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斋】混沌变局中的发展“阵痛期”：上世纪20年代华资银行生存发展启示录（上）

文│尹伯

清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华资商业银行，他们虽规模不大，但在一批学习了西方银行管理的银行家引领下，结合国内实际，自发地适应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建立和完善，取得了在传统金融机构体系的基础上有效融合西方先进理念的一个大发展，并基木上形成了以“准中央银行”为核心，多层次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外资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银行体系，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事势：发展与投资共进

《银行博物》：

百年变局中，扬帆起航时。在20世纪的前20年，经历了清廷覆亡和北洋政府，中国军阀割据、社会动乱，西方列强彼此争夺，竭力扩张在华权益。然而，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力东扩的时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社会动乱的夹逢中求得了生存并发展壮大。中国的银行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在1912至1927年16年间，全国共成立163家银行，平均每年设立10家之多。我们常说事物的发展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天时各位认为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民国时期的上海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我认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政府的政策清末尤其是北洋时期，经济在政府的扶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苦心孤诣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1912至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有关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例、法规等多达86项，广泛涉及工商、矿冶、农林、金融等多个领域，为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据估算，1914至1920年民族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90%，远高于官僚工业资本3.44%和外国工业资本4.82%的增长速度，现代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轻工业年增长率超过了20%。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加之北洋政府发行的大量公债促进了国内一大批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许多商业银行一方面抓住发展的良机，另一方面顺应时代民主爱国潮流，将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己任，如金城银行当时（1917至1927年）在工业企业的放款和投资较多，大约为100多家纺织、化工（制碱）、面粉、煤矿类工业企业放款近700万元，较1917年增加了约7倍多。

贺宁（河南工业大学教师）：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当时，外国在华资本的持续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统计，外国在华投资从1914年的184608万元上升至1920年的239000万元，主体格局发生了转变，由一战前的英徳俄法转化为战后的英日美三强。 对华借款方面： 1911至1914年，列强对华借款总额565986935银元，其中法英德俄占据主要份额，占比均在15%以上； 口本借款额为70178026银元，占比12.4%； 美国仅占0.7%。 一战以后，截至1918年，原来位居前列的德法俄借款金额已经微不足道，取而代之的是口本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为78.6%。 企业投资方面： 一战后德国在华企业损失殆尽，俄国政体变更结束了资本输出，日本趁机扩大了在华势力范围，不但继承了胶济铁路、德华矿物公司等原德资企业，同时不断增加在华投资规模，1914年，日本在华企业投资额为18660万美元，1920年达到35190万美元，仅低于原来就有巨额投资的英国，跃居第二位，美国在华投资也持续增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沿海——内地贸易网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占据优势的英、法、德、俄等强国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之中，由此导致输往中国的制成品逐渐减少，而对来自中国的原材料需求则有增加趋势。此时，受军阀割据影响，社会动荡不安，农村地区的富有阶层为了寻求安全，纷纷携带资金涌入城市，聚集在开放口岸城市的租界等地区，农村资金向城市集中逐步形成一种趋势，使“稍有财产的人家，由乡而镇，由镇而城，由城而市，他的活动现款，就存在都市的银行”，城市经济呈现快速发展之势。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社会政治背景同样非常重要，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结束了封建王朝千年统治，但中国却又面临着“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清朝刚刚覆灭，赤字预算就立刻暴升，当时政府财政困难已到极点，各省上缴的款项已全部被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受旧债到期巨大的兑付压力影响，很难实现新债的大量发行与募集。在此背景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延续晚清的方式继续以国内主权为抵押，向国外举借外债。虽然部分缓解了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困境，但并没有缓解政府债务压力，反而呈现不断上升之势，“1912至1914年，北洋政府先后举债达4亿元之多，并以外债为主，各项政务无一不与外债结缘。……由于借外债无信誉可言，所以续借越来越困难。内外债两相比较，北洋政府越来越注重内债”。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要想解决财政问题，弥补亏空，政府不得不发行国内公债或要求银行垫借差额。银行垫借，成为这一时期政府化解赤字的一个重要手段，亦成为银行获得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群体：视野与情怀同在

