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本文转载自上海大都市圈规划。

摘要：

上海大都市圈人口稠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创新活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长三角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本研究在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上海大都市圈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创新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制度一体化推进缓慢和跨省都市圈协调难度较大4个主要问题，最后结合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提出了经济发展展望及策略。

关键词：上海大都市圈；经济；一体化

上海大都市圈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最成熟的区域之一，其范围包括上海以及近沪地区，即“1+8”，分别是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和舟山9座城市。上海大都市圈人口稠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创新活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长三角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

01 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现状及特征

1.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现状

（1）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基础优越

其一，经济实力较强，引领作用显著。上海大都市圈是支撑和引领长三角地区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引擎，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功能区，是全国重要大都圈之一。2019年末，上海大都市圈土地总面积约5.33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7125.39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约10.79万亿元，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核心区，构成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其中，2019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为3.82万亿元，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总量规模跻身全球城市前列；苏州地区生产总值1.92万亿元，居全国重点城市第六位，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贡献接近20%；宁波经济发展提质进位，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2万亿元。

其二，城镇化水平较高，居民生活富裕。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1+8”城市平均城镇化率超过73%，最低城镇化率也超过60%，最高城镇化接近90%，上海大都市圈总体步入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GDP超过14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5万元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7万元以上，均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

其三，人口较为集中，集聚效应明显。上海大都市圈人口高度集聚，其中上海市、苏州市、宁波市等人口规模在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中居于前五位。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1+8”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人均密度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前10位；有6个城市的GDP和人均GDP居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前10位；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居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前10位。总体来看，上海大都市圈的总体发展阶段及发展水平位居长三角地区前列，协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较好。

// 表1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主要经济指标在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排序

（2）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呈梯度化发展

上海大都市圈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其内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还存在明显梯度差异，这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是上海大都市圈内常住人口遵循城市首位度分布法则。若以500万人为一个梯度，上海大都市圈内的9个城市可以形成4个梯度。其中，上海市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苏州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宁波、南通、无锡三市常住人口介于500万-1000万人之间；嘉兴、常州、湖州、舟山等四市常住人口低于500万人。都市圈内的上海城市首位度达2.26，上海市常住人口密度超过3800人/平方千米，是第二位城市无锡的2.5倍多。

二是上海大都市圈内经济总量呈现梯度分布。若以5000亿元为一个单位，上海大都市圈“1+8”市经济总量形成5个梯度。其中，上海市GDP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接近4万亿元；苏州市位于第二梯队，GDP在其余城市中的优势亦较为显著，为1.92万亿元，介于1.5万亿-2.0万亿元之间，约为上海市的1/2略多；第三梯队是宁波市、无锡市，两个城市的GDP均已超过1.1万亿元；南通市、常州市和嘉兴市的GDP介于0.5万亿-1.0万亿元之间，其中南通市已接近1万亿元；湖州市和舟山市GDP低于0.5万亿元。就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标而言，上海市居于上海大都市圈城市中的首位，是第二位苏州市的3.2倍。宁波市和无锡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在1000亿元以上，南通市、常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和舟山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0亿-1000亿元梯度内。

三是城镇化率呈现“一超多强”的特征。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城镇化率介于60%-90%之间，上海市的城镇化率在上海大都市圈中遥遥领先，城镇化率接近90%，可与发达国际城市媲美；无锡市、苏州市、宁波市和常州市紧随其后，城镇化率已超过70%，逐步迈向国际水平。舟山市、南通市、嘉兴市和湖州市虽然排在末位，但城镇化率均大于64%，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0.60%)。

// 图1 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2019年主要总量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各城市2020年统计年鉴。

（3）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之间差距呈缩小态势

一是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城市经济差距呈缩小态势。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间的经济差距逐渐减小。2010年至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有5个城市与上海的GDP差距缩小，其中湖州与上海的相差倍数缩小1.54，南通与上海的相差倍数缩小1.04，相差倍数缩小幅度超过1，嘉兴、常州与上海的相差倍数也分别缩小了0.68、0.64，各城市与上海的相差倍数平均缩小约0.5。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实力总体提升较快，与首位城市经济差距逐渐减小。

