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书法美学发展逻辑：“势”、“意”、“骨”、“神”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或许正是由于社会的极度混乱，人们感受到人生世事无常，反而激发出对人的关照，人文精神大为兴起，文艺、科技成就斐然。

也因此，汉魏时期书法艺术获得极大发展，产生了独特的书法美学，尤其是书法家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书法世家，书法真正开始了从实用性走向艺术性的转变。

时期在整个书法发展史上都具有独特地位，正如马宗霍所说，此时期的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

略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对于汉魏六朝时期的社会，虽然跨度有五百年之久，然而人们总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如东汉到六朝之间，政治上经历了从皇帝专权到外戚宦官专政，再到门阀士族政治的变化，南朝末年世家势力依然强大，但汉朝已经逐步积蓄力量，而世家统治弊端渐多，人才储备也逐渐捉襟见肘。

同时，皇权与世家的矛盾亟需解决，这促使汉族与皇族走向联合。经济上，东汉以来自然灾害频繁，土地兼并严重，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造成了众多难以解决尾大不掉的社会问题，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夺权，最终是百姓承担后果。

自东汉中期以来的瘟疫、自然灾害使难以计数的百姓因此丧生，摧毁了中央对国家的强力控制，自此诸侯纷争，三国鼎立，中原大地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西晋短暂的统一使民力有所恢复，但统治阶级的愚钝又为中国引入了五胡，从此河洛沦落胡尘，胡风一直影响到隋唐的社会风俗和国家政治建构。

文化上，东汉时期儒生崇尚复古，想要实现借以实现经传提及的儒家的政治理想，也因为皇帝的鼓励，经学大兴，为文化领域注入新鲜血液。但也因此培养出诗书世家，使地主豪强与诗书相结合，加强了他们对政治和土地的双重控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隐患。

汉末，佛道趁乱世得到发展，威胁儒家，三教并立，这使汉魏六朝的文化思想氛围十分自由，兼容并包，诗体、书法、绘画、音乐等都获得极大发展。相应的两汉经学、谶纬崩溃，玄学兴起，世家出入儒玄，对学问有了新的阐释。

总的来说，汉魏六朝时期，乱多于治，分多于合，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战乱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死生无常。

汉魏六朝五百年间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如前所述，则书法美学思想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这样的社会状况中人们对“自我”的发现和阐释和当时人文精神的发展。汉魏时期是书法艺术渐趋自觉的时代，书法逐步摆脱了实用的意义而走向纯美的艺术境界。

这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在认识到死生无常后越发感到生的珍贵和人的尊严，也就因而重视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的自我表达，以期以另一种方式永生。

这样，书法就从秦汉时期的实用、刻板变得更为艺术、美观，对于书法的理论和鉴赏也就兴起，除楷书外，行草这两种重要的辅助字体也是此时形成的，取其能表达人的精神、人的主题、人的理性。

汉魏六朝儒释道思想对书法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当然基于社会经济状况，但除此之外，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儒家尚中庸，这也渗透到儒家对书法的审美中去，主要表现为要求书法创作的从容、平和、规矩。由于儒家历来学而优则仕，虽然思想层面偶然遭遇挫折，政治正统地位还是不可撼动，这样，儒家的书法美学还包含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形式上的法度和谐。

近如唐代楷书大家的涌现，颜（真卿）字评价之高，远如明清馆阁体的绝对优势地位，都体现了儒家对书法书写中中庸、法度的崇尚。

与儒家的自律、理智不同，道家追求自然旨趣，提倡韵致，则道家的书法审美观应当是，艺术上自觉，形式上自由，结构上飘逸。最终浑然天成，不事雕琢而富有变化，随处体现着道的境界和人的尊严。

这里还要注意到，不事雕琢并不等于古朴，那是法度严密的隶书，而不是自由自在的行草，道家重视人的创造，法乎自然，因而才能最终实现“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书法的“美”。

释家的书法，首先是佛经。佛教对书法的审美及其表述充斥着佛教思想。书法美学中引入了佛家思想中的“意境” 、“心性”、“形神”。释家书法审美观中第一流的作品，即是物我合一，言不尽意，明心见性，超然沉静，形神一体，形尽神存。这种宗教思想，自我修养与书法的结合，是为“妙境”。

最后，仍不能忘记玄学。玄学是时代的产物，是魏晋美学的灵魂，渗透到书法之中，则“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浑元之理”，则提出“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玄学固然深受儒释道的影响，也与三家书法美学有，但它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对人的主体、人的独立自由、人的内在精神的重视和强调。

