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真的说过“元以宽仁失天下”那么元朝“宽仁”到什么程度？

答：中国煌煌青史上，有很多被讹传的“名人名言”，明太祖朱元璋的“元以宽仁失天下”，就是其中之一。

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里，这一句“元以宽仁失天下”，在很多平台都广泛流传，甚至有个别“专家”“教授”还拿来做例证，用以证明“朱元璋怀念元朝”“朱元璋感恩元朝”。其实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来自《皇明宝训》，原话是“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小人但喜宽。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这整个意思，是说元朝亡国的重要教训是“宽”，只有小人才喜欢“宽”，大明朝要牢牢吸取这教训。这话，跟“宽仁”丝毫不搭。

那么问题来了，治理国家“宽”不是好事儿吗？看看元朝亡国的全程就知道。元朝的“宽”，根本没找准地方，尤其不该宽的，正是吏治。

元朝的“吏治”有多宽？首先出名一条，就是“当官门槛低”，比起其他王朝的“十年寒窗”“科考选拔”“吏部考选”，元朝的“选官”“任官”堪称简单粗暴：高层的职务，几乎全由权贵子弟垄断，地方的高官要员，也多是权贵充任，军队的官员更是“将帅袭其父祖旧部”，全都是些二世祖。这样一帮统治阶级，常年草包扎堆，甚至江淮行省的高官，竟是“无一人通文墨者”，地方县官也“字不辩王张”，上上下下文盲扎堆。

所以，如果我们稍仔细瞧瞧元代官场，就能找到许多“突破智商下限”的奇事：1338年，河南行省一个叫范孟的小官，因为被拖欠了薪水，就一怒拉了几个小吏合谋。居然用假传圣旨的套路，先把河南全省的高官一个个骗进衙门杀掉，然后又假传圣旨，自封为“河南都元帅”，把身边大大小小的吏员安排了要职，轻松就夺了河南行省的财政兵权，堂而皇之当起土皇帝。如此雷人一幕，神剧都不敢轻易写。元朝待官以“宽”，“宽”出一群傻官。

图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先生（图片来源于网络）

更严重的是，别看这帮“统治阶层”极傻，却还极贪。放在捞钱这事儿上，各色方法突破尺度。比如元末重臣溯思监，直接任命小妾的弟弟负责发行纸币，家里缺钱了就立刻开印。另一位重臣桑哥把持尚书省，从此“刑爵为货而贩之”，也就是说，从案件判罪到官职任命，样样都可以用钱买。就这样上梁不正，官员们捞钱近乎强盗，就连缉查腐败的宣抚使，也多是靠“抓腐败”捞钱，以元代民谣说：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就这么一般黑。

如此腐败乱象，也是元朝亡国的重要推手。但让明太祖朱元璋抓狂的是，元朝虽然亡了，可这腐败流毒依然在。以朱元璋的叹息说“往往蹈袭胡元之弊”。明初的官员们学别的慢，学起元朝官员的捞钱花招，却是一个赛一个快。加速的腐化，还在明朝开国后“激”出多场农民起义，所以才有了朱元璋“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的一幕。

于是，以“救之以猛”的原则，明初的官场上出现了“官不聊生”的一幕。除了后人打哆嗦的“官员贪污六十两枭首扒皮塞草”的“硬规定”外，每个新任地方官到任，都要领一本《授职到任须知》，任期里严格按这个办事，办不到就要被法办。另外诸如官员攀亲附友、拉帮结派、阿谀奉承等行为，查到了都要严办。所以在明朝初年，官员“一不留神就犯法”是常事，仅洪武九年这一年，因犯法被送到凤阳劳动改造的官员，就有上万人之多。

说到这段历史，今天还有不少“精英”“名流”都哭天抹泪，大骂朱元璋残暴。但只要看看元朝“宽”出来的鬼样子，就知朱元璋的“救之以猛”，并不奇怪。

但在朱元璋看来，元朝吏治之“宽”的最大受益者，还不是那些高官显贵们，相反却是中国古代官场上极“贱”的一群人：小吏。

中国古代官场，一向有“贵官贱吏”的传统，作为森严衙门“行政人员”的小吏们，身份不入流，大多更无升迁希望，却还有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关键的原因，就是这“职业”手里有权。发展到元代，这群看似低人一等的“行政人员”，算是彻底翻了身：元朝官员整体素质低下，可日常事务总得有人去办。于是小吏们就成了受益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元朝极“宽”的吏治环境下，不断兴风作浪。

元朝的小吏们，究竟能掀起什么风浪？前面说起的范孟案就是例子，一群小官小吏简单造个假，就把河南行省给造沦陷了。放在元代官场上，由于官员们大多草包，大小事务全由小吏负责，比如负责监察腐败的肃政廉访司，其主官多是不学无术的权贵，“查腐败”的大权就由身边小吏把持，每次查腐败都能“吃一圈”，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地方衙门日常政务，也是“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大元朝，可以说是被小吏蛀空的。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某些诞生于元末明初的“古典名著”里，只是出身小吏的“及时雨”，竟然能手眼通天，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甚至还霸占一方，成了枭雄。元朝的小吏，就是这么大能量。

对于这帮人，朱元璋自然切齿痛恨，当年他还是个农家子弟的时候，正是这些小吏们层层扒皮，吃光了多少农民的活命钱粮。而登上皇位后的朱元璋，更曾被这群“行政人员”吓着。明初许多州县的行政，都被地方小吏把持，朱元璋换了几拨官员，竟是来一个架空一个。江苏常熟县的小吏沈尚，把持当地大权多年，竟然直接在县衙公堂上，把常熟县令摁住暴打。苏州小吏朱升，可不止敢打堂官，居然连朱元璋派来的钦差，都是连钦差带旗军一起打……

面对如此情景，朱元璋曾有过一段感叹：“蒙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如果国家不能把这帮“行政人员”治理好，前途简直是“艰哉”。

于是，也就有了好些后人津津乐道的，明初“全民抓吏”的一幕：只要大明子民头顶《大诰》，就有权将犯法小吏抓捕，押送到京城来问罪。勇敢抓捕犯法小吏的农民陈寿六，还得到了朱元璋的表彰。而在这“全民抓吏”的背后，明王朝对于官府吏员的选拔、考评都做了严格规定。甚至小吏擅自下乡，都有可能被问罪，这些元末耀武扬威的“行政人员”，在明初迎来了比“官老爷”还苦的岁月……

但是，就是在这“官不聊生”“吏不聊生”的统治下，开国时满目疮痍的明王朝，不到三十年就实现了国家振兴：明朝粮棉等农作物的产值，远远甩开宋元最高水平。一片废墟上立国的明王朝，实现了“宇内富庶”的洪武盛世。而曾经一片染缸的吏治，也从明初起“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这辉煌业绩，正来自朱元璋对元朝“宽”的反思，来自“救之以猛”的铁腕，更留给后人一个永恒的真谛——强国先治吏

参考资料：《洪武皇帝大传》《朱元璋研究》《元代史》

作者：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