// 表2 2010年、2019年各城市GDP与上海GDP差距变化情况

二是上海大都市圈内人均水平呈收敛发展态势。上海大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人均水平指标差距不大，部分城市的人均指标已超过了上海。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内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无锡，高出第二位苏州市0.48个百分点；上海市和常州市的人均GDP与无锡市、苏州市差距不大，均位于第一梯队内；剩余的城市均位于100000-150000元之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市，已超过7.5万元，苏州市、宁波市、嘉兴市、无锡市和舟山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分布在6万-7万元之间，湖州市、常州市和南通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5万元。上海大都市圈内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也逐渐缩小。嘉兴市、舟山市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上海大都市圈内保持领先地位；除南通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以下，其他8个城市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均高于3万元。

a. 人均GDP

b.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图2 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2019年主要均量指标

资料来源：各城市2020年统计年鉴。

2.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发展特征

（1）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基础较好，各城市所处产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基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规律和城镇化水平，对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城市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判断[4]。可发现：

第一，上海第三产业发达，产业结构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地区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0.27%，工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6.9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增长至72.74%，第三产业比重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第二，苏州、无锡、常州、宁波等城市多处于工业化后期，处于服务经济和工业经济双轮驱动的发展阶段。这四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均小于10%，且服务业的比重过半，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比重分别小4.00个百分点、2.50个百分点、4.05个百分点和5.50个百分点。

第三，南通、嘉兴和湖州产业结构稳步提升，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自2008年以来，这三个城市的工业经济比重不断下降，服务经济比重稳步提升，农业经济比重降至5%以下，大致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南通市和湖州市的农业经济占比在4%-5%之间，且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2.60个百分点和6.70个百分点；嘉兴市的第一产业比重仅有2.2%，第二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第三产业，二者相差9.40个百分点。以上三个城市均表现出较好的工业经济发展，属于工业引领经济发展地区。

第四，舟山市属于工业经济不发达，服务经济主导的地区。其人均GDP高于11万元，城镇化率超过65%，但农业经济比重达10%以上，工业经济比重为27.3%，服务经济比重过半。

// 表3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各市发展阶段比较

（2）产业趋于高端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强劲

近年来，上海大都市圈高科技产业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份额逐步提高，各城市产业迈向高端化，成为支撑和引领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1+8”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近3.4万家；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均超过40%。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是上海市，达到12848家；苏州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7000家以上；无锡市、宁波市、嘉兴市中每座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2000-5000家；常州市和南通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介于1000-2000家；仅有湖州市和舟山市的企业数量小于1000家。从结构来看，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较高的城市有嘉兴市、湖州市，占比超过50%，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均介于40%-50%，舟山市的份额为37.9%，仅有上海市和宁波市的份额在20%-30%之间。“1+8”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比重在36%左右。其中，苏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最高，为53.70%；常州市和嘉兴市的份额超过40%；其他城市的比重均在30%以上。

// 表4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科技产业发展概况

（3）立足绿色发展，产业效率进一步提升

立足绿色发展理念，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的产业效率较高。相比于传统的以资源促增长的模式，如今的集约化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3.51吨，平均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为0.12千瓦时。各城市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差距不大。最高的是湖州市，其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是0.15千瓦时；最低的是舟山市，为0.07千瓦时。舟山市、上海市、南通市、无锡市和宁波市均位于平均值之下。分区域看，上海市的产业效率在大都市圈中最高；江苏省的4个城市次之，其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4.53吨，平均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为0.11千瓦时；浙江省的4个城市产业效率有待提高，其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23.90吨，平均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为0.12千瓦时。

