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常识的新闻：重回新闻研究的知识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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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张婧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闻是什么？当然取决于怎么理解它的属概念。如果不把新闻理解为一种文本，那么新闻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息生产活动，于是新闻生产研究的范式便登上了新闻研究历史的舞台。当然，还有很多理解新闻属概念的视角，都有助于突破传统新闻理论的狭隘视角。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如果将新闻看作是一种知识型，我们该如何理解新闻和当下社会中的新闻实践。

将新闻看作是一种知识，这并非是什么新鲜的主张，正如我们在正文中要讨论的，早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代，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等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不过，效果研究几乎完全中断了这一传统。在这一背景下，刘海龙（2020）呼吁：“要为传播寻找一个新的支撑点，在‘连接’和‘权力’之外，‘知识’是第三个支柱。要弥合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描述的知识与传播间的裂缝，找到二者的连接点是重建传播的知识之维的关键。”这个建议确实有必要，因为在当下的新闻研究版图上，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几乎完全是空白。

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型，新闻显然不同于科学、艺术或宗教，当然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在人的观念世界中，新闻通常是一种关于人类公共生活的知识型，它既建构和维持着公共生活的某些方面，又受到公共生活变迁的影响。它既不完全是基于私人经验的知识，但它又不能完全摆脱地方性。它不是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知识体系，但又与这些专业性和系统性的知识有着一定的关联。那么，新闻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型？这种知识型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被重塑吗？在当下又该怎么理解新闻的知识型？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

作为“相识的知识”的新闻

在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将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型来讨论的第一位重要学者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关于移民报刊的研究、对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分析以及传媒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组成了帕克在各类传播思想史书写中最为人熟知的面貌。作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长期以来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生态学和城市社会学捆绑在一起。不过，这种流传颇广、深入人心的公式化叙事，在“方便理解”帕克的同时，也模糊了帕克思想中一些关键的细节。由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以前，帕克本身曾经从事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新闻实践，因此其新闻学研究与其社会学研究风格并不一致。帕克从一开始就是从新闻从业者的立场入手去讨论新闻的本体，这与他研究社会学时的客观观察者的视角很不相同。这种视角让帕克可以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直接切入新闻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知识社会学和现象学的色彩。

作为帕克新闻研究的重要文献，《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最近才在国内受到关注，但该文的重要性对于理解帕克的新闻思想不言而喻。在这篇文章中，帕克将新闻称为“相识的知识”（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与之相对应的是“相知的知识”（knowledge-about）。

这个对知识进行分类的范畴借鉴自帕克在哈佛的硕士生导师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后者认为，依据人们理解的深度以及不同的获得和使用某种知识的方式，可以将人类的各种知识分为“相识的知识”和“相知的知识”两类（詹姆斯，1890/2019：235）。对于“相识的知识”包含的大量常识、习俗和直接经验，社会成员通常既不会进行系统的整理，也很少基于某种明确的目标去主动获取。他们大多是在日常世界的朝夕相处中直接从上一代人那里传承而来，或者不经意间在社会生活中与它们照面。因此，人们关于这类知识的认识往往并非清晰、系统的把握，而是某种模糊的体验和熟悉感。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相知的知识”，其最大特点在于能够被体系化地表述，并且拥有一套专门用以阐明自身的话语体系，其中包含大量术语、假设、陈述，这些都是明显有别于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与“相识的知识”不同，“相知的知识”并非日常情境中“自然而然”获得的认识，而是基于某种认识的目标，对确定的对象进行主动探索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知识也需要经过有意识的系统学习才能获得，而无法仅凭日常经验和直觉加以把握。

当然，与詹姆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知识型划分不同，帕克需要描述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类。何谓“相识的知识”？在最粗浅的意义上，可以将其理解为由常识、习俗、惯例等等“非正式”认识组成的复杂集合，而“相知的知识”则是其他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知识，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专门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等较为正式的建制。在帕克看来，可以称为“相知的知识”的，都是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归纳、概括和梳理的认识。用以表述它们的也是经过有意识的推敲和打磨、具有一定准确性和逻辑性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相知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系统性的“科学化的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帕克认为这种“科学化的知识”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关于观念的哲学和逻辑学，第二类是关于事件的历史学，第三类则是关于事物的自然科学。在他看来，“相知的知识”与前一种“相识的知识”，并非两个全然对立的范畴，在人类知识整体中，二者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新闻在其中也应占一席之地，并且更加接近“相识的知识”一端（Park，1955：76-77）。

