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包玉刚捐款1000万美元，提一特殊要求无人敢接，邓小平：我接

1978年的国庆节前后，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格外忙碌。作为当时北京最好的涉外饭店，忙碌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但今年的忙碌，与往年相比，多了一丝“窘迫”。

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北京饭店接到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准备一个套间接待从香港过来的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

这个任务是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亲自下达的，尽管北京饭店房源紧张，但仍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任务。

那天晚上九点，包玉刚一行人下了飞机直奔北京饭店。可是刚到那里，包玉刚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

除了他和夫人以外，其他人都无法入住北京饭店。

因为，饭店里面实在没有房间了。

可能是这样的窘境给包玉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两年之后，包玉刚拿着张一千万美元的支票再到北京。

他希望能将这些钱交给国家旅游总局，建一个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

船王包玉刚为了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愿意捐赠1000万美元。这本来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好事情，他的爱国之举也让很多人倍感欣喜。

然而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导致许多人心存疑虑，社会各界因此而争论不休。因此，包玉刚1000万美元的支票硬是没人接。

就在众人犹豫不决地时候，得知这件事情的邓小平，立刻拍板决定。

包玉刚到底提出了怎样令人为难的要求？邓小平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又将作何决策？

一、受父亲影响，走上船王之路

1918年，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包兆龙给他取名起然，字玉刚，这自有一番深意。

“起”字是包家的辈号，永不停顿的动词，“然”与古代的“燃”字同义，表示火在燃烧。“起然”预示着这个降生人间的小生命，像一堆火一样越烧越旺。

父亲又希望他长大后能洁身自爱，刚直不阿，象白玉般清白，故赐字为玉刚。

父亲包兆龙治家很严，待人却和蔼可亲，办事一丝不苟又很公道。他秉性刚直，不喜阿谀奉承，自立自强，凭本事吃饭。

包玉刚也继承了父亲的秉性，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父亲对他特别喜欢。当然，父亲对儿子的喜爱往往并不是溺爱，更多的是表现为严厉的管教。

包玉刚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诫子女们：声誉和信用是为人之本。人生在世，不义之财不能取，切记！这在包玉刚幼小的心田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父亲包兆龙还给孩子们讲太祖父的故事，太祖父曾拾金不昧又不收酬谢，对方被他的人格打动遂邀请他一起经商。

父亲教育他们要向太祖父学习，像白玉般光洁照人，清清白白地做人。

父亲的这些教诲深刻地影响了包玉刚，他长大后，就很喜欢白色，在他的办公室及会客厅里，都铺着奶白色的地毯，乳白色的台布，冬天则喜欢插上几支雪花似的腊梅花。

包玉刚也一直非常感激父亲把他送进素以教学质量优良而著称的镇海名流学校——叶氏中兴学校求读。

而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刻苦好学，品学兼优，为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包玉刚也有行为不当的时候，受过父亲的痛斥。但也正因为这件事，他更加感激父亲的教诲。

那一年，包玉刚刚15岁，从中兴学校毕业出来，开始独立的学艺生活。三年徒弟四年伙计，这是旧社会学生意的必经之路。

父亲为了培养他的独立人格和生活能力，托朋友带他到宁波学做生意，闯荡码头。

当时社会上赌钱成风，到了宁波便有人拉包玉刚下赌场。

包玉刚不谙世事，非常天真，就被别人轻而易举地“骗”进了赌场。

那些人先让他得点甜头，尔后把他学生意积聚起的钱全部骗光。很快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包玉刚战战兢兢走进家门，父亲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啪啪打了他两记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他。

包玉刚老老实实跪在父亲跟前，声泪俱下地认了错，发誓说：“爸，我错了。原谅我这一次。从今往后，我再不和这些人来往。我兢兢业业做事，不干出一番事业来，决不回家。”

父亲是仁慈的，看到儿子知错就改，心里说不出的喜悦。他耐心开导儿子，讲做人之道，立业之本。然后把儿子送往昆明学做生意，以后又接回上海带在身边。

包玉刚完全接受了父亲的教育，并将其付诸实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保持着严谨勤奋的工作作风。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包玉刚的商业天分也逐渐显露出来。37岁那年，包玉刚看到了航运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然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当时的船主都喜欢短期租借船只并签订合同，按单次运输收费，因为这样租金较高。

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等，都是这样做的。

而包玉刚与他们不同，他宁愿少赚钱而不冒太大风险，他宁肯以较低的租金把船长期租出去，做到薄利长租。不得不说，这是放眼未来并谋求长期稳定收入的一种经营方法。

可他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不被人理解，曾被一些人讽刺为初出茅庐的傻瓜，在那些同行的眼里，包玉刚一点经商的诀窍都没有。