// 表5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用水、用电量情况

3.上海大都市圈科技创新特征

（1）科创资源集聚，发展势头强劲

上海大都市圈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科技创新载体集聚，基础支撑能力较强，创新活动活跃。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等均居于上海大都市圈首位。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1+8”市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生188人。其中，常州市、苏州市和上海市的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超过210人。常州市的每万人大学生数量最高，为274人；其次是苏州市，每万人大学生数量是232人。上海市常住人口虽多，但因其拥有强大的科研系统，2017年拥有普通高等学校已达64所，在大都市圈中遥遥领先，因此上海市在该指标上亦有优势。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最低的是湖州市，2019年该指标接近95人。

上海大都市圈科技成果数量持续增长，科技创新质量逐渐提升。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专利授权量合计约为35.6万件，占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41.03%。其中，发明专利约为8.39万件，占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52.67%；平均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约为11.77件，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6.78件)4.99件。苏州市发明专利达到4万件以上，上海市发明专利达到2万件以上。

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搭建各类科创平台，为大都市圈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上海大都市圈拥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特色产业基地、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双创示范基地、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类型多样的科技创新载体，隶属于不同等级的政府部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上海大都市圈拥有1个科创走廊、1个示范区、2个国家级新区、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3个国家级高新区、2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众多不同级别、种类各异的科创平台，这些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撑。

// 表6 上海大都市圈科创平台情况

（2）研发投入较大，资金持续保障

上海大都市圈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增长趋势明显。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1+8”城市的R&D经费内部支出约3532.18亿元，约占区域生产总值的3.27%。其中，上海市2019年的R&D经费内部支出最高，超过1500亿元，是2015年的1.65倍，占当年GDP的4.00%，在大都市圈中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次是苏州市，R&D经费规模居第二位。无锡市居第三位，经费总支出均超过300亿元。宁波市的R&D经费总规模稍微落后于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的总量相近。其他三个城市特别是舟山市的R&D经费总支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R&D占GDP比重看，上海市的占比遥遥领先；嘉兴市虽在规模总量上不及其他城市，但R&D占GDP的比重位居都市圈内第二位；常州市、苏州市、无锡市、南通市、宁波市和湖州市的比重相近。

（3）创新成果颇丰，成效较为明显

上海大都市圈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产业发展活跃，在“量”与“质”方面均有较大提升。2019年末，上海大都市圈的专利授权量总计35.60万件，其中发明专利超过8.39万件，平均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约36.40件。分城市看，上海市不仅在总量和相对量上显著超越其他城市，而且在数量与质量方面亦拥有显著优势；苏州市在总量方面超前，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量在大都市圈中位居第一，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在第三位；宁波市的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上居于上海市和苏州市之后，但相较以上两市仍存在一些距离；湖州市在专利授权总量上不占优势，2019年仅有1.64万件专利授权量、1256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但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排名超过苏州市；南通市在创新成果总量、质量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表7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情况

// 表8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专利授权及拥有量情况

02 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评价及问题

1.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总体评价

（1）经济基础雄厚，处于长三角城市群领先地位

第一，经济发展实力雄厚，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上海大都市圈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域，仅用长三角城市群约五分之一土地面积，集聚了近五分之二的常住人口，创造了超过长三角二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和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GDP，构成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极。与城市群内其他都市圈相比，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地位突出。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约10.79万亿元，占长三角三省一市的52.51%。2019年南京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约4万亿元、杭州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约3.2万亿元。可见，上海大都市圈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引领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第二，人口高度集聚，人均GDP水平保持领先优势。长三角地区是中国人口较为密集地区，2019年底常住人口达2.35亿人，人口密度达到1010人/平方千米。上海大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人口集聚更为明显。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常住人口7125.4万人，占长三角地区的30.36%，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达到5.09%。目前，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密度达到1336人/平方千米，较长三角高出32.28%，人口密度高于长三角总体人口密度的近三分之一。作为衡量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上海大都市圈同样保持领先优势。上海大都市圈人均GDP为15.14万元，远高于长三角的8.75万元和全国的7.09万元，其中无锡、苏州、上海人均GDP均超过15万元。