如今，在阅读了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对欧洲精神危机由来的反思，理解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或者20世纪后半叶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之后，我们可能并不会对把新闻看作是一种常识或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有什么新鲜感。但在当时，“相识的知识”绝对是一个新鲜的范畴。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帕克引入一组概念对现有知识进行了分类，不如说他实际上通过提出“相识的知识”拓展了当时社会学界对于知识的一般理解。

在帕克看来，新闻首先明显不属于体系化的自然科学，二者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关于“事实”的理解上。自然科学和新闻虽然都将自身形容为一种与“事实”（fact）相关的认识，但实际上前者所处理的是关于“事物”（things）的真实，而后者则聚焦于“事件”（events）的真相（Park，1955：74）。自然科学所谈论的“事物”是“类”的概念，属于同一类的事物之间具有普遍性、同一性，因此通过一类事物中某个部分的研究可以推知整体。帕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自然科学也可以称为“分类科学”（classifying science）（Park，1955：74），为各种事物建立类目是这种知识的基本任务。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闻所关注的“事件”从始至终都被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所限定，因此每一个“事件”都是具体、独特、不可化约的，无法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那样被分类（Park，1955：77）。正是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语境下的“事物”即使在时间和空间中迁移，也不会影响其内部结构的稳定，不同“事物”之间的类目学关系于是也能处于某种相对的平衡之中。而“事件”则完全不同，它的全部意义都蕴含在具体且独一无二的时空交织之中，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件”。用以研究“事物”的类推法也无法适用于分析“事件”，与“事件”相关的所有一切真实都被严格限定在“此时此地”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包含在“事物”和“事件”之中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实”（fact）。

然而，“以事件为对象的知识”不仅有新闻，按照这种界定，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囊括在内。因此仅凭与自然科学的对比，依然不能充分阐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性。有鉴于此，帕克做出了进一步的比较。他首先指出历史学和新闻虽然都是对各种“事件”的分析评述，彼此却存在明显的差别。对事件之间关联的关注程度被帕克视为区分新闻和历史的关键，他认为新闻的主要任务是对于此时、此地的某个孤立事件进行记录和说明，而无意用某种因果性的或者带有目的论色彩的框架，在这一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建立关联。新闻植根于当下，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涉及对既往的追溯或者对未来的展望，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下的状况而将它们作为一种参照的坐标。历史研究则恰好相反，除去描述事件本身，对一系列事件进行评价和“排序”也是其知识生产中重要一环。基于一定的评价标准或叙事逻辑，历史学家还需要为每个事件在历史更迭的长河中寻找一个恰切的定位，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揭示隐藏在人类社会中的某种趋势或力量。在帕克看来，历史学的这项工作中已经多少包含了“预测未来”的意味，而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某些特定分支更是将此视为核心议题。这些研究领域与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在于看待“事件”的方式多少有点类似于后者语境中的“事物”。史学研究假定任何一个事件都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一类相似事件构成的整体。正是基于这种前提假设，这些“自然科学式”的社会科学研究通过运用各种比较分析，试图对事件的成因和走向做出具有足够普适性的解释，从而为关于未来的假说和预测提供支持（Park，1955：77-79）。

