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岁那年，我通过中介找工作被骗的身无分文，只能到黑工厂卖命

【本文节选自网文《惊奇人物档案：真实而隐秘的人生一角》，作者：日谈公园，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我在东莞“打黑工”

靓仔，要不要去打工？我们厂里很缺人的啊。”

年初，走出广州火车站，便能看到五菱车窗里探出一个油头，问出这样的话。

18 岁那年，离家去打工的我便是因为这样一句话被人拉到东莞，被骗得身无分文，只好到黑工厂卖命。

一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很矮，才一米五，但我已经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

我在江苏徐州长大，祖籍在云南，那年打工来到了黑龙江大庆。我工作的那块地方是完全裸露在地表上的，每日是曝晒的瓦砾和黄土地。周围都是一样的工人，打着赤膊，晒成黑土色的皮肤闪闪发光。我们每个人，一天要扛三四十根管。大人怎么干，我也怎么干。

扛完钢管，还有几百斤重的小推车要推。当我力气耗完，在原地卡得一动不动，车甚至有倒轧趋势，身边也没有一个人会来帮忙。

北方的天黑得晚，我们四点开始上班，九点下班。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吃三睡五干十六。当时是 24 小时上班制，干完 8 小时，休息 8 小时，再干 8 小时。

我们没有休息日。那是 2001 年，一天能挣 12 块钱。

北方工地吃馒头，一天三顿。菜全靠开水烫熟，再浇一点油上去。天天如此，那时候我感觉时间过得暗无天日。

这么半年后，我因为吃了一包假饼干，一天流七八次鼻血。晚上睡觉，一摸脸上湿湿的，血将枕头都濡湿了。带我去的工头害怕我出什么事情，第二天二话不说就把我撵走了。

离开时，我的血压已经低到 50 了。人站也站不住，社区服务站穿白袍子的男人只说了一句，你就是营养不良。

这是我第三次失去工作。第一次我在老家的砖头场做砖头，被老板的侄子顶替了工作。第二次我跟着村里有门路的人去内蒙古的包头摘枸杞叶，三毛钱一斤，枸杞树上都是刺，一天下来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全成了疤和脓。我手慢，一天只能摘个三十斤，赚十多块钱。枸杞是季节性作物，两个月后我就回家了。

第三次，我花了 50 块钱中介费，上了一辆几乎挤进了 90 人的小客车，全程睡在别人身上，被带去了浙江台州。

在台州呆了两个星期，结果当地完全不缺人，我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后来终于被招进了一间罐头厂，因为是童工还被抓到了派出所。运气好，被来赎老板亲戚的人顺带也带走了。但干了两个月，一分钱也没得着。

回家躺了两个月，我又回到了从小睡大的茅草一堆的牛棚木板上。周围的人还会嘲笑我是从云南来的“南蛮子”，奶奶还是卫生习惯很差地将排泄物蹭在自己身上，妈妈还跟养父天天为了一点钱吵架和动手，而我的哥哥还是到处惹事，惹完事回来就把我打一顿。

中秋节之后，我实在呆不住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曾经在潮州学习修车，他那边的师傅还想要招个学徒，他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去学点技术。老打工什么也学不会，出去只能被人使唤。

我家门口有一条长长的路，蜿蜒到池塘，到山脚，到村口，到县城。我又背起包包，沿着这条长路一直跑下去，想着这一次也许再也不用回来。

二

我本来需要买火车票到南昌，再从南昌转车直接到潮州。但我想先去东莞看看我表哥，于是买票买到了广州。

车子刚出火车站，绿色在窗户摇曳没多久，忽然整辆车急刹车，砰地一停。火车前方，撞死了一个人。

这导致我们晚点了 8 个小时 24 分钟。到广州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我们舟车劳顿地，一下车却又兴奋起来。大都市的流花火车站，还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栏杆上挂着巨大的香烟广告牌，飘着烤红薯的香气。

我的同伴是我另一个小学同学，阿凯。他得意地拖着一个旅行用的小箱子，带密码锁的，颇为洋气。我带一个斜背的军绿色大包，像所有来打工的人一样，里面有四季的衣服，有另一双鞋，牙膏杯子和被子等全部家当。

我们想打一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也给潮州的师傅通告一声。火车站外有一排的电话亭，需要买 IC 卡。我们问了旁边一个人哪儿有 IC 卡卖，那人从兜里掏出一摞卡片，说“30 块钱一张”。我们傻愣愣地掏钱就买了。