第三，二、三产业产值占比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第二产业实力雄厚，第一产业占比较低。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61：40.73：57.67，长三角三省一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7：40.66：55.37，第三产业占比前者比后者高2.3个百分比，第一产业占比前者比后者低2.36个百分比。相较全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7.1：39：53.9，上海大都市圈第二产业占比高1.73个百分比，第三产业占比高3.77个百分比，第一产业占比低5.49个百分比。在三次产业增加值方面，上海大都市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产值分别为43934.81亿元、62209.95亿元，占长三角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54%、47.36%，占全国的比重超过十分之一，分别达到11.37%、11.64%，反映出上海大都市圈较强的第二、第三产业实力。

// 表9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与全国、长三角地区经济比较

（2）创新辐射作用显著，区域协同创新频繁

第一，科创资源集聚，辐射带动效应显著。上海大都市圈科技创新资源载体丰富，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载体，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科创中心，在长三角地区发挥着引领作用。上海大都市圈通过技术创新的输出能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能力、利用外资企业创新资源的能力以及科技相关资源的辐射能力辐射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优势促进基础领域创新研究、以金融平台引领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以双向科技飞地形式带动周边发展的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模式。

第二，区域性创新战略较多，科创活动协同发展。上海大都市圈区域性创新战略活跃，G60科创走廊、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等区域创新协调机制作用不断显现。G60科创走廊沿线包括上海、嘉兴、苏州、湖州等上海大都市圈城市，2016年上海市松江区提出，沿G60高速公路构建产城融合的科创走廊。2017年，上海松江区与浙江杭州市、嘉兴市合作建设沪嘉杭G60科创走廊，签订《沪嘉杭G60科创走廊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提出依托G60科创走廊，深化科创合作和产业对接，促进科创要素的自由流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2021年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成为促进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的重要战略。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包括上海市松江区和苏州市的昆山、太仓。2018年嘉定区、苏州市共同签订《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战略框架协议》，确定以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为重点，围绕科技、产业、资源、市场、人才等7个大类领域展开合作，合力打造协同创新核心圈。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发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借助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大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比重均超过40%，具有自身发展优势的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上海借助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大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苏州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连续11年居江苏省首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生物医药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宁波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重视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建设，磁性材料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名单。

（3）服务业与制造业齐头并进，合作空间较大

第一，首位城市现代服务业发达，为周边提供高水平服务。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首位城市，上海借助其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提供高水平服务。借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20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超过2200万亿元，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功能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为都市圈发展提供稳定、丰富的金融服务；借助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3.2%以上，商品销售总额达到14万亿元左右，贸易型总部和功能性平台加快集聚。借助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机场货邮吞吐量、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居全球第3位和第4位，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第二，制造业实力雄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上海大都市圈工业基础较好，经过多年转型升级，保持领先优势。苏州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稳居全国城市前3位。宁波工业总产值居浙江省首位，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居全国城市第一位。宁波重视产业集群培育，致力打造绿色石化、汽车2个世界级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与新兴服务4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五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关键基础件(元器件)、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文体用品、节能环保6个国内领先的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第三，优势产业各具特色，存在一定合作空间。虽然上海大都市圈各市产业发展方向与目标存在一定趋同现象，但部分优势产业存在一定差异，为区域合作提供可能。上海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发达，可为区域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苏州在生物医药、微纳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领域具备优势。宁波注重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冠军企业发展，制造业较为发达。

（4）对外开放活跃，链接国内国际窗口

第一，港口资源丰富，为开放提供便利航运基础。长江三角洲地区强大的经济腹地为港口群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支撑，也促进了港口经济的发展。上海大都市圈中的上海、南通、宁波、舟山等城市都处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范围内，构成了便利的港口群。上海港在集装箱年吞吐量保持领先的基础上，完善集装箱国际中转市场功能，提高国际中转水平和水水中转比例，提升口岸自由化程度，提供船舶租赁、航运融资与保险、航运咨询、航运指数等高端航运服务。宁波、舟山充分发挥深水岸线的优势，聚焦大宗商品转运、交易和服务功能，积极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