通过一系列对比，帕克实际上阐明了新闻的两个重要特质：其一，新闻是关于“此时此地”的知识，它明确系于“当下”。在时间的维度上新闻真正关心的是正在发生或者当前依然产生影响并引发关注的事件，过往和未来只是用于辅助说明的某种参照系。因此新闻既不致力于从过去总结和提炼经验，也不试图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此外，新闻的意义只存在于具体的空间之中，它虽然表现为对相继发生事件的持续记录，但并不说明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想要从这些事件背后发掘某种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新闻只是一种对特定时空节点上孤立事件的记述。正因如此，新闻的第二个重要特质呼之欲出。无论是关注事物的自然科学，还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事件的社会科学，都倾向于将事物或事件理解为一个“类”的概念。这些学科面对一个具体对象时，总是预设它能够代表一类总体。这些学科最终追求的都是能够推及其他同类事物或事件的“一般解释”。新闻则恰好相反，它关注的总是事件中具体且不可化约的部分。这并不是说被新闻记录的事件不具有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样本的那种代表性，而是指在新闻的书写方式中，事件总是被表现为“独一无二”的，记者总是致力于放大事件反映出的特别之处而非普遍特征。如何将事件抽象、概括为某个类目之下的一般样本并不在新闻创作过程的关注范围之内。难以归类的特例也许会困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对新闻而言却正是“新闻价值”之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闻作为一种关注具体差异的“相识的知识”，补充了追求普适性的“相知的知识”。

当然，如果只是通过与帕克划定的两种知识型进行对比，便得出新闻是一种“相识的知识”，肯定会被人指责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今天如此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相识的知识”和“相知的知识”之间不可能划分出完全清晰的边界。在“相知的知识”里一定有大量未经反思的常识，因此与隐藏在科学概念体系后的常识作斗争是一切优秀学者的标志；而在“相识的知识”里，可能有着很多被肢解过的“相知的知识”在上演科学的“心灵鸡汤”。另外，任何对知识的划分都会被质疑，甚至可能被看作是无稽之谈，帕克圈定的三类“相知的知识”也没有得到任何学者的共鸣和支持。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新闻在这套分析框架中被聚焦，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被重新认识，这就是帕克与他的理论独到的价值。

二

帕克“新闻知识观”的内在逻辑

帕克将新闻看作是一种知识型的努力在当时不仅很有创见，甚至是非常意外的，这无疑开启了一种思考新闻业的新视角。但帕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继续推进这个话题。而且若不是半个世纪后知识社会学在美国兴起，美国的新闻学界也没有人继续从这个视角讨论新闻业。所以，令人好奇的其实是帕克将这对概念引入传媒研究的语境和动机。当帕克将新闻称为一种“知识”，并且是“相识”而非“相知”的知识时，究竟在与谁、与何种观念或现象进行隔空对话？而在证成自己的判断之后，帕克又试图引向何种理论建构？

帕克生活的时代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中至关重要。经历了这个被称之为“进步主义时代”的过渡时期，美国一举从传统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社会。经过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不仅成长为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也重塑了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但巨大的社会变迁自然会扰动一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整个美国社会不可避免地面对“现代性社会”的弊端。学者们经过大量的讨论，对于“现代病”的症结在于“公众”群体的瓦解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在能否重新唤醒“公众”以推动社会进步、用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等更进一步的问题上，却存在大量的分歧和争议。

帕克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之一。这不仅体现在他长期投身于新闻事业和社会改良运动，而且他后来转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了继续推进此前参与的社会改良实践，实现他的社会改革理想。在帕克从事新闻业的晚期，他参加了一项没有成功的媒体创办活动——报纸《思想新闻》的筹办。尽管这项计划不幸夭折，但却能从中深刻体现几位筹办者对社会进步和改良的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思想新闻》最主要的发动机当然是帕克本科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老师杜威。后者的想法是通过将哲学与新闻结合起来以改良大众传媒，因此杜威与《思想新闻》的另一位狂热鼓吹者——新闻记者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几乎一拍即合。杜威认为公众之所以浑浑噩噩，是因为缺乏知识和教养，耽于日常琐事，缺少对共同体的认知与共情。因此，“教化公众”就成为传媒的重要使命。一言以蔽之，福特和杜威都将当时美国报刊界的种种弊病归结于新闻的琐碎和庸俗，他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商业报刊盲目逐利、一味迎合公众下滑的道德水准、智力水平和审美趣味所致。在二人合写的一封公开信里，他们这么描述《思想新闻》的面貌：

这将是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将不逾越事实，将报道思想而不是将它装扮起来束之高阁；将厘清事实本身，不是抓住伴随事实而来的仅属个人私事而絮絮不休；将刊登有关科学、文学、学校、教堂的问题，视之为人类永续生命的各部分，因而具有共同兴趣，不计较个人专门兴趣之类的细节（切特罗姆，1982/1994：157）。