包玉刚不以为然地说：“我做事同别人不同，我不想图一时之快，还是细水长流要好得多。”果不其然，时间一长，这样长租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他这种经营方式表面看来似乎一时利润不大，但却可长期稳稳当当地获利，也不担风险。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由于运河关闭导致海运业十分兴盛，很多人插足其中，还劝包玉刚也趁机大捞一把。

但独具慧眼的包玉刚，并没有赶这趟浑水。他仍然按照之前的方式为老雇主运货，避免与实力雄厚的西方船主直接竞争。

战争结束后，西方大批商船闲置了起来，而包玉刚因之前一直稳扎稳打，因此他的船只丝毫不受影响，业务仍然蒸蒸日上。

包玉刚不贪大求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后来居上，跃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二、捐款时提出特殊请求，最终邓小平拍板决定

历史跃进到1978年，邓小平重登政治舞台，中国的前景如红日破雾，逐渐明朗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的扩大，许多外国人都想来看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面貌。

特别是广大的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都想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这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然而当时的诸多因素使中国的旅游业基本上处于以政治服务为主的一种友好接待型工作，还谈不上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

在一本关于香港巨富霍英东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被带进这一套大而无当，处处都显简陋、粗苯的房间。没有墙纸，也没有空调设备。稍顷，一位热情的老妇，拎来了一大桶滚烫的‘冲凉水’，我推门进了卫生间，隐隐一阵没能冲净的尿骚……最不能叫人忍受的是，又大又厚的浴缸里的出水孔，竟塞了一个软木的热水瓶塞。天啊，可真能凑合！”

这一段描述的是霍英东和澳门名流何贤于1979年一道回广东番禺寻根，被安排在当时县委招待所一间当时最好的套房里的情景。

其他重点旅游城市和风景名胜地区，情况也不容乐观。云南的路南石林驰名世界，可不少人去后的第一感受是：云南风光美，难寻客房住。

在桂林，有的客人没地方住只好被安排打地铺，甚至有人写了首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来桂林住地下”。

作为首都的北京，宾馆也没有能力一下安排这么多游客，有时因腾不出房间只好打发人家去逛公园。部分尚未倒过来时差的旅客，有的在大厅静坐，有的靠着旅行包就睡着了。

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有好客的传统，外国游客和港澳同胞及华侨能来我们自然高兴，可是人来了，总得有个落脚地嘛，要是连个像样一点的住的地方都没有，人家谁还愿意来？

各地信息都集中到中南海决策者的桌面上。

邓小平认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并提出了目标一百亿美元的奋斗目标。一百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比当时全国外贸出口商品总额还要多。

旅游创外汇达到一百亿美元，中国就会成为风景出口的大国。

邓小平不仅鼓励利用外资、侨资发展旅游业，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工商界的人才、资金。这些指示给疲乏正喘的中国旅游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正是由于这样的大背景，时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的包玉刚，向中央表示了要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的愿望。

当时的包玉刚虽然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但对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归属感，总想着要为国家做点贡献。

在国内旅游业不断兴旺与落后的服务设施相矛盾的困境下，包玉刚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场景。

一千万美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场的人都为包玉刚的爱国之心赶到欣喜。不过这种喜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紧接着包玉刚又说出了一句话：

“我只有一个要求，饭店以我爸爸名字命名，就叫兆龙饭店。”

包玉刚是一位孝子，对自己的名利他并不十分计较，但他始终有一个愿望：人们在日后提起包玉刚的时候，能首先想到他是包兆龙的儿子。

因此，他才在捐资的同时，提出了这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要求。

以个人名义捐资办学、开医院、架桥修路，在广东和福建一带建国前就有，本来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引进外资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更何况还得以一个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这不是等于给资本家树碑立传嘛！

因此，围绕着包玉刚的要求，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议。而且在旅游总局党组内部分歧也很大，有的人提出“就捐一千万美元，还要用他的名字命名，不合适。”

尽管当时利用华侨捐资兴办实业已有先例，但是由于包玉刚的特殊要求，愣是没人敢接他的支票。

万般无奈之下，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副主任庄炎林，只好给邓小平同志打了报告。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拍板决定：“为什么不可以用？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

邓小平对兆龙饭店的筹建工作很关心，亲自作出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敢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事情的进展就顺利多了。

1981年7月，包玉刚偕父亲等人专程到北京捐款，按照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习惯，我们应该象征性地向包玉刚回赠礼品。

国家旅游局经过研究，便请了国内两位著名的画家画了两幅画。包氏父子展卷品赏，不住地夸赞。

典基仪式时，包玉刚饱含深情地说：“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一个中国人，决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一直盼望祖国能强盛起来，并愿为此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现在兆龙饭店举行典礼，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5年10月，在工人体育场路，新落成的兆龙饭店被打扮得花枝招展，流光溢彩，在当时高级饭店稀缺的北京，兆龙饭店宛如一位被妆扮一新的新娘，格外引人注目。