第二，自贸试验区集聚，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上海大都市圈9个城市中有三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面积不断扩展，先行先试政策不断向全国推广，结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一批突破性的政策措施和标志性的重大项目加快落地。苏州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获批建设并实现良好开局，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日(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昆山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口岸等稳步推进建设。宁波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片区获批后，积极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开展积极探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片区围绕国家能源保障安全，推进以油品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成为中国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

第三，重大对外开放战略集聚，开放制度创新优势明显。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战略支持对外开放，上海大都市圈还承担着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等重大开放战略任务。浦东新区进一步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为上海大都市圈开放提供制度创新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涉及上海、苏州、嘉兴等地，以高水平规划建设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长三角更高水平协同开放，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竞争能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构筑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打造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为上海大都市圈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提供重要平台与支持作用。

2.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各市竞争激烈

第一，产业结构趋同，区域间存在过度竞争。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发展条件相似，产业结构趋同明显，产业同构化竞争激烈，缺乏分工明确的产业布局规划。如各城市主导产业中，汽车、石化、电子信息等产业高度重合，苏锡常三地在经济总量中排名前五位的产业几乎相同。产业发展规划存在同样问题，在各城市”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中，8个城市都提出重点培养高端装备、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7个城市提到重点发展生命健康及生物医药产业，6个城市提及发展汽车产业，5个城市提及发展电子信息相关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等，城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重合。

第二，各市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各城市面对不同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上海、苏州、宁波、无锡、常州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处于高级阶段，面临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突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发展现代制造业问题。南通、湖州、嘉兴的第二产业仍保持领先，第三产业占比略低，产业结构处于中级阶段，面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需求。舟山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第一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比重最低，产业转型面临传统行业衰退，新兴产业支撑力不足，资源环境、发展空间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才人力比较紧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区域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医疗卫生、社保、教育等领域的区域性供需矛盾突出。

（2）创新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链与产业链有待衔接

第一，城市之间科技合作有待加强。在行政推动方面，上海大都市圈缺乏一个“政策贯通、管理协调、专业分工、利益兼顾”的区域统筹行为主体；在合作机制方面，缺乏一个“多方参与、开放共享、联合攻关、互动创新”的协同网络。部分城市创新资源丰富，但大多自成体系，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互动，在规则制定、体系建设、制度完善、平台构建、监管措施等方面开放性不够，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

第二，缺乏合理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体系。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脆弱，合作项目多局限于单一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缺乏整体协同创新，使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客观上影响了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11]。

第三，创新资源转化产业优势作用不明显。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上海大都市圈还存在科技研发机构的研发和产业体系相对独立、市场主体研发实力和动力不足问题，还未形成需求导向型的科技创新模式。此外，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金融、投资等机构参与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沟通协调仍不足，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市场的有效通道还需打通。

（3）以项目推动为主，制度一体化推进缓慢

第一，区域合作交流不充分，合作平台与专题缺乏。在现行行政体制下，上海大都市圈各市为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竞争大于合作的现象，合作与冲突并存。同时，平台建设和专题合作缺乏统筹，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致使力量分散，浪费资源，难以形成合力。

第二，区域治理标准和规范不一致。区域治理标准、管理规范协同一致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基于区域发展竞争所产生的差异化招商政策、营商环境、治理标准等，使得上海大都市圈一体化合作存在诸多阻隔。在管理制度方面，各城市部门设置不同﹑部门权限划分不清晰，阻碍协作机制的发挥。在产业创新方面，高新企业、人才资质认证标准不统一，跨区域互认存在障碍。在城市建管方面，区域内生态廊道、城际线网均不连续，综合交通枢纽衔接水平不高，城市间环境联合执法、联合共治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在社会民生方面，医疗卫生政策和养老服务标准尚不统一、社会保险异地支取和信息平台打通等制度仍待优化。此外，在部分跨区域项目的建设时序、不同事件的执法自由裁量尺度等方面还存在不一致情况[9]。

第三，区域合作仍以项目为主，制度性合作缓慢。上海大都市圈区域间共同推进的项目较多，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的小洋山开发、G60科创走廊建设、上海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合作项目多为两地或多地为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共同发展目标为基础，共同推进的具体项目。在制度性合作中，除少量共同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事项与领域外，缺少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制度性合作体制机制。