如果套用詹姆斯的分析框架，杜威和福特就是要用科学和理性的那套“相知的知识”去改造新闻业那种“相识的知识”。这种观点我们并不陌生。知识精英们对于新闻业的担忧以及由此产生的改良新闻业的强烈愿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当然，杜威和福特并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都能够步调一致，由于《思想新闻》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项目，而且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和管理者，这两位纸上谈兵的兄弟显然都不是推动这一项目的合适人选，所以二人的分道扬镳几乎不可避免。最后的结果是，《思想新闻》还没有出刊便夭折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发起者也反目成仇。

也许是因为受教于杜威并受到杜威的举荐前来筹办报纸，又或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系统思考过《思想新闻》该怎么办，帕克并没有立即反对让报纸充当“哲人王”的理想。相反，帕克在当时也是这种观念的支持者之一。创办《思想新闻》的计划失败以后，对前途备感迷茫的帕克便师从詹姆斯进行了硕士阶段的课程学习。

带着对实践的反思学习哲学并思考新闻和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帕克的想法。当他使用詹姆斯的“知识型”分析框架时，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那就是帕克恰恰认为福特和杜威瞧不上的作为“相识的知识”的新闻，才真正蕴藏着美国报业最引以为傲的民主精神传统。帕克曾经引用《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利列（Horace Greeley）对一个办乡村报纸的朋友的忠告来表达他的新闻常识观：

一个开宗明义的观念是：对普通的人来说，最感兴趣的题目首先是他自己，其次则是他的邻居。对他来说，亚洲和汤加岛对他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比起这些重要的真理来，大多数国家的新闻也是可有可无的......在你的新闻栏里，虽然可以简短地，但一定要按时地报导而不要放过这样一些事实：一个新教堂成立了，一些新人加入原有的教堂了，一个农场被卖掉了，一个工厂正准备兴建，一个磨房开业了，甚至一些家庭中发生的趣闻（帕克，1968/1987：81-82）。

在帕克看来，这些琐碎的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帮助来自传统社会、与世界隔绝的“乡民”过渡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帮助他们在“伟大社会”中寻找生活的方向，并将宏大的社会议题转译为这些“普通人”的语言，让他们只要花很少钱购买一份报纸，就可以参与到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在以交谈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过程中，获得自身作为“公众”的归属感，真正实现杜威的理想：将由机械团结维系的“伟大社会”转化为通过有机团结而凝聚的“伟大共同体”。

通过这种爬梳可以发现，尽管藉由打造“理想传媒”实现社会改良目标，是受到20世纪之初包括帕克在内众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共同认可的观念，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阐述具体实施方案时的分歧能够忽略不计。尽管帕克的最终理想与杜威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在实现的路径上，帕克与杜威正好相反，帕克希望的是人们通过对“相识的知识”的参与，渐渐达到对于某些“相知的知识”的共识和理解。联系其早年业界实践的经历，以及“相识的知识”这种提法背后勾连的理论背景可以发现，帕克这一表述，其实根植于他借助新闻业“重建常识”进而弥合分歧、重建共同体纽带的理论蓝图。正如有学者所言：

与《思想新闻》的主要筹划者福特和杜威显著不同的是，尽管从未放弃过组织化知识——或者用帕克更喜欢的词，大新闻（Big News）——的理念，但帕克却并未让这一理念影响自己务实地看待新闻和新闻业，因而从未轻视商业报纸已经变成“公共承运者”（common carrier）这一基本事实（王金礼，2015）。

相比于杜威和福特的路径，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学者基本上更赞成帕克更符合实际状况的路径。他们认为，如果信息的传播不是基于常识的知识型而是科学的知识型，那么受众并不见得买账。比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2000/2016：138）就坚定地认为：“纯粹的电视广告同时也证明了：它是有点常识意味的东西，而非细心琢磨出来的一套科学理论，所以他（指电视观众）才信以为真。”