为了精心策划好兆龙饭店的开业仪式，包玉刚携夫人、子女等二十多人提前几天就到了北京，当他得知邓小平要来参加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后，非常兴奋。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很少出席开业剪彩之类的仪式，出席饭店的开业典礼更是独此一次。正如开业典礼的主持人所说，兆龙饭店的开业式，在中国饭店史上将是空前绝后的。

开业仪式后，一行人来到饭店内参观，总统套间位于兆龙饭店的顶层，包玉刚曾几次亲自过问过它的装修方案，因此特地陪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前来观看。

房间豪华气派，古朴典雅，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邓小平一走进房间，便对包玉刚说：“不错不错，这比我在美国住的总统套间还好多了！”在总统套间，包玉刚仅仅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表达感谢。

一旁的摄影师，敏锐地抓住这一令人难忘的场面，按下手中的快门。这历史的一瞬，已与兆龙饭店一道被载入了中国旅游业和饭店业的史册。

这一天可以说是包玉刚一生最为激动的一天，他仿佛一天之间年轻了许多，双眼噙着盈盈的泪花，想起了已在1982年与世长辞的父亲：

阿爸，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兆龙饭店今天终于落成了，您在天之灵若有知，我想也会感到高兴的。

包玉刚捐资一千万美元建造兆龙饭店，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为写好中国旅游业这篇大文章开了个好头。

包玉刚曾多次被邓小平接见，他一直深深感怀邓小平对自己的情谊及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卓越贡献。除了捐建兆龙饭店外，他还捐建了宁波大学、兆龙图书馆、兆龙学校等。

包玉刚的先生的这些义举，充分反映一个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在一次闲聊中，包玉刚引用了一句古诗“人情得怀土，飞鸟思故乡”，来表达自己爱国思乡的情怀。

三、弃舟登陆，并为香港回归做贡献

爱国商人包玉刚不仅在和英资财团的较量中打赢了商战，还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交接之际，事业达到顶峰的世界船王打响了令港岛为之震惊的收购九龙仓之战，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惊呼船王要弃舟登陆，成功上岸了。

九龙仓位于香港中环的旅游及商业区的尖沙嘴西侧，此处兴建了海洋中心大厦及海港城，土地资源寸土寸金，令人垂涎。

1979年9月的一个早晨，包玉刚和李嘉诚在中区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里密谈了20分钟。李嘉诚将他一年多来秘密收购来的九龙仓股票转让给了包玉刚，李嘉诚转手赚了5000多万元，包玉刚也由此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股市如战场，此后包玉刚继续吸纳九龙仓股。在1980年6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包玉刚谈笑风生，声称到当铺转了一转，便慷慨出价105元增购九龙仓，以2000万股为限。记者闻讯哗然，当晚即有消息传出，港岛为之震动。

包玉刚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买进了九龙仓2000万股，使其所占九龙仓股数共达49%，实现了控制九龙仓的目的。

当时正是包玉刚事业鼎盛时期，人们正期待着他在航运业上再建奇功，可是包玉刚为什么要从海上登陆呢？

原来，包玉刚深知航运业每一次的盛衰循环，不知要淘汰多少资深的航运商。当时对航运业了如指掌的包玉刚似乎已经预见航运业即将出现的大衰退。

于是，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毅然果敢地抢在陷入困境之前，迅速地将旗下船只卖掉了一百多艘，不仅避开了航运低潮带来的损失，而且将资金转移到陆地上，为以后发展地产、酒店及货仓等物业奠定了基础。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包玉刚的战略眼光，不得不令人钦佩。他不仅在商场上所向披靡，还涉足政坛，参政议政，成为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包玉刚不但和中共高层之间有密切接触，另一方面，他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次到伦敦期间，都会与这位铁娘子共进午餐及会谈。

包玉刚可谓左右逢源，被中英两个政府所看重，不可避免地成为和事佬，在中国、英国、香港三方之间起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1982年2月，邓小平告诉包玉刚一个中共的重大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包玉刚比外界知道这个确切消息足足早了7个月。

在这之前，邓小平虽然曾与包玉刚谈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从未有过什么实质性结果，今次，邓小平把这个重大决定第一时间告诉了包玉刚，可见包玉刚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中英双方曾数度举行高峰会议，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包玉刚是最合适的顾问人选，而包玉刚也乐于效力。未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包玉刚很好地担负起了他的责任。

结语：

1991年9月23日，在商界纵横半个多世纪的包玉刚不幸病逝于家中。

得悉噩耗后，邓小平十分震惊，特意发去唁电：惊闻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

世界船王包玉刚与邓小平的交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他们相见时，共同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如何加快祖国的经济建设。也正是他们的这份赤子之心，使他们成为了真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