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代持股权为由，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不是股东，可行吗？

合伙指南| 作者：李立律师

这是李立律师博客和合伙指南公众号第945篇文字

以代持股权为由，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不是股东，可行吗？

一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周某，看着就觉得她很心烦。她很可能感到，手里持有的甲公司股权，像嚼过的口香糖，粘在手里怎么也甩不掉。

因为不甩掉这个股权，她就必须履行股权对应的出资义务。

为了甩掉这个股权，先后打了两场官司。

先是让另一个人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去打官司请求确认周某手里的甲公司股权是隐名股东的，法院一审支持，二审翻案驳回。

然后自己上阵，以代持股为理由，请求法院判决自己不是甲公司的股东。法院又是一审支持，二审翻案驳回。

在说案件之前，我先聊一聊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是上海某法院的一篇类似法官优秀事迹的新闻稿，看了之后，除了对这位法官表示尊敬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代持一旦沾上就很难甩掉。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已经能感受到这种困难了：《代老板持股惹官司，几经辗转法官找到关键性证据……》。

这篇新闻稿介绍的案情大致是这样的：

夏婷和刘芳是两个年轻姑娘。2012年和2014年，她们先后进入李伟的创想公司上班，夏婷担任财务，刘芳担任销售经理。她们和李伟原来就是同事，后来李伟出来创业，二人也就跟着他出来了。
2014年，李伟提出需要再开两家公司，就找了夏婷和刘芳帮忙持股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续开设了创意公司和创智公司，李伟担任两家公司的监事。二人想着只是帮忙而已，均未与李伟签订代持股协议。
可是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公司欠债越来越多，许多客户到法院起诉创意公司和创智公司。刘芳作为法定代表人还被限制了高消费。
这时，夏婷和刘芳害怕了，她们找到李伟，要求把两家公司的法人转回给李伟。李伟表示等到4月份就转。
当然，李伟没有兑现4月份转法人的承诺。
于是，夏婷和刘芳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她们与李伟的股权代持关系，将公司股东变更为李伟。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没有书面股权代持协议，也未实际缴纳过注册资本，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夏婷和刘芳的主张，驳回了她们的诉讼请求。

到了二审，亏得主审法官愿意主动进行大量的调查，才将案件翻了过来。知道二审法官花了多大的精力吗？夏婷和刘芳说，2019年李伟曾以夏婷和刘芳职务侵占为由报案并在公安机关做过一份笔录。二审法官决定要去看看这份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为了看这份笔录，我花了大量的精力：

拨打了当时制作询问笔录的承办警官座机，但是一连好几天，都无人接听，联系总机，才得知承办警官出外勤，两周后才回来。
然而，两周后，再次拨打承办警官电话，还是无人接听，原来承办警官因工作安排延迟归队。
她又询问工作人员，怎样才能查到笔录，对方回复，一定要有受理案件的案号。
可是夏婷和刘芳并没有这个信息，是李伟报的警，还是得问他。
又联系李伟这方，表明需要提供报警的详细信息。在多次充分释法明理下，李伟这方终于提供了案件接报回执单。通过这份回执单，再次拨打经侦支队电话，经过查询，确实有这个案件。
第二天一大早，申智就携带工作证、介绍信来到了位于金山的经侦支队。果然，在这份询问笔录中，法官看到上面明确记录着李伟称“创想、创意、创智三家公司的实际经营人都是他本人，夏婷和刘芳是挂名法定代表人，她们没有实际出资，这三家公司其实是一套班子在运营”的陈述。
法官立即向经侦支队提出调取笔录的申请。根据经侦支队规定，调取笔录要履行相应手续，因故当天无法拿到。
在经侦支队的大力支持下，几天后，法官再次驱车前往，成功调取了这份笔录。

说实话，我看了上面这些报道内容，感觉到这些当事人还是挺绝望的，因为不可能都遇到愿意花这么大精力主动调查的法官。从法律规定来说，民事案件，法官本来就没有这方面主动调查取证的法定义务。是否启动调查，是法官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所以，假如没有经验又无专业人员指引的前提下，最好不要去做代持股权的事情，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现在，回到主题里那个案件。

二

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不是甲公司的实际股东。

2013年8月21日，甲公司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登记的股东信息为A公司认缴出资375万元、周某认缴出资125万元。甲公司工商备案登记章程系2013年6月2日章程。章程第五条载明A公司认缴出资375万元，于2013年7月1日缴纳出资150万元、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纳出资225万元；周某认缴出资125万元，于2013年7月1日缴纳出资50万元、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纳出资75万元。

