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的先锋——王泰吉

(一)

王泰吉1906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1924年5月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党组织派王泰吉前往河南开封，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部学兵营任排长，并在所在连队建立中共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

1926年春，党组织派王泰吉到陕军甄寿珊部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教导营学兵队长、营长、中共教导营(军队)支部委员。其间，他经常用革命思想教育部下，并介绍在该营的胞弟王泰诚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王泰吉率甄部教导团第一营在陕西麟游县起义后向东北进发，准备到陕甘边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受敌追击和反动民团包围，部队被打散，起义失败。

王泰吉由麟游脱险前往渭华地区，时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华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5月，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不久，参加起义的许权中旅在高塘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王泰吉任参谋长(一说王泰吉任参谋主任)。王泰吉和刘志丹、唐澍等同志领导这支革命武装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打击反动民团，惩治土豪劣绅，先后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府48个，处决土豪劣绅60余名。渭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渭华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国民党反动当局急忙调集重兵向渭华一带发动进攻，王泰吉与刘志丹、唐澍等指挥部队英勇冲杀，但终因敌强我弱，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后撤离渭华地区，进入秦岭山区。

王泰吉(资料图)

王泰吉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只身来到河南南召县，装扮成农民一面给一家富户当长工，一面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被反动当局觉察后逮捕，押往南京监狱。王泰吉面对刑讯逼供，毫不屈服。由于王泰吉始终未暴露身份，其父王新斋又向时任南阳守备司令的老友杨虎城说情，经杨虎城出面具保获释。杨虎城很赏识王泰吉的胆略和才学，留他在身边任参谋。1930年，杨虎城任命王泰吉为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杨虎城率部从河南攻入陕西，进驻西安。1931年，杨虎城调王泰吉任新兵训练处处长，不久又任新成立的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团长。骑兵团除设军需、军医、副官、书记等处外，下辖四个连和一个直属排，共1000余人。

(二)

1933年春，国民党调集兵力“围剿”陕甘边苏区，不久，王泰吉的骑兵团由三原移防耀县，进行“剿共”。此时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日趋高涨，他急切地盼望找到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骑兵团到耀县后，王泰吉派人与在三原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何寓础联系寻找党组织，表示要率骑兵团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即派余海峰与他联系，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的有关问题，后又派杨声到耀县协助领导起义。

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很快解除了城内的全部反动武装，控制了全县。起义官兵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宣讲《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王泰吉还派人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打开县政府和大地主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抽出一些缴获的枪支，分送给渭北游击队、耀县游击队支队，帮助地方扩大武装；起义部队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在耀县县城和乡村处决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耀县起义后，在党的领导下，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后由高岗接任)，谈国帆任参谋长兼特务大队队长、执法队长和经济委员会主任。起义军成立了政治部，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宝山、龚逢春等去做政治工作。义勇军连同收编的队伍约2000余人，有骡马数百匹，迫击炮两门，电台一部。起义部队经过几天休整后，向三原县城进发。敌军调两个团的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撤退到照金苏区。

(三)

由于陕西敌军孙友仁等部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在三原、耀县一带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渭北游击队和耀县游击队等也先后到达照金一带。照金是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为了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力量，1933年8月14日，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陈家坡会议的召开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到了推动作用。刘志丹由南山脱险返回照金后，被任命为参谋长。

总指挥部成立后，决定部队转入外线，在陕甘边境上进行游击。王泰吉等指挥所属红军各部队攻击旬邑县城，智取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后长驱北进；10月18日，夜袭甘肃省的合水县，先后毙、伤、俘敌县长、县党部书记、民团团长以下200余人，处决了一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顽劣豪绅和反动官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而此时，陕西敌军孙友仁部乘我部主力西进之际，勾结叛徒攻占了照金、薛家寨地区，王泰吉等领导的部队已无法再返回照金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纪念馆

(四)

部队何去何从，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此，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包家寨会议成为陕甘边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8日，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合水县莲花寺召开。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下辖两个团、五个连500余人，战马200余匹。

为实现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莲花寺整编后，王泰吉等率红四十二师兵分两路开始对陕甘边界的反动地方武装进行斗争。1933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向南梁进攻，王泰吉等指挥部队积极准备迎战。当红军一部到达寺村塬、清水塬后，在正宁、淳化、旬邑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力量。为争取更多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声势，1934年1月，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在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捕。

在狱中，王泰吉面对威逼利诱始终威武不屈，惨遭酷刑折磨始终大义凛然。在他写下的《困顿漫语》中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堪叹国事日益非，屡经起义与愿违，莫行于先谁继后，自我牺牲视如归。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字里行间中表现了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1934年2月王泰吉被押解到西安，3月3日被秘密杀害于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大院内，年仅28岁。

1951年8月，党和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园为王泰吉修建了纪念亭，并立了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和纪念。

王泰吉烈士纪念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