人打开。

那些不再有人打开的悬案不是薄薄一沓纸，那是一个个被害者压在我心上的坟。

胜哥那边的进展也不顺利。

吴氏兄弟口供里提及的最后一个关键物证是林宇骑到现场的摩托车。按照吴勇的说法，他俩把车卖给了街边一个修摩托车的小店。但胜哥找到车店老板时，老板却说摩托车收了没多久就被人偷了。

虽然我们怀疑这是老板的托词，更大的可能性是林宇的摩托车已经被车行拆成零件处理掉了，但尴尬的是，我们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最后一环证据也断掉了。

仅有口供，我们根本无法给吴氏兄弟定罪。

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凶手在去死刑刑场的路上喊冤，推翻了前面所有口供。后来那个案子以口供证据存疑被临时叫停执刑，案件发还重审。

这一审就是八年。那是噩梦一般的八年，我甚至一度被怀疑伪造了现场证据。检察院收走了我的检材，让我配合调查。那是我法医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

要是吴氏兄弟翻供，会不会发回重审？还要再耽搁八年吗？如果翻供，我拿什么来敲定他们的罪行，拿什么把他们绳之以法？而证据在哪呢！

就在这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吴氏兄弟的口供出问题了！

胜哥发现，吴勇和吴兵两人交代的细节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每次的笔录都有些细节合不上。他从看守所审讯回来就找到我，表情凝重，“必须得找到证据，不然就‘麻烦’了。”

我知道胜哥口中的“麻烦”是什么。

那是可以称为我们队里所有刑警“梦魇”的一起案子——我们曾亲手放走了一个“杀人犯”。

六年前，我的辖区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古怪的案件：医院里，一个病人忽然发生抽搐，然后迅速死亡。

病人本身并没有癫痫病史，出现这种症状很反常。因为毒鼠强的中毒症状和癫痫发作时极其类似，有医生怀疑病人可能中了毒。

毒化检验的结果让所有人心惊肉跳：死者的血液里确实有“毒鼠强”成分。

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医院，却在随后的病历排查中发现了更毛骨悚然的事：这家医院前后有26个病人出现过类似癫痫的抽搐症状。我们比对以往资料，一家不足500人的医院短期内出现26个癫痫病人的可能性几乎为0。

也就是说，这家医院里有个游荡着一直在投毒的人！前面26人中可能也有受害者！

每个人剪取指甲，抽血，甚至在征得对方家人同意之后，把一位已故病人土葬了的尸体挖出来开棺验尸。但最终，我只在最后一个死者的身体里找到了毒鼠强成分。

锁定的嫌疑人是一个年过六十的女护工。她看起来沉默寡言，瑟瑟缩缩，普通到在街上走一圈就会消失在人群里。

我只记得，她的手格外的湿。

看护记录里的她就像一个行走的“瘟疫”，她到哪一个病区、哪一个楼层，对应的地点就会出现“癫痫发作的病人”。

我们甚至在她放个人物品的地方发现了毒鼠强，但她辩解自己是留着杀老鼠，而且护工存放物品的房间基本是开放空间，谁都能接触，谁都有嫌疑。

但最终我们没有在女护工的检材里检测出毒鼠强成分。女护工被无罪释放。

放她走的那天，我心情格外沉重。

就是这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凶手”最可怕，因为没人能担保她不会继续作案，而且放走了可能再也捞不回来——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人群里埋下了一颗炸弹，你不知道她会不会炸，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炸。

而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眼里，就是我们放走了凶手。

此时此刻，嫌疑人吴兵、吴勇就在看守所的铁栏杆里面，都有口供，但只要我们拿不出证据，那扇通往外面的大门随时都会开启。

从那以后，我经常会在结束一天的常规工作，或者当天安排的尸检比较少的时候，带着助手和同事到林宇出事的河堤“吹风”。期待能碰上和案件相关的什么东西。

1次、2次、10次“吹风”过去，11月的广东天气终于转凉。

有次“吹风”，助手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只烂拖鞋，我瞄了一眼，没好气地问他，“两个案犯一个死者，三个老爷们儿，谁的脚能穿进这只三十六码的女式拖鞋？”

又不知“吹风”了多少次，12月了，一天我突然在河堤公路上发现了一滴干涸的只比黄豆粒大一点的血迹。

我异常兴奋，小心翼翼把样本送进了实验室，却见鬼一样一连三遍都测不出DNA分型。

我不死心，又把剩余的样本送到了省级鉴定机构。结果让人完全崩溃：那压根不是“人血”，是“鱼血”！我成了那个分不清人血与鱼血的法医。

就在我被现场搞得心力憔悴的时候，胜哥还在吴勇新口供的指引下，在一条小河沟里摸索了整整两天，希望能把他讲的丢进小河的钱包手机找到。可最终除了乌黑的淤泥就只有垃圾。

紧要关头，林宇的姐姐突然想起了一个关键线索：眼镜盒。她记得很清楚，林宇骑走的是她的车，车上放了一副她的眼镜。弟弟和车一起失踪之后，她才在同一家眼镜店又配了一副。

但从审讯最初到现在，吴氏兄弟根本没有提及“眼镜盒”。

这可能是一次疏忽，但也可能是案子的一个转机。

于是，我又来到案发现场，这成了我做法医以来来过次数最多的现场。日子都到12月底了，我竟然看到了这个案发现场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景色变化。