不过，其实有很多人，尤其是社会精英，更赞成杜威和福特的观点。然而，对新闻是一种常识的无视，使人们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有许多科学家指责新闻报道歪曲了科学发现的学理意义，但他们并不明白，新闻作为一种常识文化，本身就与他们的科学文化无法通约，因为这两种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预设和世界观。当某位法学教授指责新闻传播学院培养的学生在报道过程中没有专业的法律意识时，或者某位经济学教授指责新闻传播学院培养的学生写报道时不懂经济学原理时，恰恰说明他们并不理解新闻是一种常识，而他们的这种指责反而会让人缺乏对新闻的基本常识。

三

帕克的新视角及其局限性

帕克的社会改良理想能不能实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帕克关于新闻知识型的理解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更值得称道的是，帕克将詹姆斯的分析框架发挥到极致时，颇具洞察力地指出了知识型与社区及社会互动间的关系。他把参与、交流、互动和传播的社会行为与抽象的知识型结合在一起分析，指出新闻这种知识型是在互动的框架上被建构起来的，这使他的新闻思想闪烁着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独有的光芒。

帕克指出，其实任何一种类型的知识，在形成之初都尚不具备“相知的知识”那样严密的表述和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相识的知识”往往扮演着“相知的知识”的初级形态。存在于这一阶段的认识并不呈现为清晰的观点，而更像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谈资，或者一个处于开放的讨论或“交流”（communication）之中的议题，而新闻正是这类知识中的典型代表（Park，1955：78）。在他看来，新闻的本质就是“引人谈论之物”，能够激发人们好奇心的东西全都可以成为它的对象。实际上，在社群生活的日常情境中，新闻充当着交流的引子，以自身为中心敞开了一个汇聚众意的场域。人们如何使用新闻、何种信息能够被视为“新闻”、经由依据特定目标而设立的筛选标准过滤后见诸报端的，都是在这个空间之中，在多元主体的互动、协商甚至冲突之中达成一致或妥协的产物。换言之，报刊在何种意义上构成“新闻媒介”，是一种日常生活实践。因此，新闻就其社会特征而言不可能是“相知的知识”，因为新闻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新闻本身以及公众的态度都尚处在动态之中，也正因其具有的这种不稳定性，人们无法用逻辑的结构把握这些信息，而只是以这些信息“流向”（flow）意识的原本模样来接纳它们，以直接的经验和直觉对其加以把握。

帕克深信，只有在新闻这种“相识的知识”所建构的场域中，“相知的知识”才有可能实现。当事态消停，信息和观点趋于明确和稳定时，新闻成为旧闻，成为公众意见或者类似于历史的“冷事实”（cold fact）。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理性思考，从态度和表达中沉淀、提炼出“相知的知识”。此时舆论就可能成为一种“相知的知识”，因为它是新闻事件引发的关注和讨论趋于消退之后，依然能够留存下来的社会共识。

在这里，帕克无意中开启了一种独特的新闻研究视角。该视角的体现是，新闻的内容、新闻的要素和新闻价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型的新闻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交往的方式和空间。这种交往方式的建构，不仅比新闻报道的内容怎么构成更重要，也比新闻传播业本身更重要。它的意义不在新闻传播的进程之中，而在新闻传播的进程之外。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种基于知识型的媒介物质性视角。也是很多年后，有人才试图去区分物质性视角和传统新闻本体论视角的差别：

绝大部分现有的研究都专注于“中介化”研究，即使用媒介以传递意义的研究......媒介化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从媒介参与传播的特殊实例转移到媒介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结构变迁。媒介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个传播序列，其影响扩及媒介和其他文化领域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之中......由于“中介化”这一概念狭窄地聚焦在传播过程本身，我们需要另一个术语“媒介化”来表示媒介、文化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长期、大范围的结构性变迁（夏瓦，2013/2018：4-5）。

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在这里所说的媒介化，强调的就是新闻所构建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秩序比新闻的内容传播更重要。但是，帕克囿于他的时代局限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研究视角的理论价值，没有进一步探索下去。既然他的目标不在理论而在实践，他在理论上的粗糙和缺陷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新闻真的只是混沌一片的常识吗？帕克给“相知的知识”做了细致的划分，但为什么完全无视“相识的知识”的分类？“相识的知识”是自然存在的还是被什么力量所建构的？如果是后者，“相识的知识”难道不会因为这种力量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吗？