（4）上海大都市圈为跨省际都市圈，协调难度较大

第一，跨省合作难度较大，行政区经济仍明显。上海大都市圈是一个复合型行政区域，与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相比，上海都市圈跨两省一市，经济运行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更为明显，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生产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之间的发展规划缺乏统筹衔接，没有从全局出发实现各城市之间的通力合作。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各市政府还存在片面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的现象，合作与冲突并存。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缺乏特色，经济运行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往往竞争多于合作，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缺乏紧密的区域内经济联系。

第二，圈内城市间合作与交流整体推进不平衡。一方面，各市发展阶段相同，都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另一方面，各城市在产业协同方面只局限于承接上海的辐射效应，而对发展与大都市圈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认识相对滞后；在合作办法、模式、机制上，原有的习惯思维未能有大的突破；在合作着力点上，各市总是过多地寄望于生产要素只有利于本地发展的单边流动[5]。

第三，圈内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阻碍大都市圈整体发展。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与路径，并取得一定成效。相对而言，上海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的沟通协调机制缺乏，不仅外界缺乏对上海大都市圈的整体认识，圈内各城市也未形成协作发展的主动意识。

03 “十四五”时期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展望及策略

1.“十四五”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展望

（1）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经济赋能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需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创新为战略支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此，上海大都市圈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切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第一，高质量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相互促进。未来发展中，上海大都市圈要以更高质量一体化为目标，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具体而言，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上海大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内涵不断丰富，紧紧抓住更高质量依托。一是动能+。由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转为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低附加值产品转为高附加值产品，模式或工艺不断创新赋予经济更强动能；二是联系+。形成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体系，为大都市圈的高水平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基础支撑；三是文化+。基于相似的文化背景，构筑特色民族文化。四是生态+。因为拥有众多的湖泊，上海大都市圈地貌呈现破碎化，统一开发和共同治理成为重要措施。五是制度+。搭建一体化的平台，以体制机制创新提供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第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城市发展目标。从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城市“十四五”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能发现各市的发展目标均未停留在强调经济的增速上，以更大的篇幅侧重追求高水平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以期形成循环可持续的发展。在上海大都市圈的“1+8”市中，上海在都市圈内继续发挥龙头带动、开放先行、全面服务区域作用，在更大范围内协调空间资源承载国家战略，引领长三角城市群成为全球中有更大影响力的区域；周边城市依据自身特有优势，与核心城市相互配合，协同发展，形成相和谐、共进步的局面。

（2）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成为各市经济发展新动力

第一，从省级层面上看，各市均将联动协调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深入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至“十四五”期末，上海市将进一步发挥核心城市功能和龙头带动作用，深化跨区域多领域的相互合作，努力形成长三角共性与个性相得益彰、合作与竞争相互促进、集聚与辐射相辅相成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江苏省将主动服务、积极支持上海发挥龙头作用，加强与浙皖战略协同，明确区域联动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跨界区域共建共享三方面的重点任务；浙江省将基本形成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科创产业、城乡区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

第二，从城市层面上看，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成为各城市的主要任务。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协同发展逐渐显现出其巨大的优势，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城市在各领域上相互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弥补因资源不均产生的短板，从而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生产效率，使得各城市在相互合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动力。协同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亦能加快更具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转变以资源促发展的模式，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梳理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不难发现各城市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治理、产业协同发展、经济联动发展等多方面着手，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硬件的互联互通，也包括搭建打破行政边界的多领域的合作平台和通道，更包括跨区域政府的合作。

（3）上海大都市圈区域协同深化双向互动推进

第一，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由单向联系转为双向互动。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城市规划尝试探索跨区域合作模式和方法，以期实现跨区域的协同发展。其中，上海市走在前列。2016年8月22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草案）》公示，提出上海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突出同城效应。把在交通通勤、产业分工、文化认同等方面与上海关系更加紧密的地区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范围，积极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同城化发展。2017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了上海至2035年以及远景展望至2050年的总体目标、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不仅为上海未来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更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