2014年4月28日，甲公司（协议方一）、A公司（协议方二）、B厂（协议方三）、高某（协议方四）共同签订一份《甲公司股东间协议》，载明，1、根据2013年4月28日合作框架协议书，甲公司以支付知识产权形式付给高某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50万元,该款项实际包含内容如下:1.1、B厂现有生产设备，价值35万元设备；1.2、超细丝加工技术,价值15万元……。2、在甲公司完成支付上述50万元后,B厂及高某个人所拥有的清单设备,知识产权等随之转让给甲公司所有。双方确认上述款项相当于退回甲公司成立时高某儿媳周某所支付的50万元注册资本金，而改成以其拥有的所有生产设备和技术出资占甲公司25%的股份,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4、双方确认,甲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同时,所有设备和技术都归甲公司……。5、至此，完成甲公司资本、设备、知识产权的完整组成。A公司以150万元的现金出资占甲公司75%的股份,高某以B厂及高某现有的设备和超细丝加工技术出资占甲公司25%的股份，实际由其儿媳周某代持。双方按比例享有甲公司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6、如此协议与有双方之前签订协议有冲突,双方确认以本协议为准。

根据上面这份协议的内容，周某所持的甲公司25%的股权，确认是为高某代持的。

周某系高某之儿媳。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虽然周某、高某、高某之间系亲属关系，但各方均为独立的自然人主体。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基于当事人的协议、公司章程、法律规定的其他要素等综合认定，不能仅基于亲属关系或事实上的利益关系来认定或混同某一方的股东资格。甲公司基于高某与周某利益一致而否认其代持关系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甲公司主张周某被任命为公司董事，通过高某参加董事会议可以印证其股东身份的观点。由于董事身份的获得不以具备股东身份为前提，因此，周某是否作为甲公司董事，或是否以董事身份参与经营与其股东资格的认定无关涉。
关于周某以股东身份向甲公司提起知情权诉讼是否系对其股东资格的自认。对此，周某已经作出合理解释，系为了避免高某作为隐名股东在行权过程中遇到障碍，故周某直接以登记股东名义提起了诉讼。并且，该案中周某也已经要求甲公司向高某履行相应义务。因此，甲公司关于周某提起知情权诉讼系对其股东身份自认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于甲公司主张周某出资义务为125万元，而其为高某代持的出资仅为50万元，剩余出资款不存在代持关系。对此，从时间顺序来看，公司设立前的《合伙框架协议书》约定了甲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周某代“高某（含B厂）”出资50万元，占25%的股权。之后，甲公司设立时章程约定以及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均为500万元，记载的周某出资义务也为125万元。故各方对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还是500万元存在争议。然而，甲公司的设立是在2013年8月。各方在公司设立后的2014年4月28日重新签署的《甲公司股东间协议》又对股权比例进行了明确确认：第2条“退回甲公司成立时高某儿媳周某所支付的50万元注册资本金，而改成以其拥有的所有生产设备和技术出资占甲公司25%的股份”、第5条“至此，完成甲公司资本、设备、知识产权的完整组成。A公司以150万元的现金出资占甲公司75%的股份,高某以B厂及高某现有的设备和超细丝加工技术出资占甲公司25%的股份，实际由其儿媳周某代持。”上述内容已经明确了甲公司100%的股权的构成，即为A公司占75%股权、周某代持高某及B厂占有的25%股权。周某并不单独占有甲公司的股权份额。该协议第6条还明确约定了此协议与有双方之前签订协议有冲突,以本协议为准的内容。故在公司设立之后，无论各方对注册资本是否存在争议，各方对股东的股权比例是明确确认的。因此，周某认为其名下甲公司25%的股权全部为代持的事实，有协议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周某不是被告甲公司的股东。

甲公司上诉，二审法院判决推翻了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周某系甲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之一，甲公司章程以及其他设立文件上均有周某的亲笔签名，构成认定周某系甲公司股东的法定要件。被上诉人周某认为其名下股权实际系代高某和B厂所持，因此要求确认其不是甲公司的实际股东。由于股权代持关系系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仅对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之间发生效力，不能对抗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人。对其他股东以及案外人而言，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周某作为甲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不存在其股东身份系他人伪造或者冒名的情形下，其直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况且，我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也赋予了公司的实际股东通过诉讼的方式确认股东资格的救济途径。一审法院认定周某并非甲公司股东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甲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某某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周某一审诉讼请求。

三

上面这个案件，一审和二审的意见不同。二审的观点和逻辑，目前是主流。

周某手里的甲公司股权后来仍然没有甩出去，以至于后来又被甲公司起诉要求其实缴出资，法院判决甲公司胜诉，周某被判缴纳75万元的出资款。

代持股这件事情，虽然看上去很轻巧，既不用通知其他股东，也不用办理变更登记，两个人签订个协议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它并不是个好工具，其内在潜藏的不确定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