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李巍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关键性的分水岭。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国艰难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双重红利下，中国经济开始了快速起飞，在201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GDP第二大国，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70%。入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一场“成人礼”。
加入WTO充分释放了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要比较优势。一方面，中国充裕的劳动力在入世之后大批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承接了全球的产业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另一方面，中国开始享受人才红利，由于大学扩招，“工程师”团队在过去二十年内发展壮大，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进步提供强力支撑，也造就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高新企业的快速成长。可以说，中国是WTO框架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如今，WTO仍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中最重要的多边机制。部长级会议是WTO框架内最高权力决策机关，WTO依靠两年一度的部长级会议来共同协商和决定事关全球贸易的重大事项，但是部长级会议由于成员国众多和矛盾复杂，决策效率日益降低。在当前中美经贸冲突的背景下，美日欧三方致力于进行三边协调，有绕开WTO框架的趋势，以施压中国。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在WTO中的领导地位。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在表面上仍然强调回归多边主义，支持WTO改革进程。比如，拜登上台伊始便结束了WTO总干事的遴选僵局，释放了积极推动WTO改革的信号，以尝试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
然而不可否然的是，由于WTO的既有规则体系不能适应新时代国际贸易发展，外加大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WTO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一方面，攸关WTO命运的争端解决机制长期停摆，美国连续多次否决上诉机构法官的提名，以至于争端解决机制在2019年后事实上已经形同瘫痪。另一方面，WTO仍然沿用近三十年前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作为基本贸易规则，已经难以适配当前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飞速发展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尽管WTO改革早就迫在眉睫，但由于各大国在关键性问题上分歧巨大、在改革方案上互不妥协，以至于改革进程长期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区域性贸易体系正在兴起，特别是巨型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加快发展，对WTO的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对于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而言，短期来看，新冠疫情放大了中国的贸易优势，尤其是在疫情管控得力的背景下，中国的外贸形势相当喜人。然而长远来看，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塑，更多的企业将回流本土或近岸地区。随着这一逆全球化进程的发酵，区域贸易合作进一步削弱WTO所代表的全球贸易机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等区域贸易机制的成型，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趋势将更加明显。
展望未来，WTO将仍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中流砥柱”，但更可能成为众多规模较小的多边协商机制的协商平台。今年七国集团（G7）前所未有地举行了贸易部长会议，这意味着美国将优先在七国集团的框架之下达成贸易共识，然后再把这个共识推向全世界，而且不排除将其协商成果拿到WTO上来讨论的可能。未来的一种可能情景是，在一些新兴议题上，新贸易规则的确定很有可能是先在少部分国家之间达成一致，然后再通过WTO向全世界推广。
入世二十年后，中国已经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网络，成为WTO不可忽视的一员、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此同时，中国也已至大国崛起的“不惑之年”。未来，WTO仍会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中国将借此在国际贸易体制变革中发挥更大规则话语权，以创造更好的外部经贸环境，同时也将会为WTO的未来演进刻上更多“中国思想”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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