到电话亭，阿凯先给他爸妈打了个电话说到广州来了。第二个电话，我打给我哥，说到一半，IC 卡显示没钱了。我们冲回原地，给我们卖卡的男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只好往外走，忽然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男人走近来，喊着：“老乡，你们去哪儿？”我们说去东莞。他说那边的火车站不能去，那边有警察查暂住证，你们没有居住证一下子抓到了就会遣回，或者要进拘留所劳改。我心想，我有火车票，总不能我一出站就抓我吧。

谁知跟我们一起来的隔壁县的女孩吓着了，“我们一出站就把票给扔了。这可怎么办？”男人就围着女孩说，那跟我们的车走，我们那儿有车。两个女孩傻乎乎地被推着走了，还招呼我们一起走。

我们有点无奈，总不能让两个女孩跟着陌生人走了，就跟了上去。

我在他们的公交车上坐着时，聊起了那张被骗的 IC 卡。领我们来的人，说你把卡给我看看。结果卡一给他，他也掏出一把卡片，翻来翻去的，最后拿了另一张卡片退给我们。

阿凯什么也没发现，把卡一下就收回兜里。我立刻有了一股不妙的感觉，压低声音对坐在前面的两个女孩说，咱别跟他们走了，下车赶紧找地方坐车去。

两个女孩却大声嚷嚷了一句，“为什么不跟他走？”领头的人用目光狠狠刮了我一眼。我也只好继续坐着。

五六站路后，车停在了一个大院子里，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角落。外面停着好几辆破旧的大巴车，像是退休了的城市公交，座椅都是硬木的。被招呼进院子后，我们被带进一个大厂房里，我估计一趟车来了上百人。一下子，大门被吭地关上了。

陆续地开始有人过来卖票，到东莞的票一张 90 元。在汽车站，一张票大概也就二三十块钱。有人不买，一群人围过来就是拳打脚踢。

我出门身上只有 50 块钱，路上还用了一些，但阿凯有一百来块钱。我心想，被打一顿事小，人生路不熟的我们也不知道要往哪儿走去。两个女孩子有钱，立刻买了一套票。

我们两个人一共只凑出 125 块钱，领头的一开始说这不行。但我们确实没钱，他犹豫半晌最后还是让我们上了车。

当时是早上四点，车出发了。开了没多久，破公交车上了国道。司机说，我们现在上了高速，每个人要多交 30 块钱。

我和阿凯已经浑身上下一分钱都没有了。收钱的人来收钱，我们没有，他说，那你们立刻下车。我说你等一下，我只好腆着脸跑到两个女孩子面前借钱。她们最初不太乐意，但我提出将身份证抵押给她们，说开始工作了有了钱一定来赎两个人才给我们凑了 60 块钱，一到新塘镇（广州到东莞的第一个地方），她们就下车了，临走前给我们留了一下她们厂里保安室的电话。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东莞，跟卖票的人说，到了东莞大岭山给我们讲一下。他说好。车又开了一会儿，他说，大岭山到了，下车吧，就把我们两个给揪了下车。

当时是凌晨五点，天微微亮了。路边正好有一个扫地的清洁工，我们问他，这是哪儿？他撇了我一眼，显得很傲慢，“这里是东莞。”说完扭头走了，继续扫他的地。

我们有点尴尬，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一个保卫阿姨。我们问这里离大理山还有多远？阿姨说，还有几十公里。

我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懵在了国道路口上。不久后，我们开始扛包拉箱地在国道上跋涉。

当时是秋季，凌晨天气舒爽凉快。但太阳出来，9 点多的时候，广东地区的马路已经晒得烫脚。我们热得浑身湿透了，一边走，一边洒汗。汗滴在地上没几秒就干了，我们像两条狗一样地喘气。

走到 11 点的时候，我的背包带断了，东西撒了一地，漱口杯掉进脏兮兮的阴渠里。我把东西又拾进包里，用手把包包放在肩上扛着走。阿凯没好心地笑话我的包包质量太差。结果没走几步，他的轮子掉了。他只好把整个箱子扛在肩上，灰溜溜地落在后头走着。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路。从早上六点走到下午两点，一共走了大概 40 公里。走一走，歇一歇，躲进树林里坐一坐。包包里有从家里带的煎饼，但太渴了，没有水喝。遭遇了对我们不屑的马路清洁工后，我们也不敢去讨水喝，哪怕是自来水。嘴巴全裂了，冒泡了。