小小的眼镜盒。这种搜寻工作最磨人的地方在于，没有具体地点，只能靠着两只眼睛、两条腿，一遍遍重复。更大的不安来自谁也不知道那个被凶手随手丢下的眼镜盒，到底还在不在那儿。

那是第一次， 10个人斗志高昂。结果找了一下午，到天黑只能回食堂吃饭。

第二次，只去了3个人。

第三次，第四次，我只能拉动助手同行了。

是的，我习惯了失望，却依旧放不下期待。我心底已经做好了打算，哪怕案卷送到了检察院，只要一天没有开庭，一天没有审判，我就一天不会停止。案子破不完，坏人抓不尽，但是让攥在手里的罪犯溜走这种事，一次就够了。

一个很平常的午后，我又招呼同事一起出发，这是第23次“吹风”。

快到傍晚，正当我以为今天又会是一场徒劳时，我突然听到了同事的欢呼，我看见他跳在空中，双手上举，一只手还捏着一条不知道哪里捡来的长竹竿。这是我第一次在篮球场之外，看到这个年过三十的人跳这么高。

我丢下手里的枯枝跑了过去——

草丛中，一个黑色的小盒子静静地躺在那里。

经林宇姐姐辨认，我们找到的眼镜盒就是她当初放在摩托车上的，眼镜盒和眼镜布上清清楚楚地印着眼镜行的名字和地址。

根据口供找到的物证成了证据链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案件的所有资料在年底前如期移交到了检察院，吴氏兄弟被顺利批捕。第二年冬天，吴勇被判了死刑，吴兵判了死缓。

把档案送到档案室的时候，我在案卷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本档案之后再不用被开封，我是经手它的最后一个人。

我再不会让那样的噩梦降临人间。

可能真是我太过执念。即便找到了证据，惩罚了凶手，我脑子里还是不能完全放下。那副“白骨拼图”总在我脑子里晃悠。

我还有一个“迷”想不通。

我总觉得自己对林宇、吴勇及吴兵很熟悉，他们就像我身边的人。

最初的事发是“五一”过后的某天，林宇找到吴勇。

林宇说有人欠了他五千块高利贷，让吴勇和他一起追债，并且答应追到之后分些好处给他，“肯定不让你白忙乎。”

林宇先到广东几年，对这边的环境更熟悉，吴勇从老家过来以后，老实的他成了林宇这个老乡的小跟班，就是大哥与小弟。这次吴勇答应林宇一块要债。

忙乎了两个月，两人不管是去欠债人家里还是工作的地方，但都堵不到人，没收回一分钱。

吴勇觉得要债这事没结果，他就不想去了。

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审讯时吴勇告诉我的，就是当他看到林宇因为要不到账私自在欠条上多加了一个“0”，将“5000”改成“50000”，更觉得林宇不靠谱。

他拒绝了林宇再次一起要账的邀请，并且试着向“大哥”要点辛苦费。因为每次出门，不管是骑车加油还是吃饭喝水，都是自己掏腰包。

没想到，“小弟”收到的是“大哥”的两个耳光。

吴勇没有吱声，也没有还手，但正是这两耳光让吴勇暗下了决心。

吴勇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堂哥吴兵，两人约定在河边的小树林教训一下林宇。

那天，吴勇打电话告诉林宇，说看见欠债人在河边钓鱼，让他赶紧过来。

吴勇领着林宇走进小树林。躲在林子里的吴兵抄着刀从背后冲上去，但没等这个吴兵动手，“大哥”林宇一把推开吴兵，还给了吴勇两脚。

不知怎么，几乎一瞬间，吴勇扯过菜刀，一刀就砍在了林宇的脖子上。怕对方不死，又在脖子上割了几刀。

这就是我最初在白骨拼图中发现的骨头上的三道切痕。

杀人后，两人拿走了林宇的钱包和手机，骑上“大哥”的摩托车逃离。直到大半年后被我们抓获。

我见过不少少年，都幻想有个江湖，满是侠胆道义。现在我才想明白，这个江湖中其实只有几百块钱的争执、背后的菜刀与白骨。我想，若地下有知，吴勇一定后悔做这个“小弟”，而林宇也一定后悔当那个“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