第二，各城市关注跨区域的双地以及多地合作。推进与沪合作以及周边城市合作，成为各城市“十四五”开启现代化征程的主要抓手。如，苏州市将打造融入上海先行区，推动沪苏跨界合作取得更大实效；无锡市将主动接轨融入服务上海，成为上海发挥核心辐射功能和龙头带动作用的重要支点；常州市将努力打造上海和南京都市圈联动发展门户，推动沪宁合产业创新带建设；南通市将在深度融入苏南发展板块的同时，深度对接上海协同发展；宁波市努力引领建设浙江大湾区，做实做强宁波都市区；嘉兴市继续推进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与沪、苏共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湖州市对接上海和宁波，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和宁杭生态经济带的建设；舟山市与沪合力打造海上合作示范区，与宁波共同升级港口一体化建设。

3.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协同发展的思路与策略

（1）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

第一，合理规划区域产业布局。根据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优势条件和产业定位，加快产业的区域合理分工与布局，形成基于价值链的产业垂直分工与技术水平分工的经济格局。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区域创新中心的作用，加强基于创新的产业联动，带动区域产业能级的提升，增强地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等多个角度设置政策，促进科技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健全创新产品和服务优先采购政策，实施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首购、订购政策，促进创新产品规模化。制定上海大都市圈创新产品推荐目录编制办法，对目录内首次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和科技，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首购产品的供应商；对政府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和技术等，可以采取战略合作形式，通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研究开发和生产机构；对于研制和使用首台高端智能装备，实施政府激励和示范应用政策[6]。

第三，打造协同创新产业发展走廊。积极参与G60科技创新走廊，上海、嘉兴等城市借助科创资源集聚、科创人才汇聚、科创平台多元化优势，促进科技产业集群发展。打造G50绿色发展走廊，从上海浦东发端，经青浦向皖南地区延伸，发展绿色休闲旅游，建设特色小镇，成为“两山”理论的实践示范区。打造G40高端智能制造走廊，从嘉定、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一直延伸到安徽，与皖江经济带相衔接，着力发展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

（2）提升上海大都市圈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联动发展。充分发挥上海大都市圈开放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促进上海大都市圈进一步开放。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度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手打造服务“一带一路”企业走出的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和新加坡共建园区模式，总结提炼海外园区在投资、建设、招商、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接上海在法律、金融、人才等方面的服务优势，联合建立苏沪“一带一路”海外园区服务平台，并以海外园区合作为切入点，打造上海大都市圈新一轮对外开放合作抓手。

第二，借助自贸区建设联动发展。一是借助上海、浙江、江苏建设自贸区的契机，推动跨省自贸区联动发展，进一步提高上海大都市圈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上海自贸试验区与浙江自贸试验区、江苏自贸区的沟通协作，提升自贸区开放程度、便利化水平，共同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发挥其“境内关外”特点对国际中转、产业升级的作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发挥上海大都市圈自贸区网络优势，将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率先推向上海大都市圈，打造统筹沿海、沿边、沿江和沿陆开放，促进形成对内对外开放联动的协调发展示范区。二是启动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建设与沪浙自贸区联动。可以把大小洋山开发纳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与临港新城及产业区形成海陆互动，为扩大上海自贸区和未来上海自贸港的空间规模，更好发挥上海自贸区和未来上海自贸港的经济作用提供重要示范；未来还将更有利于实现自贸港“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管理要求。

第三，发挥虹桥国际商务枢纽主体功能。虹桥商务区是上海“十四五”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重要承载区之一，通过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打造国际开放枢纽。通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加强上海、苏州、嘉兴等城市的互动，以开放合作促进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3）深化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协同制度创新

