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山东登州府福山县旺远王村，一位五岁的男童不幸患上“温疹”。
限于古代的医疗条件，男童的家人在无奈之下，只能按照当时的习俗，将他安置在街边的“门巷”中。这种举动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听天由命——是死是生，看男童自己的造化了。
要说起来，这位男童也的确是命大。他在门巷当中躺了好多天，硬是熬了过来。慢慢的，他的身体有好转的趋势，最终竟然痊愈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听说此事之后，乡邻们无不感叹。
而这位男童后来的人生轨迹，也正应了这句话，风云际会之下，他最终登上了“道台”（浙江督粮道）的高位，成为清末福山的名人。
这位男童的名字起初叫做王伯鸾，长大之后改为王季寅。发迹之后，他在老家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宅邸，其旧址至今仍存，当地称作“道台房”或“道台府”。
王季寅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这一点，从上面的描述中就可管窥一斑。笔者本想写一篇关于他的完整介绍，然而篇幅上有些不好把握，短则有缺，长则繁琐。思忖之后，最终决定先选取其人生中的一段特殊时期进行简要介绍。
这段时期起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止于同治五年（1866年），前后大约五年。它特殊的原因在于，此间的王季寅，还相当是一名“北漂”。
“北漂”，大体指的是“在北京工作生活却没有户口或固定居所的人”。这个词汇虽然是流行于现代，但其描述的现象，实际上最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唐代既有“京城居，大不易”的说法，而到了晚清时期，随着交通、通讯水平的逐渐提升，到京城谋生的情况就为普遍。
由于地理相近，清末在京城漂泊、打拼的山东人颇多。且不说众多酒楼菜馆里的鲁菜师傅，就连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吴佩孚，也曾在光绪年间进京摆过摊（以卖字、算卦为业），吃过不少苦头。
与落魄之际的吴佩孚相比，王季寅“漂”的方式要体面不少。咸丰十一年，他刚到京城谋生时，住在了族兄王伯寅（两人皆出自福山古现王氏家族，旺远王村为古现王氏分支）那里，并且很快通过考试得到了一份“詹事府供事”的工作。
根据《清史稿•职官志》的记载，詹事府本身是清代中枢下设的一个正式衙门，但该衙门内官员编制中却没有“供事”这个岗位。直白一点来说，供事其实就是衙门里的“编外工”，不属于“官”的序列，算是“吏”的范畴。
在古代，官和吏有着严格的区别。如果是官的话，哪怕品级再低，也有一种“稳定感”。而王季寅作为“吏”，虽然服务于大单位（后来从詹事府派到军机处工作，负责整理文书），但本质上仍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
“北漂”的生活是辛苦的，从年谱的记载来看，王季寅在这五六年之间，总共回过福山老家两次。其背后的原因，多半是时间（不好请假）和金钱（收入不多）。实际上，同治五年他那次回家，目的就是为了让家里帮忙筹措去外地上任的盘缠。
此前，在同治三年，由于曾国藩麾下的湘军“收复金陵”。清廷特地开恩，将一些表现突出的“吏”的身份，转为“官”。小时候就练得一笔好字的王季寅，那些年在军机处承担了大量的文书誊写工作。在此次恩赏中，他的苦劳也有了回报，得到一个“县丞候选”的资格。
就身份来说，从同治三年起，王季寅就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北漂”。但由于“候选”需要时间，他此后又在京城停留了两年。一直到同治五年，才有了外派任职的机会。
当时，甘肃由于地处偏远，基层有大量岗位空缺，因此向清廷争取人才扶持政策。在此过程中，王季寅入选名单之列。
然而，工作虽然落实，但报到却成了个难题。清廷也知甘肃路途遥远，就提供了六十两银子的路费补贴，但这笔钱需要中途走到山西时才能领。无奈之下，王季寅只能先回到阔别多年的福山老家求助。最终，其父卖了两亩地，为他凑够了到山西的盘缠。
同治六年，带着这笔盘缠，王季寅踏上了赴任的旅途。至此，他也彻底告别了自己的“北漂”生涯。
对于王季寅这位历史人物，很多朋友或许并不熟悉。但对于他的这段经历，大家可能就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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