异同

因而延伸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等标准，这是对人书法背后精神世界的探索，也是“玄”的真谛。

深究“势”、“意”、“骨”、“神”

汉魏六朝的美学思想繁多，如气韵生动，以形写神，言不尽意等，书法美学思想尤多，甚至形成了专著，如《书论》等。东汉以来，书法美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势、意、骨、神。

书法理论中的势，是最早出现的书法美学之一，产生于书法自觉意识刚刚出现的东汉，与之伴生的是“形”。康有为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对书法的什么要求？ 蔡中郎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形势的联系在于“由形生势”，形是静态的，势是动态的，形是具体的，势是抽象的，势，表现了形的基础上，书法的力度美、韵律美、动态美和磅礴的生命力。

形势之后，是书法的意和象，限于时代，东汉时期的人们对势阐发得彻底，而对书法的意象相对只是初窥门径。所谓书法中的意，蔡中郎解释为默坐静思,随意所适，重在动笔前的构思、谋篇布局，以求下笔之后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换言之，就是意在笔先。对书法中心的重视，仍然是人的自觉。

到魏晋时期，书法的美学思想又为之一变。人说魏晋风骨，魏晋时期书法思想的发展，特点正在于对绘画要求和人物评价标准的借鉴。与绘画一样，书法也是线条的艺术，而与人物评价类似，书法也重视文字背后人的精神风貌、内心世界。——甚至更为纯粹，月旦人物有世俗之累，水墨丹青有色彩之繁，书法，只是黑白的错落布置，顿握提旋。相对东汉，魏晋的书法美学发展了笔“势”，提出了书“骨”，延伸了书“意”。

索靖作《草书势》，称草书“婉若银钩,飘若惊鸾”，“银钩”这一形容从此固定下来，成为书法之“势”的代称。《笔势论》中说道 “势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可见相对于东汉时期，魏晋“势”的重点从最初的动感美、生命力逐渐转向师法自然。这也是从东汉的“发现主体”到魏晋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更进一步则是将主体的“气韵”抒发到客体的字形之中。

关于意，有赖于魏晋玄学的发展和三玄的新阐释，意和象是魏晋时时提及的美学和哲学概念。对于人品，他们推崇“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对于书品，同样讲求言意之辨，王弼引用《庄子》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言、象、意之间，乃是这样的起承转合。意贵于象，正如同势贵于形，象具体，意抽象，象静意动，因而象是客观、客体，意是主观感受，反映主体意识。

同时，魏晋的人们还发现，要很好地体现“气势”，在笔法技巧上，还要有“骨力”，魏晋以来重视品评人物，以观书法，则不仅人要有气韵、风骨，书法也要有“骨气”。而用绘画的表述，则是“骨法用笔”。

正如“形势”、“意象”，骨的扩充是“筋骨”，所谓颜筋柳骨是也。对于骨，魏晋的人们崇尚一种刚柔相济、骨丰肉润、骨势与韵味相结合的审美理想。筋骨是书法的笔法技巧，也是气力的反映，是书法的最终呈现，即形，也是笔意的表达，笔势的外显。

南北朝对书法美学理论的生发，重在神采。神采的提出还在于蔡中郎，但他对神采的阐述并不深入。到南北朝，王僧虔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里所说的“神采”，超越了人的“意”、“势”，而是客观字形之上的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笔势、笔法、笔意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外露的人的气韵精神，是佛家所谓“妙境”。

对于魏晋的“骨”，南北朝人又提出“媚”这样一种相对的概念，如所谓骨鲠和柔媚的对立分野。为了更好阐述骨和媚，时人又引入字形的肥瘦，瘦而有骨相对的是肥而媚。然而书法纯骨无媚纯肉无力，时人如此划分并不是要有什么褒贬，而是重视二者的调和。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逻辑，是动荡黑暗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反省，“人”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人的价值被发现，人的尊严被珍视，即使书法美学之中，也随处可见人文精神，充斥着人的主体意识。人文和理性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书法所谓表情达意的工具，其美学意义被逐渐塑造并丰满起来。儒释道玄思想影响了书法的美学意识，自后汉到南北朝书法的发展和无可阻挡的人的觉醒丰富了书法的美学理论。最终，书法完成了从工具到审美，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变，其背后反映的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