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谭甫仁遭枪杀事件：保卫森严的军区大院，凶手是如何得逞的？

1970年12月31日22时，位于当时昆明军区大院内，原战俘管理所进行隔离调查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自杀身亡。

切莫觉得这位新中国的军区干部，以如此方式结束生命，是在做最后的抗争，要知道，就在他自杀的半个月前，开国中将谭甫仁不幸成了枪下亡魂，而这悲剧的发生，罪魁祸首就是王自正。

在这一案件尘埃落定之后，很多人一度认为，开国中将谭甫仁的被枪杀，恰恰因为当时他的警卫员临阵失职有关。

倘若两人能在第一时间，冲出房门与王自正搏斗，案件的结局一定会改写，事实上，如此论断，看似正确实则片面。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看似案情明朗的背后，却有着诸多盘根错节的、更让人匪夷所思的原因存在。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高级将领被害事件，这令人发指的事发生在和平年代昆明军区大院的枪响，似乎在告诫着国人：安逸的年代里的彻底放松警惕，就是悲剧的开始！

最近的人也是最深的隐患

谭甫仁是我国开国中将，出生于1910年，广东仁化人，去世前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谭甫仁

他是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英雄，身经百战，抗敌无数，最后却牺牲在和平年代中，不免令人惋惜又悲痛。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四点多，守备森严的昆明军区大院，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枪杀事件：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双双被害。

当秘书处接到谭甫仁警卫员的电话时，不免惊呆了，但很快反应过来，赶紧联系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

当谭甫仁及妻子被送入医院时，为时已晚，王里岩当场去世，谭甫仁因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四点去世，享年60岁。

谭甫仁枪杀事件，第一时间上报中央领导，周总理直接下令：“火速组织抢救，抓紧时间破案；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门派人协助”。

在军委军区大院发生此等惨案，专案组不由得第一时间，将怀疑的目光目光投向机关内部，重点搜索盘查大院住户。

经过调查组详细调查取证，最后锁定嫌疑人，为正在隔离审查的王自正。

1970年12月7日凌晨四点左右，王自正从隔离区偷溜出来，作为保卫科副科长，他对于军区保卫科，可谓是了如指掌，一出来直奔保卫科盗取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

谭甫仁夫妻，居住在军区大院的中央最显眼的位置之一，谭甫仁很快便找好路线，快速实施他的暗杀计划。

谭甫仁作为军区重要领导人，按道理说会有警卫员近身保护，但他却死得悄无声息，就连凶手，也是后期调查后才抓住的，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原来谭甫仁确实是配备有五名警卫员，但是非常巧合的是，在事发前半个多月，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全军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号召，他的三名警卫员，被抽调去进行“千里野营拉练”。因此，案发时，谭甫仁身边仅有两名警卫员，来保护他的安全。

或许是时代环境影响，也或许是和平年代让他们放松了警惕，这两名警卫员没有站在岗位上进行保卫任务，而是在谭甫仁所居住的42号楼门口西侧的宿舍内睡觉。

如此，看似防卫严格的军区大院，武装警卫形同虚设，王自正如入无人之地的顺利潜入楼内，实施暗杀计划，同时不惊动任何人的回到隔离区。

王自正进入42号楼，第一时间发现了王里岩，向她逼问谭甫仁下落，未果后开枪打穿她的心。

谭甫仁睡梦中听到枪声，以为是错觉，但想了想还是决定下楼看看情况。

当时的他没有想到，在守卫严格的军区大院，会有人持枪行凶，所以并未携带武器下楼，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他自然难敌持枪的保卫科出身的王自正，最后身中五枪而亡。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军区大院重要领导房中传出枪声，居然没有引来援兵，就连警卫员也没有出现保护领导安全，更是没能及时抓住凶手，整个军区恍如无人。

经过调查后才发现，原来谭甫仁的那两位警卫员其实有听到枪声，但因为害怕，他们便躲在房子里不出来，眼睁睁的看着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死于非命。

可怜一代英雄，没有牺牲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中，却死在了和平时期，守备森严的军区大院自己的住所中。

谭甫仁夫妻

谭甫仁的警卫员玩忽职守，没有坚守岗位，坚守职责，在一定程度上给凶手一定的“便利”。

而凶手王自正，利用职务之便利，悄无声息地杀死军区一号首长，手法狠辣，计划缜密，令人毛骨悚然。

潜藏在军区大院的真正毒瘤

很多时候，危机往往来自于内部，令人防不胜防，毕竟“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任谁也无法想象，自己以为最安全的家中，居然危机四伏。

谭甫仁致死也不敢相信，自己信赖的部队，委以安全重任的保卫科副科长，居然会成为结束他生命的人。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富农出身。

1947年7月，国民党占领豫北，当时曾一度发生地主还乡热潮，他们倒行逆施，反攻农民，同时将河南省黄县武拐村的武委会主任枪杀，王自正也在其中。

后来，随着战争的白热化，我军逐渐取得上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在我军获得大胜利后，王自正担心会被“秋后算账”，于是改头换面，更名为王自正，伪造简历，混入解放军中，一待就是二十几年。

他在部队的伪装极为到位，在大家看来他沉默寡言，成熟稳重，也由此得到了领导的信任。

再加上他工作时表现的积极性，他在部队的发展极为顺利，很快就从战士提升为干部，然后调入昆明军区保卫部担任一名保密员。

1970年初，王自正凭借平时的优秀表现，被提为保卫科副科长。

这么多年来，为了安全起见，王自正很少跟家人联系，但偶尔的联系，也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六七十年代时，我国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武拐村当年发生的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也被揭露重新调查。