事实是，尽管都是常识，但“新闻”作为一种常识，与“相知的知识”一样，有着丰富多彩的类型，不能仅仅用“相识的知识”含混地加以形容。在帕克那个地方报业兴起的年代，用“相识的知识”及其“此时此地”的当下性和“独一无二”的事件性两个特征形容当时的本地新闻及其价值取向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在电视时代，尤其是后来的互联网时代，用“相识的知识”来形容所有的新闻，就难以描摹新闻业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在关于新闻接近性的阐述中，总是有一套很教条的划分方法，即地理上的接近性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别看这是传统新闻价值理念的老生常谈，实际它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相识的知识”不仅仅只有“此时此地的当下性”这一种类型，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划分，而且这种划分与参与新闻的人的媒介使用偏好有关。一种“相识的知识”直接与本地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可以被称为“地方性知识”，而另一种“相识的知识”则来自于共同的心理社区或社群，可以被称为“社群性知识”。社群的知识也多是常识，但通常没有“此时此地的当下性”这一特点，甚至都不一定具有事件性色彩，比如对“佛系文化”的表达和认同。由此可见，科学知识和常识的二分固然重要，但这种划分只是为新闻业划定了一个边界，而对新闻实际运作及其变化的分析帮助有限。

作为城市社会学的大家，帕克当然关注到了社区和社群问题，他毕生学术关注的焦点都是社区的变革、解体与重构。但帕克的社区观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是实体化的，并不真正对应于现象学和知识型。因此对于帕克而言，社区和社群是被囊括在城市中的，是具有具体地理和空间边界的，因此社群性知识也是囊括在地方性知识之中的。然而，基于共同兴趣和话题的趣缘社群并不一定必须存在于同一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属于心理范畴的社区，它是信息流和情感流的节点，完全可以存在于无形，存在于虚拟空间。20世纪初无线电通讯刚刚起步的时代，广播的雏形就已经被发烧友们用来进行跨越地理边界的趣缘社区之间的交流。所以，尽管在“一城一报”的时代，“地方性知识”是新闻的显性态，“社群性知识”是新闻的隐性态，但这种划分也是一直存在的。帕克和所有持帕克新闻知识观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出现以后，网络社群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趣缘社群的关系和形态，社群性知识也因而成为显性状态。这再一次说明，帕克并没有真正从物质性的角度去理解新闻，如果从物质性出发，新闻研究关注的焦点应当是新闻的知识形态是怎样被媒介的物质体系所不断建构的。

当然，“地方性知识”和“社群性知识”绝不是划分“相识的知识”的唯一途径。对于人们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念世界，海德格尔曾经有过“上手状态”和“在手状态”的划分，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曾经有过“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的划分。把这两种划分运用到新闻上，就一定会出现“上手的新闻”和“在手的新闻”的知识型划分。前者说的是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多为真实感知到的发生在周遭世界的现象；而后者只能是通过传媒观看才能认知的非地方性知识，多为发生在共同世界中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它同样不具备帕克语境中“相识的知识”那种“此时此地的当下性”。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尤其是电视出现以后，受众渐渐具备了认知“在手的新闻”的能力，或者说他们学会了通过媒介去“看”发生在他们并不熟悉的那个共同世界中的重大事件。于是大众传媒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非日常生活化的“在手的新闻”。而互联网出现后，“上手的新闻”卷土重来，在抖音和快手等社交平台媒体上无处不在，并迅速占据了公众的注意力。这又是媒介物质性体系变革后，新闻存在的时空秩序被重塑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帕克在关于新闻知识型的研究中，没有穷追媒介的物质性问题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疏漏。当然，以今天的媒介环境和理论框架来指责帕克在20世纪上半叶所阐发思想的局限性并不可取，也并非本文的目的。但从帕克没有关照到的空白之处切入，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传统的新闻价值在今天的互联网知识生产中不再具有普适性，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新闻的边界在今天变得模糊不清。

四

平台媒体时代的新闻知识型

对新闻作为一种常识缺乏理解，使今天的传播研究者遇到互联网新闻现象时总是大惊小怪。在本文前述关于“相识的知识”的讨论中，新闻与后真相的关联其实已经呼之欲出。正如格尔茨（2000/2016：120）对常识的特点所作的描述：“‘经验的直接表达’而非‘对经验的有意识反省’，正巧是常识思维的一项天赋禀性。”