《银行博物》：

民国初年，受惠于清末以来的留学潮，大批学成归国的经济金融人才回国后创办或任职于银行，华资银行业成绩斐然，专业银行管理者迅速成长，银行家作为更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群体正式出现。各位老师怎么来看这批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银行家对于20年代银行业的发展？

黄蕾（闽江学院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研究所副所长）：清末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学成归国全心全意发展我国金融事业的有志之士，比如以处于关键地位的中国交通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10名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其中留学日本者有张嘉璈、钱新之、徐寄庼、李铭、周作民、吴鼎昌、谈丹崖，留美1人陈光甫，教会学校1人宋汉章，我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出身的仅胡笔江1人。他们在海外学到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金融知识，也开阔了眼界，回国之后励精图治，竭尽全力在金融方面做出一番事业。如创办大陆银行的谈丹崖，他学成回国便应张謇之聘任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并按照润本大仓商业学校重视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创办银行实践室专门培养了一批银行会计人才，华资银行之以能全面实行新式会计是和谈丹崖的贡献分不开的。

贺宁（河南工业大学教师）：谈起这批银行家的留学经历，一方面，国外大学经济类科系或商科高等学校的求学经历，不仅使银行家具备了不同于传统金融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视野，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日后履任金融界要职重要的社会资本。吴鼎昌与谈荔孙、钱新之、周作民为留日同学，吴、谈二人更是同宿一室，交谊甚深，这成为以后四行联营并由钱新之主理四行储蓄会之人事渊源，北四行也成为最成功的跨行联营机构。吴鼎昌留日期间结识张季鸾、胡政之，三人于1926年共同接办《大公报》。李铭与陈朵如在日结识，引为至交，日后协力经营浙江实业银行，内外分工，形成“李主外，陈主内”的极具特色的二元管理体制，传为佳话。陈光甫1906年赴美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商业学校就读，其同学后来遍布美国各大银行及财政部，加之上海银行的巨大成功，使其在美国财经界具有极佳的口碑，这使得陈能以民营银行家的身份多次参与中美间的财经协定。留学期间的实习经历则为后来的银行家们提供了最早的从业经验，谈荔孙毕业后得到同学日本大仓财阀公子大仓喜七郎介绍入日本银行界多家银行实习。李铭进入横滨正金银行，而陈光甫则曾在美国著名的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教授）：20年代中期，这批华资银行家群体开始出现。他们多是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或传统金融业中的年轻新秀，与清末以政府官员或地方绅商为主的情况根本不同。虽然他们在进入银行界之初，得到了当时政要名流的帮助和提携，这无论在学成归国的新式金融人才还是钱庄学徒出生的新秀那里都不例外。但与南京政府时期相比，北洋时期的银行家群体与政府关系并不紧密，银行家个人也较少担任官方职务，而主要凭借与政要的私人关系为银行发展争取便利，银行家们对南京政权初期的支持主要是款项垫付和公债认购，代表各主要银行的银行家们则开始出任政府组织各种（半）官方性质机构的职务，如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废两改元研究会、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等。银行界的领袖们深度参与国家财经事务，其意见和利益在财经政策中得到体现，政府则依靠他们维持财政并支持金融改革。随着金融统制目标的确立和财政压力的加剧，政府意志被强制推行，银行界领袖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金融界代表对政府的影响逐渐减弱。

张天政（宁波工程学院教授）：清末至北洋时期的华资银行家们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出现了某种共性，银行家群体的社会影响逐渐凸显。银行家群体的形成与演变的情形是近代精英阶层身份变迁的缩影，他们是学有专长、视野广阔的新式人才，也得益于传统社会官僚政客的提携帮助。新式银行家是近代金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金融近代化转型的主要参与者，直接构建了根植于转型社会的商业金融发展模式。在观念层面，以专业性、独立性为内核的商业主义是银行家最本质的职业诉求，但少数银行家也谋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结合使银行家们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但政府确立的金融统制目标与银行家群体最初的商业性诉求有所龃龉，商业银行领袖们逐渐从商业领袖向财经官员的转变，银行家群体对金融事务的主导权让位于政府。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市场力量与国家威权的较量中，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力量逐渐趋弱，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争更难为市场主体提供持续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为领导者的商业精英们的命运也由此注定。被政府金融统制与战争逼入绝境的银行家们，正是近代社会转型进程中商业精英变迁的代表性历史面相。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