在调查中，偶然有人得知王自正混入部队，曾多次写信举报，但因为他改名改了个人信息，总是得到“查无此人”的结果。

但是，武拐村公社的办案人员却不肯放弃，执著追查，终于让他们查到有效信息。

1970年4月，武拐村公社的办案人员查得王自正，曾用“昆明靖国新村50号”这一地址写过信件，于是他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发送检举信。

经过一番波折，举报信最终按照他们的计划，寄到了云南省革委会。

几经辗转，这封举报信落入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手上。

雷起云拿到举报信后非常重视，立刻安排成立专案组，由陈汉中负责，对信中所言之事进行详细核查。

在调查取证的同时，他们先将王自正控制起来，暂时隔离在西坝俘管所。

正所谓“恶胆边生”，可能是因为预感到了此事将不会善了，王自正便打算报复部队以泄心头之恨。

他先是罗列了几个报复人员名单，如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但后来他认为：“不如杀害谭甫仁，影响更大”。

于是，他将谭甫仁作为第一个“猎物”，杀害谭甫仁后，原本想继续杀害军区保卫部陈汉中科长，但幸运的是陈汉中科长，刚好出差外地躲过一劫。

王自正是保卫科副科长，他的本职工作是保卫军区领导的安全，但他却利用职务之便，行悖逆之事。

原本该是作为守护者存在的人，却成为了刽子手，将自己手上的守护枪，对准了自己最该保护的首长，这不免令人深感悲凉。

这一宗案件震惊全国，毕竟一代将军悄无声息死在军区大院，实在匪夷所思。

更令人诧异的是，凶手居然是一名正在被严格看守的，处于隔离审查期的保卫科副科长，而且暗杀后他还能“安然身退”。

直到12月31日凶手才露出马脚，引起专案组的关注，对他进行详细调查取证，最终才确认真凶。

在调查案件起因经过时，我们才发现，“一颗螺丝钉”对于整件事情的发生，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就好像一只蝴蝶能“引发”龙卷风一般，往往人为的小事反而酝酿出来惊天大事。

就是因为看守王自正的一名战士，“习惯性”的拖延症给了王自正可乘之机。他观察发现每次换岗，那名外号“小迷糊”的新战士，必会迟到几分钟不等，于是便利用这一空隙悄无声息地离开西坝俘管所。

而他在部队的工作经验，更是为他案件的完美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他熟悉保卫科的枪支保管情况，也知道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如何打开保管枪支的柜子，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顺利拿到武器。

在守备森严的军区大院，去暗杀一位军政大员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但对王自正来说却好似显得格外简单。

他巧妙利用了当时部队出现的一些“玩忽职守”的状况，以及自己对军区大院的了解，很容易地就避开了关键点的哨兵，翻墙而入。

最后来到谭甫仁所在楼房，又刚好遇上警卫人员“大减”，余下的两位警卫员，亦是偷懒且贪生怕死，这些因素为王自正的成功作案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还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王自正多年的伪装和部队工作经历，让他对部队极为熟悉，而且当局对他不够防备，以致他能顺利从隔离区偷逃出来顺利作案。

正所谓“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瓦解”，最危险的存在，也是潜藏于内部的敌人。

是巧合亦是必然，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存在。

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的巧合都有其必然的因素存在。

谭甫仁作为一名战功赫赫，极为重要的开国将领，却因对于细节的忽视而失掉了性命。

他的死，正好印证了那一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如果不是警卫员的临阵失职，或许谭甫仁，不会以如此方式牺牲。

他如果还活着，相信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尽职尽责，多次深入部队、群众走访调查，作出一系列促进云南发展的有力措施。

谭甫仁

在谭甫仁的带领下，云南逐渐恢复生产，人民的生活也逐渐有了指望。

谁曾想，就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下，他却被残忍地杀害了。

他死后，新华社发表文称赞他“一生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和平年代，我们难以想象一位有着卓越功勋的将领，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然而一切就是如此戏剧性，因为警卫员的毫无居安思危意识，也因为他们的失职，导致本该最安全的军区大院，发生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

或许在大背景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胜利就是结束，对国内形势过于乐观，失去了对危险与生俱来的警惕心。

所以在守卫森严的军区大院，也格外松懈，令大院守卫形同虚设，为“犯案者”提供便利。

开国将领谭甫仁用生命为代价，警戒世人，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人都不应该失去该有的警惕心，“居安思危”应成为一种行动，而不只是号召。

事实上，当年有关谭甫仁被害的案件，不光引发了举国上下的震动，还让很多人的命运改写，最悲惨的，就要属当时的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

这位曾是抗战英雄的干部，将这一案件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耻辱，于1971年初，因精神崩溃自杀。

除此之外，当年甚至有人将这起案件，与动荡年代其他居心叵测之人挂钩，捕风捉影之下，无辜的人们倍受牵连，本该有的警示却被世人盲目地忽略。

直到1978年7月，案件尘埃落定，起因回到事件本身，如若不是当年军区大院内保卫人员的失职，以及和平年代里人们的放松警惕，王自正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如此轻易得手的。

可惜的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开国中将谭甫仁，不曾因战乱殒命，却含恨死在了和平年代，他终究是国人心头重重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