第一，建立区域创新协同机制。以利益共享为动力，着力政策创新，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创新。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在策源地外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产业化基地，打通研发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千米。率先在上海大都市圈建立高科技创新产业领域税收分享机制。通过税收共享推动都市圈科技成果等创新要素城市间自由流动，打破政府间行政壁垒限制。推进考核机制改革。建立监督和约束机制。建议都市圈各城市承诺提供区域内所有成员以“市民”待遇，合作方有权对合作项目全过程中任何有地方利益倾向的行为进行监督、质疑。将跨区域考核纳入各市区行政考核。规范和完善区域合作法律、法规，禁止企业在区域内的恶意垄断行为。

第二，以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上海大都市圈地区经济发达、创新资源集聚，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有条件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打造多个创新联动示范区。依据地理区位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优势和特征不同，在上海大都市圈其他城市建立接轨上海的示范区。如嘉兴和南通已经明确要着力打造成为接轨上海的示范区。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等多个角度设置政策，促进科技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建立财税共享机制。产业分工合作成为区域合作的难点，主要源于行政区的税收制度。为此建议基于利益共享、双方共赢的理念，建立跨区域的税收共享机制。确立保障存量、拓展增量、属地化激励的税收共享机制基本原则，确定利益共享的年限与分配比例，破除创新成果转移的保护机制，在上海大都市圈内率先建立创新地(科研技术成果研发地)与产业地(科研成果产业化投产地)的税收共享机制，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4）建立上海大都市圈合作机制

第一，研究制定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项目，开展协同创新路径，推动改革试点经验复制共享等研究，以上海大都市圈区域合作基金为抓手，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推进。

第二，完善上海大都市圈区域合作体制机制。结合长三角城市群“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的区域协同治理经验，在上海大都市圈进一步突破，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行业、企业参与的区域协同机制。建议建立上海大都市圈信息通报机制和备案机制，以有效整合资源，使上海大都市圈合作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

第三，统筹制度设计和安排。按照“政府导向、市场运作”的体制创新要求，突破按行政区划管理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障碍，用新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推进并支撑上海大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是从具体领域出发建立制度一体化，如淀山湖生态环境保护和补偿机制、创新地与产业地深度融合机制等，成熟一套推广一套制度体系。二是加快各市区制度性开放，推进标准、规则、资质的相互认定。在长三角区域内沪苏浙三省市已开始进行了省际职称标准的互认、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资格互认的基础上，加快对都市圈各城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创新人才标准、行业标准等的互认，促进区域资金、技术、人才以及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

第四，以国家战略促进都市圈合作。上海大都市圈内肩负着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世界城市群等多个国家战略，要以共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为抓手，促进大都市圈跨区域合作。基于国家战略要求和上海大都市圈自身发展需求，通过大小洋山港联动开发、东方大通道规划建设、自贸区联动发展、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上海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国家战略相关项目建设，促进上海大都市圈的合作发展。

参考文献：

[1]程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开发区产城融合研究[D]. 浙江: 浙江工商大学，2018.

[2]迟福林. 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 行政管理改革，2017(02).

[3]郭朝先.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问题与未来高质量发展对策[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50-59.

[4]黄群慧，李芳芳. 中国工业化进程(1995-2015)[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课题组. 后世博效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联动研究[J]. 科学发展，2011(5)：25-49.

[6]李娜. 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J]. 上海经济，2018(3)：138-141.

[7]李娜，张岩.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立财税分享机制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 上海城市管理，2020(4)：38-43.

[8]李湛，张彦. 长三角一体化的演进及其高质量发展逻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5)：146-156.

[9]王丹，彭颖，柴慧，等. 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区域合作机制思路及重大举措[J]. 科学发展，2020(9)：64-70，25.

[10]郁鸿胜.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研究[C]. //2010昆山.中浦长三角高层论坛. 2010：165-170.

[11]致公党中央调研组. 探索上海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有效途径[J]. 中国发展，2009(5):10-13.

主编：

熊 健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副主编：

孙 娟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

屠启宇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作者：

李 娜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张 岩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夏 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上海大都市圈规划 注明：本公众号转载文章仅用于分享，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后台联络授权或议定合作，我们会按照版权法规定第一时间为您妥善处理。

微信编辑：一米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