路上很多后头带蓬的五菱车开过，司机问：“靓仔要不要去打工？我们厂里很缺人的啊。” 阿凯正走得近乎于崩溃，急切地想上车。我按住他，“广州黑工厂很多的你知道吗？你跟他去，你最后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他又不敢上车了，但开始把气都撒在我身上。一旦说话就阴阳怪气，要么无视我，甚至还推搡了我几次。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大岭山。我向人问我表哥的厂在哪里，周围的路人没一个知道的。找到管理处，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所有工业区的所有厂房，但你这是一个倒闭的工厂外租出去的一个车间，没法给你们准确的定位。

我们在路边绝望坐了一会儿。一个摩的司机向我们吹了下喇叭，“靓仔去哪儿？”我们一说，他竟然知道地方，开价七块钱。那会儿一般摩的价格就是三四块钱，但我们不知道。

我们像找到了救命曙光一样，对他说，我们没钱，但你把我们送到地点后我哥一定有钱。他不乐意。我当时身上有一块打工花 50 块钱买的手表，我说那这块表押给你，你给我留个电话，我以后有钱了来找你赎回来。他答应了，给我们写了一个电话。

摩托车开了没有十分钟，就到了地点。当时两点半，厂里的员工们正在上班。我到保安室，保安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我哥的名字，“他们下班了就会出来。” 我们两个钻进了旁边修路工程留下来的水泥水管里，从三点坐到了五点。五点到，我就急匆匆地跑到厂房门口等他们下钟出来。

我们身上被骗得一分钱都没有了，如果找不到表哥，我们可怎么办呢？

我们站在厂房的保安室门口，像一条快干死的鱼在等水，像一个快瞎了的人在等光。但下钟的人一下子就散没了，我还没有在保安室看见我哥。我走前去黑板一看，保安这个人才，把我哥名字写错了。

我一下子瘫坐在了空地上。大概几分钟后，忽然有人拍我肩膀，“你怎么在这里？”抬头一看，我哥正很诧异地看着我，他刚从厂房走出来。

我的眼泪一下子憋住了，红了脸，支支吾吾起来，只说了一句，“……我过来看看你。” 我哥二话不说带我们去吃饭，一家路边的大排档，麻溜儿地就点好了菜。在等菜期间，我去老板那儿借了个电话，拨通了摩的师傅给我们留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显示是空号。

菜一上，阿凯一句话不说，连吃了五六碗饭，余下一桌的狼藉。我呆坐着，干完了一壶水，又要了一壶水。喝着喝着，烟火气和铁锅的热气一起打上脸来，眼泪开始在我眼睛里打转儿。

三

在表哥那里呆了两天，我坐船去两个女孩子的厂里，买了点水果，将身份证换了回来。吃完饭，坐着大巴，我去了潮州。

潮州修车的师傅有一儿一女，跟我年纪相仿。师娘是一个看不得别人闲下来的女人，不光要我们做工，还要给菜地浇粪水，一天到晚包办所有的家务。

我们住在车间里的一个简易棚里，四面有板，也有窗户，只有一个铁皮顶。广东人的饭碗是掌心大小，我第一顿饭吃了四碗米饭。师娘惊呼了一句，哎呀你们怎么吃这么多饭。阿凯吃完一碗饭，就把碗搁到水池里，走前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回到宿舍，阿凯就骂了我一顿，你是猪吗？吃这么多饭干什么？我说我起码得要吃饱吧。他说，你这样吃人家会看不起你，我以前有个师哥就是这样吃，被师娘骂了是猪头。

这之后，每顿饭，我们只吃两小碗米饭，多一口都不再吃了。在潮州一年多的学徒生活里，我每天都是饿着的。

16 岁到 18 岁这两年来，我个子只长了两厘米。我跟阿凯的关系也越来越差，直到不再说话，分道扬镳了。

后来潮州的师傅要去深圳做生意，我也呆够了。我又回到了东莞找我哥。因为当时没有工作经历，东莞也不缺劳动力，我找工作找了两个月都找不到。

每次去应聘，工头问我会做什么工，我全都不会。最后，我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人吃饭，给人送烟，我才混进去了家具厂里上班，成为了一个涂装车间的喷漆工。