重新认识到新闻是一种常识非常重要，但意识到新闻这种常识有着多种类型，而且在不同的媒介物质性体系中，新闻的知识型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更为重要。新闻知识形态与媒介体系的可供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后者建构着新闻这种知识赖以生存的时空和关系。比如互联网的技术体系能够支持的新闻知识型与大众传媒就不太相同。在这一点上，笔者基本认同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判断——互联网打破了大众传媒的技术体系所带来的交流方式和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子传播出现以前，新闻原有的媒介环境：

今天所谓的“新媒体”带我们进入的并不是人类此前从未到达过的新领域，只是复活了最基础的旧问题——在复杂社会里人类如何在相互绑定中共同生存——并凸显了我们曾遭遇过的最古老麻烦......在20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介（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被认为为选民提供了投票参考信息、为消费者制造了购买欲望、为工人提供了娱乐内容、为傻瓜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媒介一般都被视为信息和意义的发布者，其内容设计都是基于人类的尺度。它们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但极少被认为具有基础性作用，它们是前景而不是背景。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主流传播技术从广播和电话发展到互联网，情况又回到了历史上曾有过的更为常态的媒介秩序混乱的时代中（彼得斯，2015/2020：5-6）。

与大众传媒的技术体系不同的是，互联网创造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时空与秩序，互联网“代表着无空间和无地方的世界，一个隶属并服务于后工业化经济的产物，一个私人化的、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一处虚拟和流动的互动语境，以及一种建立在技术而不是自然基础之上的现实”（亚当斯，2009/2020：111）。这种非实体的空间，强调的是一种心理的组合而非地理的组合。“赛博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现象、一个技术景观，它也是一套异质的符码、机构和使用者，它们以某种特定的社会、心理、符号和物质关系而结合在一起。”（亚当斯，2009/2020：113）这样一来，地理学意义上的在地性和接近性，在某些情境下就自然而然地被解构了。当前地理学空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传播问题正在替代地理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干脆将互联网逻辑创造出来的空间定名为“流动空间”。他指出：“人民确实依然生活在地方里。但是，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卡斯特，2000/2001：524）这种空间的重构以及对虚拟空间的强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和观念。“电子通信与信息系统的发展允许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诸如工作、购物、娱乐、保健、教育、公共服务、政府等等，逐渐与空间邻近性失去联系。”（卡斯特，2000/2001：485）在这种物质性的框架之上，公众的观念及支撑这些观念的常识就与帕克意义上的“相识的知识”不太一致了。

新的时空秩序和权力秩序，导致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自己所在的地方议题分散向去地域化的共同兴趣。公众可能比以前更不注重在地化的地方新闻，而更注重那些“社群性知识”，因为在流动的空间中，公众可能一是根本就没有地理上的归属感；二是对自己所在的虚拟社群有更多的归属感。而公众也可能比以前更不关注国际国内的那些“在手的新闻”，因为他的日常生活被其虚拟世界所包围，而在那个世界中，可能到处都是流量平台海量个体上传的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个体熟悉的“上手的常识”。正如笔者曾经形容的那样，这是平台建构起来的时空秩序和显化出来的新闻知识型：

无论是自发形成的网络社群聚落，还是由平台通过算法推送而形成的小众信息群落，都是去地理空间和地方经验的。这些社群里的个体之所以能在一起对话，并非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社区生活经验，而往往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或兴趣爱好。这就意味着，当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快速向社交和真正的小众传播方向倾斜时，他们交流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就从以地方性知识为主变成了以社群性知识为主。个体精神交往的知识基础不再以共在一地或共在一国的共同生活经验与知识为首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兴趣和共同文化取向（胡翼青，2019）。

由于互联网这一媒介技术体系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显化，许多被大众传媒压制的“常识类型”被解放出来，使新闻变得更加“常识化”。这是由新媒介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可供性决定的：

媒介传播技术可以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便利的双向互动，可以联结到每一个体的私人移动终端，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多元传播主体共在并且可以显现日常生活世界的的信息平台。由于多元主体在传播中的互动、模仿和交锋变得越来越频繁，生活世界与公共世界边界的模糊导致公共与私人、媒介与现实、事实与谣言，客观陈述与主观观点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胡翼青，2018）。

于是新闻作为一种常识形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复杂。再用帕克“相识的知识”来概括新闻的知识型显然不行了。在互联网建构的时空、关系和秩序中，地方性知识和社群性知识，都有可能成为不同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上手”的常识和“在手”的常识，也具有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一方面，重要的地方性议题仍然是互联网上大家关注的“地方性知识”，甚至仍然能在某种程度召唤大家形成共识。比如自2019年末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地方上的发展态势就总是网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另外，本地特别重大的异常性事件比如极端天气也依然会吸引网民的目光。但另一方面，在平静甚至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公众的兴趣便不再被“地方”所组织，而是被“社群”所组织。在这里，共识因知识上的差距和区隔被前所未有地消解。因此，那些真正关涉地方公共生活的平凡而重要的本地新闻，比如城市管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的安全隐患等问题，反而最不受人待见。公众依然在地方，但他们并不扎根在地方；公众并不生活在虚拟社区，但他们的情感和认知却扎根在那里。地方重要新闻或国内国际重大新闻，要么成为扰动日常生活的异常因素，要么成为社群性知识的来源和素材，于是社群性知识和传统新闻的混搭成为必然。用鬼畜视频丑化乒乓球混双奥运冠军伊藤美诚这样的知识生产，是这一类新闻知识型下炮制的典范个案。

一方面，“在手的新闻”依然有人关心，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依然考验传统媒体的深度阐释能力。另一方面，人们日常生活中原先各种经历和体验，现在都可能成为“新闻”，甚至关于什么是新闻的想象都开始发生变化。“上手的新闻”的时代已经来临。被平台媒体组织起来的公众生产，数量巨大，流量惊人，并且创造出了自身的强大认同，使许多“在手的新闻”丢失了公众的注意力。如果说地理学觉得互联网使本学科危机四伏，那么新闻学也并不因为传播技术的发达而高枕无忧。原先已经成为共识的新闻价值，现在已经无法在媒体实践中得以贯彻，而新闻的边界也已经全面地开放，已经很难说清什么信息不是新闻，或者什么信息是新闻。因为知识型的错位，原有新闻学的阐释力被进一步地削弱了。

彼得斯（2015/2020：8）是这么来理解平台媒介的：“与20世纪的大众媒介不同，数字媒体传播的不再主要是内容、节目或观点，而是组织、权力和计算。大众媒介为整个社会提供标准格式的新闻和信息，而数字媒介扮演的更多是所谓‘后勤性设备’的作用——帮助用户记录踪迹和辨别方向。”平台媒介就是这么一个组织者，它让“地方性知识”和“社群性知识”、“在手的新闻”和“上手的新闻”一同涌现在用户面前，为用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的知识社区，也重构了用户对知识的理解和对共同体的认同。用户在越来越认同自身的趣缘社群的同时，离大共同体的认同越来越遥远。

《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面世一个世纪后，互联网上舆论的分裂对立和极化现象，让本文不得不再次回到帕克的新闻改良理想。帕克看到了地方新闻的本质，却没有料到地方新闻的后果。随着在地化问题的淡出，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地方媒体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去地化的后果是使公众重建常识并形成大共同体的认同化为泡影。很多年后，王金礼（2015）是这么评价帕克的：“帕克对新闻性质与功能的社会学描述和解释，居然极其自然地解决了杜威的知识社会化理念中的正当性问题，作为‘熟识’知识的新闻之于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和‘伟大共同体’建构，并不存在着‘思想新闻’时期所想像的那种不可超越的障碍。”在这一点上，笔者并不赞同王金礼的观点。“相识的知识”过于地方化和个人化，是上一个媒介技术时代的产物。当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阅读报纸以及与他人谈论新闻知悉了某种“相识的知识”后，他们就能进展到“相知的知识”了吗？他们能够基于普遍的公共性，重建常识并形成“伟大的共同体”吗？一个世纪以来的新闻实践从来没有见证过这种因果关系。这表明帕克和杜威他们一样，内心也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许大共同体本身就是伪命题；或者说希望媒介或新闻充当实现大共同体的先在，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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