这个工厂是一个港资工厂，沿用台湾工厂的管理，每天有三个班。要求我们工人早上 8 点到车间，12 点下班。下午 1:30 上班，5:30 下班。晚上 6:30 上班，11 点下班。11 点算是早下班，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工作到凌晨两点，隔三差五通宵是常态。

每个月，我们只有一个礼拜的礼拜天不用加班，这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唯一一个休息时间。

车间是流水线，缺一个人，整条生产线上百人的工作就会断停。每次要去厕所，都必须喊班长过来替班。如果班长不替班，你就只能一直坐着。如果他愿意帮你替班，他会给你一个时间牌，不能离开超过时间牌的时间。

我们工人基本上都会在进车间前，就把个人的问题提前解决掉。因为这样，工人们请假也是不可能被批假的。

我们早餐吃的是汤粉，现在想想就跟猪食一样。食堂有一排的热水水龙头，地上有一个放满了粉的大桶。每人舀起来一点粉，热水一冲，自己加盐调一下味道就吃。中餐晚餐，一勺米饭，两个素菜。一个礼拜有一次加餐，有的时候炒点肉，加个鸡腿，加个蛋。

这样的状况一直稳固不变地持续着，就连非典期间也没有停过工。非典期间，整个工厂变成全封闭状态，每个人一步都不允许离开工厂，出门买支水都会被重罚。

当时跟我一起上工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阿伟，我们见面认识了两个小时后，我就感觉已经有了过命的交情。人在异乡太久了，没有朋友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

阿伟是打磨车间的。有一次下班我去接他，发现他正在跟班长打架。他家里出了事，想请假几天，班长说这不行，要走只能辞，这个月工资拿不到。他急眼了，把班长一撞撞得鼻孔流血。我操着棍子上去了，还没动手，保安就把我拉走了。最后我俩都被辞退了。这个月干了 24 天，一分钱没有拿到，还罚了 100 块钱。

在厂里打工的人流动性很高，有的三四个月就换一个厂，也有人一个厂干了十几年，终于当上了车间主任。我又换了一个厂继续干，来了一个包装车间。一个星期后，我右手不小心被机器削掉了两块肉。

休息了几天，我带上手套去工作，汗水和血水都闷在一起。结果，因为手太疼，一不小心手套就被绞进电钻里。

一瞬间功夫，我的食指和无名指被削断了。

这个工厂把我的工资结了，给我看了手伤，但因为受伤而耽误工时，他们扣下了我一大半的工钱。接下来，我一个半月都没找到工作。

在宿舍百无聊赖之时，我收到回了老家的阿伟给我寄来的信，他说已经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身上一共有 200 块钱，我找表哥又借了 200 块钱，吊着自己的残手坐公交车到大岭山的邮政局去给他寄钱。

但到了那边，我的手写不了字，找身边的人写，他们又不识字。

我只好又坐了一趟车回去，拉着一个工友再来了一趟邮政局。跑得一身汗，伤口都湿了，发炎地疼。但后来，我才知道，阿伟只是因为谈女朋友了，想给女孩买个手机。

我气着了。

这之后的两三年内，我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包括回潮州又修过一年的车，但最后又回到了东莞。我进过各种各样的厂，但因为做修车学徒时学过电焊，最后进了一个模具厂，工资稍微比别的流水线厂要高一些。我意识到，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里必须要拥有技术。

这个厂我干了两三年，到 2006 年时，我已经是车间的班长了。期间，我跟别的厂的女工谈上了恋爱。我成为班长后，时间比以前宽松一些，我常常去接她下工，带她去河边摆摊的路边逛一街，吃钵仔糕，再两人合着吃一炒粉，再分头回去上夜班。当时觉得，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也不过如此。

后来，一个在河源的厂里的老板看上了我，挖我去河源的厂里做车间主任。一个月给我 3000 块钱，工资几乎翻了一倍，外出还有配车，吃饭自己另有一个灶和厨娘。

河源跟东莞大不一样，人少事也少。这边是客家文化，有一个广东最大的新丰江水库，空气好，水好，食物也好吃。生活普遍也更安逸闲适一些。我原以为这或许就会是我未来一生的样子了。我女朋友忽然告诉我，她怀孕了。

我们回了一趟徐州，把婚结了。孩子生下来时，我又回了一趟老家。当小小的婴孩躺在我手上时，我热泪盈眶，想起自己漫长的童年里满是无人关爱的成长和记忆。

我心想，我必须回来，必须陪在孩子的身边，看着她长大。

再回去的时候，我辞了职，正式告别了广东。

四

我去了苏州。在人才市场走一圈，我懵圈了。

我在广东学的那一套在这里完全用不上，像个二傻子一样徘徊了十多天，愣是没找到一份工作。

心灰意冷之时，从亲戚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学开塔吊机的机会，但学徒时期没有收入。妻子劝我不要去，家里没钱了，孩子的花销属实不少。

我斟酌再三，还是去了。是修车厂教会了我技术，只有真正学会技术的人才可以走得更远。我觉得人可能要舍弃一些眼前可以看见的利益，才可以选择更好的未来。我放下了自己做过主任的身段，跟所有年轻人一样，带上安全帽，走进工地，从头开始。

做学徒做了三个月之后，我才开始正式上班。第一个月上班，我只得了 500 块钱。正好赶上汶川大地震，我一个人独居在苏州，看见太多妻离子散、阴阳两隔的新闻。每次下班回来，我碰也不敢碰电视机，躺在床上一宿一宿地无眠。

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我将自己的 500 块工资全捐了。心理舒畅一些，但那之后，我的饭钱都变得紧紧缩缩。

就这样苦熬了大半年小米粥送咸菜的生活，我终于有机会自己带徒弟了。有了学徒，有了人，我开始单干、做承包。那时候，一个月加上外快能挣一万多，一年也能挣个 20 万了。

就靠没日没夜地干，26 岁那一年，我赚到了第一桶金。这笔钱，我拿来投资了二哥开了个头、但无以为继的定制家具店。最开始是一份亲情的支持，到最后，投的钱越来越多，我和妻子只好把整个店铺揽过来自己好好做。

那个节骨眼，我孩子正好会跑了，会惦记爸爸了。2010 年，我决心要回家里来。这里地方小，消费低，但是竞争对手也少。随着经济越来越好，市里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家具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算上赶上了好时候。

我们一点点做，一步步积累人脉，店铺也用全副心思来打理。三年时间后，我们租下了属于自己的厂房，打造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雇进了 20 多个员工。2013 年，我们在老家买下了第一套房子。2015 年，我们在市中心又开了另一家店。

我慢慢变成一个商人，市里有权或有钱的人几乎全认识了一遍，逢年过节总要丰盛地送礼。

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排斥感，尤其在与合作伙伴谈论价格时，我总学不会争取最大利益化地与他人讨价还价。挣别人的钱，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我重感情，重义气，因此常常在生意场上丢失很多钱。但在生意场上，我却交不到新的朋友。

每逢孤独，我很怀念在东莞的工友们。每一次出差到广东，我都会吃一碗肠粉，叉烧饭，炒粉，想起年轻时大家一起玩过的时光。

有一次，阿伟来江苏看我。我们在饭桌上，寒暄几句近况后竟变得无话可说。

他还是在各地的厂之间转，打工，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平常最关注的是哪家厂的工资高，哪家待遇好。

生活仿佛在阿伟的身上越长越狭窄。我给他递烟时，他甚至有点恭敬地弯了弯身子。

我一下子被刺痛了。赚到钱后，我也曾经“飘”过，穿花花绿绿颜色衣服，出没于声色场合。但就在最忙的那一年，家里唯一一个努力疼爱过我的奶奶去世了。

生命以死亡这样荒凉无措的方式告诉我，人生就这么几十年，虚荣的金钱和地位都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珍惜身边人。

今年疫情忽然袭来，公司的资金链断了，只能不断往里面填钱，不然厂就运作不起来。到六月时，我已经借了将近四百万的外贷，最贵的一笔贷款里，10 万元一个月就要还四千块钱。

我和妻子，也成了“疫情离婚潮”中的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离了婚。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开始创业的人，没有根底，非常脆弱。一场严峻的危机，就足以让我成为第一波被清扫出局的玩家。市场在未来的几年内都难以复苏，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我虽然没有把握可以挺过去，但我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困难和磨难，我并不担心未来，我知道我终究会挺过去。

今年，我的女儿也 15 岁了。她还是个孩子，会缠着我给她买 switch 的游戏机，烦恼着体育课的 800 米考试。但 15 岁那年的我，已经扛着包，挤上绿皮火车出远门了。

我对世界最初的印象，也成了我对世界一直以来的印象：一根六米长的钢管，一根三四十斤，一旦扛上肩，世界就变得摇摇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